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細節調味 用素材塑形，葛亮釀造小說真實感與溫度

葛亮笑說自己並非老饕，不過對飲食情有獨鍾，並認為食物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去敘述嶺南文化和特質。同時，食物還能夠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戲曲、空間、其他非遺的部分。“中國人的道理都在吃裡面。吃是很永恆的東西，你的口味代表著你對於這種文化的一種極度認同感。”

不過，他為此作品也做了很長時間的情感準備與沉澱。“（記者：擔心寫壞嗎？）倒不是擔心寫壞，而是我覺得你要動筆的話，我希望筆下的一方水土，必須要有感情的。否則，你會覺得寫它的意義是什麼？寫作一定是一個有溫度的事情。”

篩選少量考據素材“調味”

下筆之前，葛亮會有一系列考據過程，運用很長時間蒐集資料、田野考察和構思作品。在創作“家國三部曲”時，《朱雀》用了5年，《北鳶》則是7年。然而這種長週期的寫作，對他而言是一種沉澱，能夠不斷地反芻文字，用最精準的詞彙去表達。

葛亮每一部長篇小說動輒要30至40萬字，這樣才能完整地表達內心的創作意圖和麵向，比方說構築一個非常完整的記憶城市、一個家族歷史，“它真的是需要有這個體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過程當中，你的心態一定是很充實跟愉悅的。”

縱使有龐大的資料素材，他會悉數篩選，只動用少量素材為作品“調味”，讓小說故事更為立體鮮活。不少人會以為在採集口述史時，受訪者會不願透露行業細節或流程。葛亮直言，許多老前輩比很多人想像的通達多了，觀念也很新穎。

“他們沒有說很多東西是密不外宣。在過程中，有些東西專業性太強，我一時可能catch不到，他們會說，‘葛老師，我來做給你看’。”

從未想過能當作家

葛亮有很顯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祖父是著名藝術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則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由於出生在知識分子世家，外界將他比喻為“文壇貴二代”。面對這個標籤，他卻學會順其自然，不給自己添加任何壓力。

當然，他年少時期壓根兒沒想過當作家。在南京大學就讀中文系時，班上倒是很多同學喜歡寫作，繫上還出版自己的文學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我在做美編，負責畫插圖和封面。”他開心地笑道。

不過，能報讀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國“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個時期，孩子的大學專業方向不屬於個人選擇，而是整個家庭的選擇。為了爭取更好的職涯機會和前途，許多父母會要求孩子攻讀商科、法律或電腦相關的科系。

其實，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別是物理和工程數學。
惟，兩老都沒有改變葛亮的夢想，反而支持他讀中文系。他坦言，選讀中文系或多或少與父親有關。從小，父親給他閱讀《閱微草堂筆記》《世說新語》，培養對文學的感知，學習文字的語言審美。隨後，主修俄語外語的父親又給葛亮接觸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無形中，他又被蘇俄小說所影響，打開了小說的格局感，學會宏大的敘事和開闊的結構。這些“訓練”為小說寫作帶來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藝術見解肯定也對我是有影響，不光是藝術觀、審美觀，甚至也包括寫作觀。雖然他不寫小說，畢竟是藝術史學者、一位畫家，所以他的著述（《據幾曾看》）也是圍繞這個部分，不算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創作。”

電影是寫作養分之一

其實，電影也是葛亮寫作的其中一個養分。早在1998年，還在讀大三的他就常常流連於南京的西祠衚衕BBS論壇，其中“後窗看電影”板塊尤其吸引他。而這個論壇是中國最早的電影論壇之一，為他帶來了很豐富的電影資訊和啟發。

“我現在香港浸會大學裡面，除了教文學，我也在教文學向電影轉化的課程。”不過，主軸始終圍繞在文學，專注在劇本分析和文學語言，探討原著小說如何通過電影改編，達到有效的轉化，成為另一種藝術介質。

然而，電影與文學的敘事空間終究不同。文學通常更加開闊，其敘事方式和語言構成為讀者提供更大的解讀與想像空間；一旦轉化為影視作品，許多原有的想像會隨之變得具象而具體。
“這兩種介質（文學與電影）中間轉化的過程，對我而言蠻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記》也在籌備做改編，“我自己沒有參與，但我會關注藝術家在這個過程中會怎樣（處理）。”

第一篇小說在香港誕生

出身在書香門第，葛亮會不會很早就開始寫作？其實不然，由於他對寫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輕易動筆。直至他在千禧年遠赴香港大學攻讀碩博時，才開始創作第一篇小說《無岸之作》。而這部小說成功刊登在文學刊物《收穫》上面。正是因為這次投稿成功，給了他很大的鼓勵，亦開啟了他的文學創作之旅。

5年後，他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謎鴉》，拿下第19屆“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他緩緩地說，這個獎項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如果沒獲獎，很大可能寫作興趣會中斷。“我覺得臺灣在這個方面對年輕的寫者的這種鼓勵，然後它的力度還是比較大。當時有出版人跟我講，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個小說集，包括《謎鴉》之後的一系列小說。它會是一個很實在的動力，讓你繼續寫下去。”

長居香港的葛亮認為，南京是創作的溫床，香港是寫作的磁場。所謂溫床是潛移默化地，讓他能積澱題材、文學審美的感受，也包括歷史感。雖然在南京古都成長，但未必會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達。香港卻帶他踏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重新認識故鄉南京

“南京，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適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過程中已經達到了想要的一種審美體驗，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會覺得，它和你的故土，作為一個城市而言，它的氣韻的反差還是蠻大的。這個時候就會有一種躬身反照的心理——原來我的家鄉還是很不同的。”

“你會覺得，在你成長的過程中，當時覺得習以為常的事情，原來你換了一個生活的環境， 才發現家鄉如此的不同。”有了這樣的落差感，驅使他用文字去記錄這些事蹟。畢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他欠了家鄉和情感的債務。

“你太習慣了那個環境，沒有發現到它（南京）的意義，或者沒有發現它的美。”

“南京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標，是來自於六朝（古都）的神獸，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訪，便問了他，為什麼“辟邪”會成為南京標誌？辟邪是幹嘛的？由於這個標誌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菸品牌也有這個標誌，反而不會特別留意或研究。

“他追問很多問題，我發現我無法解答他所有問題。這個時候就是我說的所謂的習慣和矇昧。”

AI會不會影響創作？

在人工智能（AI）時代，許多人都會好奇AI會不會影響創作？葛亮則很淡然地說暫時不會。

“為什麼我說不會取代人類，因為人類是有七情六慾的，人類有情感的，而情感會導致你不會在所有的節點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為人類會有缺憾，因為有遺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類在創作方面某些特質。這是其一。其二是因為有缺憾，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帶來了難以預計的一些意外。”

他說，AI太完滿了，在AI裡面沒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覺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遺憾的部分，是人類最無可預計，最精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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