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修法嚴懲網絡霸凌，對未成年加害者呢？

網絡霸凌（Cyberbullying）在全球範圍內已成為嚴重的社會課題，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構成重大威脅。通訊部希望透過提高罰則以遏制針對18歲以下少年的網絡霸凌，但修法後是否能有效處理未成年加害者，仍存在爭議。

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的霸凌已經有法律支撐；但未成年人的行為由誰監管？父母是否應為其子女的行為負責，目前缺乏明確法律規範。

我國現行法律主要通過通訊與多媒體法處理網絡不當行為，若未成年子女使用父母的設備發佈違法內容，父母可能間接受牽連。2001年兒童法令則強調父母的監管義務，若孩子涉違法行為，父母可能面臨法律指責。

但上述法律更多聚焦於行為結果，而非事前預防，缺乏針對未成年人網絡行為的具體規範。

各方責任與國際經驗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對未成年人的行為影響深遠。大馬許多家庭採取嚴格管教模式，但部分父母對網絡行為的監控和教育明顯不足。一些家長甚至不理解網絡霸凌的嚴重性，忽視了孩子可能成為加害者或受害者的風險。

另一方面，教育部已推出《零欺凌政策》（Zero Bullying Policy），旨在促進校園反霸凌意識，並推動網絡安全教育。然而，這一政策的落實程度仍需觀察。同時，社交媒體平臺的管理力度低，也增加了家長和學校干預的難度。

國際經驗提供了寶貴的參考。在美國，部分州如威斯康辛州，父母可能因監管失職而被追究法律責任。當未成年人持續進行網絡霸凌行為時，父母不僅需承擔精神賠償責任，還可能面臨法律制裁。這種做法既懲罰了監管不力的父母，也給受害者提供了補償。

德國強調父母的連帶責任，法律規定父母需確保子女在使用網絡時遵守相關法律，否則可能被要求承擔賠償責任。這種模式強化了父母在預防霸凌中的角色。

在日本與韓國，法院通常會要求涉及網絡霸凌案件的父母接受輔導課程，幫助他們改善教育方式，從根源上減少霸凌行為。

應對策略與建議

為更有效地應對未成年人網絡霸凌，以下幾點建議值得推動：

其一，制定專門法律與父母責任規範，借鑑德國和美國經驗，應引入專門反網絡霸凌法律，明確父母的監管責任。同時對首次違規的未成年加害者，應以教育和輔導取代懲罰，避免其因犯罪標籤受到持續負面影響。

其二，推廣數字素養教育；政府應在中小學推動數字素養教育，幫助學生理解網絡行為的影響，並提高自律能力。此外，可設立家長培訓計劃，教導他們如何正確引導孩子的網絡使用。

其三，增強社會支持與舉報機制：設立專門舉報渠道，讓受害者和家長能迅速尋求幫助。同時推動多方合作，讓學校、非政府組織和社交平臺共同建立更完善的干預和預防機制。

其四，引入技術手段監管：鼓勵技術企業開發專門工具，用於監控未成年人網絡行為，協助父母及學校識別潛在問題。

其五，加強公共宣傳；推動反霸凌公眾運動，強化全社會對網絡霸凌的關注與認識，讓每個人都能成為打擊霸凌的參與者。

在大馬，未成年人網絡霸凌問題並非僅靠嚴刑峻法便能解決。家庭、學校及社會應共同合作，形成一套多層次的預防和干預體系。

父母的確需要承擔教育和監管責任，但不能僅將矛頭指向家庭教育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的法律框架，提升教育水平及社會支持，讓每個孩子遠離網絡霸凌的侵害，同時幫助父母更好地履行數字時代的監護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