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4日综合电)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认为,韩国总统尹锡悦此次宣布实施戒严,犹如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坟墓,事实上无论他后来是否解除戒严,此举都会危及他的政权。
尹锡悦“自掘坟墓”,但没有如果……
韩国刚刚经历了一场仅持续6小时的“短命”戒严,让尹锡悦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外界评论,这犹如一场“政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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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也在疑惑——尹锡悦发动这场戒严行动的导火索是什么?他和在野党之间究竟有何纠葛?已被在野党“逼入墙角”的他,到底会继续抵抗、最后一博?还是辞职认输、黯然下台?
对于这场让全球都为之震惊的韩国政坛大事件,观察者网特邀詹德斌,探究其中背后原因和未来走向。

詹德斌说,如果不取消戒严,韩国民众会走上街头,通过抗议的方式逼他下台,就像朴槿惠时期出现的那种情况。因为尹锡悦当前民调支持率已跌破至20%以下,戒严事件一出,支持率恐怕掉到个位数,那他还有什么政令可以出得了龙山总统府?
而如果取消戒严,则让在野党继续找到了攻击他的理由,通过弹劾等合法的方式将其赶下台,这种可能性现在是大大增加的,其被弹劾下台的风险也在增加。
詹德斌表示,事实上,如果尹锡悦不搞“紧急戒严”这一出,他的压力会比现在要小得多,“无非就是党争,能干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
在当前韩国国会全部300个总席位中,虽然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占175席,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及其卫星政党占108席,但国民力量党最终守住了“修宪防御线”,即100个议席,消除了“在野阵营推进修宪和总统弹劾”的忧虑。
正因如此,在野党过去对弹劾尹锡悦较为谨慎,共同民主党过去一直试图走一种“中间路线”,即先寻找尹锡悦的“犯罪证据”,然后再提交弹劾案,增加弹劾成功的几率。
“现在基本上认定宣布戒严在程序上和理由上都有违反宪法的嫌疑,这为共同民主党弹劾直接提供了子弹。”
詹德斌称,如今尹锡悦宣布戒严,等于直接提供了“犯罪证据”,增加了执政党内部的分裂风险,也推高了弹劾案通过的几率。

尹锡悦害怕了,这些都是“导火索”
詹德斌告诉观察者网,正如尹锡悦在宣布实施戒严时所说的,凭借着多数议席,在野党近期在国会削减了预算案中诸多可灵活运用的资金,缺少这些资金让政府很难运作各项事务,因此让尹锡悦大为恼火。
此外,在野党近期也在弹劾大批检察官,瘫痪司法工作,并试图弹劾多位政府部长,可能影响尹锡悦政府贯彻相关政策。另外,尽管尹锡悦已经数度否决,但在野党仍持续提出“金建希特检案”等案件,这些法案不断被重新表决,让获得通过可能性大大提高。
而在11月25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教唆伪证”案在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李在明被判无罪。事实上,这一判决结果也让尹锡悦大为失望,执政势力原本希望通过司法力量终结李在明的政治生命,但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以上种种,都让尹锡悦有了“危机感”,仿佛在政治上被“逼入墙角”,这也许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在现在突然宣布戒严的“导火索”。
除了眼前的这些事件,詹德斌指出,虽然尹锡悦当选了总统,但李在明的政治影响力仍在不断崛起,这种崛起不仅对现在的政权构成威胁,也对未来尹锡悦不再是总统时构成威胁。一旦李在明当选下一任总统,他很可能会清算尹锡悦政府对其所做的事,包括动用公检法发动调查等。
“尹锡悦很清楚,即便自己卸任之后,也会遭到李在明报复,所以一定要在政治上把李在明铲除。”
辞职还是抵抗?尹锡悦现在焦头烂额
詹德斌认为,尹锡悦现在可谓“众叛亲离”,一定焦头烂额,处于相当艰难的困境中,正在苦思冥想应对之策。目前,局势瞬息万变,对于他的未来动向,各种可能性都有,但主动辞职的可能性仍然相对小一些。
“一旦辞职,相当于束手就擒,(在野党)可以动用一切手段来整治你,你的任何防御手段都没有了。至少总统的身份可以有一定的豁免权,除了内乱罪、叛国罪等,其他很多罪名可以免于调查。”
詹德斌指出,尽管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已要求尹锡悦退党,但他在执政党内仍属于少数派。尹锡悦现在可能正在观察,执政党内部的动向究竟是什么,如果执政党愿意在弹劾问题上和他一道防御,至少目前仍能继续做总统,并在手中握有一些行政权力,最多是在涉及第一夫人的“金建希特检案”上有所让步和牺牲,比如接受调查等。
“当然,如果发现执政党已经完全抛弃他,大批民众走上街头要求他辞职,不排除最后(尹锡悦)自己主动辞职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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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15日综合电)尹锡悦弹劾案宣判在即,支持与反对的两派人马,几乎每天上街抗议,韩媒今天报道,为免示威现场出现擦枪走火,韩国警方投入了调解纠纷的“对话警察”,任务是安抚现场民众的情绪,然而却成了他们的出气筒,每天都被他们辱骂,许多警察甚至因此需要心理咨商。
《首尔经济》报道,尹锡悦引起的戒严风波至今已超过100天,社会对立日益严峻,现场抗议的民众充满愤怒的情绪,为让现场气氛缓和,韩国警方派出“对话警察”,负责调解现场纠纷,却被民众辱骂。
一名“对话警察”警官说:“不沦民众骂得多难听,我都静静的听着,有时一骂就是10分钟起跳。”
报道说,警察如果听了民众的辱骂,自己生气起来,就难以担任调解现场纠纷的“对话警察”,因此只能摸摸鼻子,静静地听着民众的辱骂。一名警察感叹:“两个阵营的民众,都对警察充满敌意。虽然我已经做这行很多年了,可是最近只要在集会现场工作,就感到筋疲力倦。”

随着戒严风波延烧,集会示威一场接一场,在现场与民众沟通的“对话警察”越来越重要。许多警察说:“虽然很有成就感,但是情绪负担很沉重,人力又严重短缺,忍耐已经达到极限。”
根据韩国警察协会研究,与没有派出“对话警察”的集会相比,派出“警察对话”的集会中,违法抗议活动减少了54.4%,有明显的降低冲突效果,这就是韩国警方近年来在集会游行中,频繁派出“对话警察”的原因。
根据了解,去年全国举行的8万8823场示威中,有8万3585场都部署了“对话警察”,比例高达94.1%。
警察们抱怨:“当我们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会开启‘沉默模式’,静静地听着现场民众的辱骂,不做其他的事”、“我们很多同事都有耳鸣和静脉曲张的问题”、“最近一周工作7天变成常态、压力又更大了!”
由于工作处于高压环境,许多“对话警察”有接受心理咨商的需求,虽然有一笔专门为“对话警察”提供心理咨商的预算,可是每年规划4000万韩圜(12.15万令吉)是不够的。
东国大学警察司法学院教授赵英日呼吁:“对话警察属于心理健康的高危群族”、“必须确保警方有足够的心理健康计划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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