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修法严惩网络霸凌，对未成年加害者呢？

网络霸凌（Cyberbullying）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严重的社会课题，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构成重大威胁。通讯部希望透过提高罚则以遏制针对18岁以下少年的网络霸凌，但修法后是否能有效处理未成年加害者，仍存在争议。

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霸凌已经有法律支撑；但未成年人的行为由谁监管？父母是否应为其子女的行为负责，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我国现行法律主要通过通讯与多媒体法处理网络不当行为，若未成年子女使用父母的设备发布违法内容，父母可能间接受牵连。2001年儿童法令则强调父母的监管义务，若孩子涉违法行为，父母可能面临法律指责。

但上述法律更多聚焦于行为结果，而非事前预防，缺乏针对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的具体规范。

各方责任与国际经验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的行为影响深远。大马许多家庭采取严格管教模式，但部分父母对网络行为的监控和教育明显不足。一些家长甚至不理解网络霸凌的严重性，忽视了孩子可能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的风险。

另一方面，教育部已推出《零欺凌政策》（Zero Bullying Policy），旨在促进校园反霸凌意识，并推动网络安全教育。然而，这一政策的落实程度仍需观察。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力度低，也增加了家长和学校干预的难度。

国际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在美国，部分州如威斯康辛州，父母可能因监管失职而被追究法律责任。当未成年人持续进行网络霸凌行为时，父母不仅需承担精神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法律制裁。这种做法既惩罚了监管不力的父母，也给受害者提供了补偿。

德国强调父母的连带责任，法律规定父母需确保子女在使用网络时遵守相关法律，否则可能被要求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模式强化了父母在预防霸凌中的角色。

在日本与韩国，法院通常会要求涉及网络霸凌案件的父母接受辅导课程，帮助他们改善教育方式，从根源上减少霸凌行为。

应对策略与建议

为更有效地应对未成年人网络霸凌，以下几点建议值得推动：

其一，制定专门法律与父母责任规范，借鉴德国和美国经验，应引入专门反网络霸凌法律，明确父母的监管责任。同时对首次违规的未成年加害者，应以教育和辅导取代惩罚，避免其因犯罪标签受到持续负面影响。

其二，推广数字素养教育；政府应在中小学推动数字素养教育，帮助学生理解网络行为的影响，并提高自律能力。此外，可设立家长培训计划，教导他们如何正确引导孩子的网络使用。

其三，增强社会支持与举报机制：设立专门举报渠道，让受害者和家长能迅速寻求帮助。同时推动多方合作，让学校、非政府组织和社交平台共同建立更完善的干预和预防机制。

其四，引入技术手段监管：鼓励技术企业开发专门工具，用于监控未成年人网络行为，协助父母及学校识别潜在问题。

其五，加强公共宣传；推动反霸凌公众运动，强化全社会对网络霸凌的关注与认识，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打击霸凌的参与者。

在大马，未成年人网络霸凌问题并非仅靠严刑峻法便能解决。家庭、学校及社会应共同合作，形成一套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父母的确需要承担教育和监管责任，但不能仅将矛头指向家庭教育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的法律框架，提升教育水平及社会支持，让每个孩子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同时帮助父母更好地履行数字时代的监护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