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刻画、故事情节、氛围渲染和丰富的想像力去搭建一个叙事空间。在小说里面,作者可以嵌入宏阔的社会主题,亦可描绘人性的深层情感。不过,学者型作家葛亮笔下的小说却是虚实交织,充满丰富褶皱,并隐藏了很多历史细节和行业知识。
以他的“家国三部曲”收官之作——《燕食记》为例,为了复刻粤港茶楼的饮食文化史,葛亮耗了约6年时间,走遍粤港等多个地区,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口述史采访、文献考究。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笔都细入毫芒,通过岭南文化美食见微知著,挖掘出隐藏在料理后面的历史与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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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你的读者才可以有情绪上的共鸣,因为它的细节很真实,特别是有关于日常的部分。”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部分照片:受访者提供
历史最为丰满的地方在于细节,而细节往往散落在旮旯之处,需要仰取俯拾,才能将各种脉络呈现得具体和细致。翻阅《燕食记》时,一股人间烟火气息便扑面而来,语句间有很多粤语词汇,读起来有一种旧时代的代入感。葛亮的笔触很细腻地刻画出岭南饮食文化,还添加了一些挺有趣的茶楼行规,像客人指着鼻子就是要“香片”,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
这部小说从香港最古早的茶楼“杏花楼”开始叙述,带领读者体验茶楼空间的流变与社会变迁,亦融入很多关于粤港美食的习俗文化。葛亮举例广州人喜欢在过年前后吃黄沙大蚬,因为“蚬”取“显”的读音,有显贵的寓意。对当地人来说,吃蚬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记忆回溯。
葛亮笑说自己并非老饕,不过对饮食情有独钟,并认为食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去叙述岭南文化和特质。同时,食物还能够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戏曲、空间、其他非遗的部分。“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面。吃是很永恒的东西,你的口味代表着你对于这种文化的一种极度认同感。”
不过,他为此作品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情感准备与沉淀。“(记者:担心写坏吗?)倒不是担心写坏,而是我觉得你要动笔的话,我希望笔下的一方水土,必须要有感情的。否则,你会觉得写它的意义是什么?写作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
筛选少量考据素材“调味”
下笔之前,葛亮会有一系列考据过程,运用很长时间搜集资料、田野考察和构思作品。在创作“家国三部曲”时,《朱雀》用了5年,《北鸢》则是7年。然而这种长周期的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沉淀,能够不断地反刍文字,用最精准的词汇去表达。
葛亮每一部长篇小说动辄要30至40万字,这样才能完整地表达内心的创作意图和面向,比方说构筑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忆城市、一个家族历史,“它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体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一定是很充实跟愉悦的。”
纵使有庞大的资料素材,他会悉数筛选,只动用少量素材为作品“调味”,让小说故事更为立体鲜活。不少人会以为在采集口述史时,受访者会不愿透露行业细节或流程。葛亮直言,许多老前辈比很多人想像的通达多了,观念也很新颖。
“他们没有说很多东西是密不外宣。在过程中,有些东西专业性太强,我一时可能catch不到,他们会说,‘葛老师,我来做给你看’。”
从未想过能当作家
葛亮有很显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外界将他比喻为“文坛贵二代”。面对这个标签,他却学会顺其自然,不给自己添加任何压力。
当然,他年少时期压根儿没想过当作家。在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时,班上倒是很多同学喜欢写作,系上还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做美编,负责画插图和封面。”他开心地笑道。
不过,能报读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国“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个时期,孩子的大学专业方向不属于个人选择,而是整个家庭的选择。为了争取更好的职涯机会和前途,许多父母会要求孩子攻读商科、法律或电脑相关的科系。
其实,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别是物理和工程数学。
惟,两老都没有改变葛亮的梦想,反而支持他读中文系。他坦言,选读中文系或多或少与父亲有关。从小,父亲给他阅读《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培养对文学的感知,学习文字的语言审美。随后,主修俄语外语的父亲又给葛亮接触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无形中,他又被苏俄小说所影响,打开了小说的格局感,学会宏大的叙事和开阔的结构。这些“训练”为小说写作带来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艺术见解肯定也对我是有影响,不光是艺术观、审美观,甚至也包括写作观。虽然他不写小说,毕竟是艺术史学者、一位画家,所以他的著述(《据几曾看》)也是围绕这个部分,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电影是写作养分之一
其实,电影也是葛亮写作的其中一个养分。早在1998年,还在读大三的他就常常流连于南京的西祠胡同BBS论坛,其中“后窗看电影”板块尤其吸引他。而这个论坛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论坛之一,为他带来了很丰富的电影资讯和启发。
“我现在香港浸会大学里面,除了教文学,我也在教文学向电影转化的课程。”不过,主轴始终围绕在文学,专注在剧本分析和文学语言,探讨原著小说如何通过电影改编,达到有效的转化,成为另一种艺术介质。
然而,电影与文学的叙事空间终究不同。文学通常更加开阔,其叙事方式和语言构成为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与想像空间;一旦转化为影视作品,许多原有的想像会随之变得具象而具体。
“这两种介质(文学与电影)中间转化的过程,对我而言蛮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记》也在筹备做改编,“我自己没有参与,但我会关注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怎样(处理)。”
第一篇小说在香港诞生
出身在书香门第,葛亮会不会很早就开始写作?其实不然,由于他对写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动笔。直至他在千禧年远赴香港大学攻读硕博时,才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无岸之作》。而这部小说成功刊登在文学刊物《收获》上面。正是因为这次投稿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亦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
5年后,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谜鸦》,拿下第19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他缓缓地说,这个奖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获奖,很大可能写作兴趣会中断。“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对年轻的写者的这种鼓励,然后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当时有出版人跟我讲,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个小说集,包括《谜鸦》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它会是一个很实在的动力,让你继续写下去。”
长居香港的葛亮认为,南京是创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所谓温床是潜移默化地,让他能积淀题材、文学审美的感受,也包括历史感。虽然在南京古都成长,但未必会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达。香港却带他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重新认识故乡南京
“南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一种审美体验,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会觉得,它和你的故土,作为一个城市而言,它的气韵的反差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躬身反照的心理——原来我的家乡还是很不同的。”
“你会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当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你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 才发现家乡如此的不同。”有了这样的落差感,驱使他用文字去记录这些事迹。毕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欠了家乡和情感的债务。
“你太习惯了那个环境,没有发现到它(南京)的意义,或者没有发现它的美。”
“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是来自于六朝(古都)的神兽,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访,便问了他,为什么“辟邪”会成为南京标志?辟邪是干嘛的?由于这个标志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烟品牌也有这个标志,反而不会特别留意或研究。
“他追问很多问题,我发现我无法解答他所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习惯和蒙昧。”
AI会不会影响创作?
在人工智能(AI)时代,许多人都会好奇AI会不会影响创作?葛亮则很淡然地说暂时不会。
“为什么我说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有情感的,而情感会导致你不会在所有的节点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为人类会有缺憾,因为有遗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类在创作方面某些特质。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有缺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带来了难以预计的一些意外。”
他说,AI太完满了,在AI里面没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遗憾的部分,是人类最无可预计,最精妙的部分。”
简介:1978年出生于南京,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品涵盖小说、文化随笔与文学评论,代表作有《飞发》《问米》《朱雀》《北鸢》《燕食记》《灵隐》等等。他曾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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