以细节调味 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刻画、故事情节、氛围渲染和丰富的想像力去搭建一个叙事空间。在小说里面，作者可以嵌入宏阔的社会主题，亦可描绘人性的深层情感。不过，学者型作家葛亮笔下的小说却是虚实交织，充满丰富褶皱，并隐藏了很多历史细节和行业知识。
以他的“家国三部曲”收官之作——《燕食记》为例，为了复刻粤港茶楼的饮食文化史，葛亮耗了约6年时间，走遍粤港等多个地区，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口述史采访、文献考究。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笔都细入毫芒，通过岭南文化美食见微知著，挖掘出隐藏在料理后面的历史与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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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你的读者才可以有情绪上的共鸣，因为它的细节很真实，特别是有关于日常的部分。”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部分照片：受访者提供
历史最为丰满的地方在于细节，而细节往往散落在旮旯之处，需要仰取俯拾，才能将各种脉络呈现得具体和细致。翻阅《燕食记》时，一股人间烟火气息便扑面而来，语句间有很多粤语词汇，读起来有一种旧时代的代入感。葛亮的笔触很细腻地刻画出岭南饮食文化，还添加了一些挺有趣的茶楼行规，像客人指着鼻子就是要“香片”，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
这部小说从香港最古早的茶楼“杏花楼”开始叙述，带领读者体验茶楼空间的流变与社会变迁，亦融入很多关于粤港美食的习俗文化。葛亮举例广州人喜欢在过年前后吃黄沙大蚬，因为“蚬”取“显”的读音，有显贵的寓意。对当地人来说，吃蚬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记忆回溯。
葛亮笑说自己并非老饕，不过对饮食情有独钟，并认为食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去叙述岭南文化和特质。同时，食物还能够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戏曲、空间、其他非遗的部分。“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面。吃是很永恒的东西，你的口味代表着你对于这种文化的一种极度认同感。”
不过，他为此作品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情感准备与沉淀。“（记者：担心写坏吗？）倒不是担心写坏，而是我觉得你要动笔的话，我希望笔下的一方水土，必须要有感情的。否则，你会觉得写它的意义是什么？写作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
筛选少量考据素材“调味”
下笔之前，葛亮会有一系列考据过程，运用很长时间搜集资料、田野考察和构思作品。在创作“家国三部曲”时，《朱雀》用了5年，《北鸢》则是7年。然而这种长周期的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沉淀，能够不断地反刍文字，用最精准的词汇去表达。
葛亮每一部长篇小说动辄要30至40万字，这样才能完整地表达内心的创作意图和面向，比方说构筑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忆城市、一个家族历史，“它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体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一定是很充实跟愉悦的。”
纵使有庞大的资料素材，他会悉数筛选，只动用少量素材为作品“调味”，让小说故事更为立体鲜活。不少人会以为在采集口述史时，受访者会不愿透露行业细节或流程。葛亮直言，许多老前辈比很多人想像的通达多了，观念也很新颖。
“他们没有说很多东西是密不外宣。在过程中，有些东西专业性太强，我一时可能catch不到，他们会说，‘葛老师，我来做给你看’。”
从未想过能当作家
葛亮有很显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外界将他比喻为“文坛贵二代”。面对这个标签，他却学会顺其自然，不给自己添加任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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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年少时期压根儿没想过当作家。在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时，班上倒是很多同学喜欢写作，系上还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做美编，负责画插图和封面。”他开心地笑道。
不过，能报读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国“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个时期，孩子的大学专业方向不属于个人选择，而是整个家庭的选择。为了争取更好的职涯机会和前途，许多父母会要求孩子攻读商科、法律或电脑相关的科系。
其实，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别是物理和工程数学。
惟，两老都没有改变葛亮的梦想，反而支持他读中文系。他坦言，选读中文系或多或少与父亲有关。从小，父亲给他阅读《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培养对文学的感知，学习文字的语言审美。随后，主修俄语外语的父亲又给葛亮接触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无形中，他又被苏俄小说所影响，打开了小说的格局感，学会宏大的叙事和开阔的结构。这些“训练”为小说写作带来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艺术见解肯定也对我是有影响，不光是艺术观、审美观，甚至也包括写作观。虽然他不写小说，毕竟是艺术史学者、一位画家，所以他的著述（《据几曾看》）也是围绕这个部分，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电影是写作养分之一
其实，电影也是葛亮写作的其中一个养分。早在1998年，还在读大三的他就常常流连于南京的西祠胡同BBS论坛，其中“后窗看电影”板块尤其吸引他。而这个论坛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论坛之一，为他带来了很丰富的电影资讯和启发。
“我现在香港浸会大学里面，除了教文学，我也在教文学向电影转化的课程。”不过，主轴始终围绕在文学，专注在剧本分析和文学语言，探讨原著小说如何通过电影改编，达到有效的转化，成为另一种艺术介质。
然而，电影与文学的叙事空间终究不同。文学通常更加开阔，其叙事方式和语言构成为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与想像空间；一旦转化为影视作品，许多原有的想像会随之变得具象而具体。
“这两种介质（文学与电影）中间转化的过程，对我而言蛮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记》也在筹备做改编，“我自己没有参与，但我会关注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怎样（处理）。”
第一篇小说在香港诞生
出身在书香门第，葛亮会不会很早就开始写作？其实不然，由于他对写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动笔。直至他在千禧年远赴香港大学攻读硕博时，才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无岸之作》。而这部小说成功刊登在文学刊物《收获》上面。正是因为这次投稿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亦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
5年后，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谜鸦》，拿下第19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他缓缓地说，这个奖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获奖，很大可能写作兴趣会中断。“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对年轻的写者的这种鼓励，然后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当时有出版人跟我讲，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个小说集，包括《谜鸦》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它会是一个很实在的动力，让你继续写下去。”
长居香港的葛亮认为，南京是创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所谓温床是潜移默化地，让他能积淀题材、文学审美的感受，也包括历史感。虽然在南京古都成长，但未必会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达。香港却带他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重新认识故乡南京
“南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一种审美体验，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会觉得，它和你的故土，作为一个城市而言，它的气韵的反差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躬身反照的心理——原来我的家乡还是很不同的。”
“你会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当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你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 才发现家乡如此的不同。”有了这样的落差感，驱使他用文字去记录这些事迹。毕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欠了家乡和情感的债务。
“你太习惯了那个环境，没有发现到它（南京）的意义，或者没有发现它的美。”
“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是来自于六朝（古都）的神兽，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访，便问了他，为什么“辟邪”会成为南京标志？辟邪是干嘛的？由于这个标志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烟品牌也有这个标志，反而不会特别留意或研究。
“他追问很多问题，我发现我无法解答他所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习惯和蒙昧。”
AI会不会影响创作？
在人工智能（AI）时代，许多人都会好奇AI会不会影响创作？葛亮则很淡然地说暂时不会。
“为什么我说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有情感的，而情感会导致你不会在所有的节点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为人类会有缺憾，因为有遗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类在创作方面某些特质。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有缺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带来了难以预计的一些意外。”
他说，AI太完满了，在AI里面没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遗憾的部分，是人类最无可预计，最精妙的部分。”
简介：1978年出生于南京，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品涵盖小说、文化随笔与文学评论，代表作有《飞发》《问米》《朱雀》《北鸢》《燕食记》《灵隐》等等。他曾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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