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高度权力距离”文化影响大马进化历程
“权力距离”越高的社会，“接受不平等”程度越大，民众通常容易服从上级或有权势者，即便是无理的要求或做法，并认为这是“自然秩序”而较能够接受这种状况，上级也认同这一“真理”，或会对不遵守的行为给予惩罚。
“护送大人物车队与救护车碰头，谁有继续路程优先权？”12月5日的国会下议院会议，有议员提出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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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长根据1967年警察法令第21条文回应这个问题：“警方必须让救护车及消防车先通行”。
即使不看法令，正常人脑袋也知道，应该“先救命”，再“敬让大人”吧？
这应该是common sense，但在某些国家，common sense很多时候也会变馊。比如像马来西亚这种高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的国度。
“权力距离”，是指民众对社会上“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或“组织中低权力成员接受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权力距离”越高的社会，“接受不平等”程度越大，民众通常容易服从上级或有权势者，即便是无理的要求或做法，并认为这是“自然秩序”而较能够接受这种状况，上级也认同这一“真理”，或会对不遵守的行为给予惩罚。
根据荷兰Maastricht University社会心理学家暨荣休教授Gerard Hendrik Hofstede（1928–2020年）的论述，马来西亚“权力距离指数”高达 100，是全球“权力距离”最高的国家（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中国、日本、韩国的数据分别为：64、74、78、94、70、80、54、60）。
这些数据可靠与否诚属见仁见智，但大多数国人尊敬“领导”和敬畏“头衔”的有权势人物，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习性，从而也较倾向于赋予领导和高层人物更大权力。
由于“服从”和“忍气吞声”成了民众惯性，“作威作福”、“拿鸡毛当令箭”顺理成章成了掌权者（和狐假虎威者）的习性，难于更改。
即便多数年轻一代受过高等教育，手握权力的高层只要耍一耍手段，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也就diam-diam了，最多在社媒上吵嚷一番，然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媒体广泛报道的“警卫打伤聋哑电召车司机”个案，是一个绝佳例子。
这宗简单、易明、证据充足的案件，警方却需要5个月时间去调查，轻描淡写的处理，而受众和广大民众和公民组织也“两岸猿声啼不住”，展现出马来西亚特有的“高度权力距离”文化。
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差别是有没有媒体高调报道而已。
2021年12月26日早上10点，我的车子在Jalan Hulu Langat龟速爬行将近一个小时，目的地是水灾重灾区Taman Sri Nanding，以协助赈灾工作。
来到Bt 14回教堂前，前方突然响起警笛，然后是一大串开路警队、Vellfire官车、还有许多不知名车。
当时的社媒讯息“GOTONG ROYONG KELUARGA MALAYSIA BERSAMA YAB PM”告诉我：时任首相依斯迈来灾区巡视！因为首相这种大阵仗的摆官威，那天我（和所有其他赈灾队伍）花了比前几天多三倍的时间，才到达灾区。
当晚回到家，才发现一则“Nyawa boleh tunggu, VIP jalan dulu”的视频已在社媒火红；某网民在现场拍到警员截停救护车，以让路给首相车队。可想而知，这种神憎鬼厌的行为，自然被人民骂得狗血淋头。
第二天，有关当局试图为首相辩护，辩说交警因首相车队更靠近路口，所以让车队先行。无奈狡辩敌不过事实，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民众，都亲眼看到交警其实一早已截停救护车，然后再等首相车队的到来。什么“距离考量”等都是唬弄民众的胡话。
后来有人分享了印尼Jokowi总统警队让路给救护车的视频，借此讽刺依斯迈的车队。
在高度权力距离的国度，上层和掌权者往往对“上达天听”这种事“你聋我聋”，认为自己没错、不需要提升和改进，而一般草根民众则不会主动提出看法，或最多在咖啡店、社媒嘀发牢骚几句就不了了之。
这样的环境，加上政府“公务员法令”这道紧箍咒，紧紧扼制公立大学（本来应该扮演社会进化“前锋”的）教授们的发言，造就了一个管理落后、低效、腐败、贪污、失信等案件频仍的国家。
“高度权力距离”文化是否影响国家进化？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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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大数据和类似GeoTanaman系统，将能有效、妥善的种植规划，避免粮食产量过剩、市场价格过低，“毁菜”悲剧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菜农毁菜”，几乎成了我国每年的常态悲剧。最新事件发生在3月初，当开斋节（大部分业者没有营业）、天时地利（气候利好导致产量猛增）、“人不和”（菜农同时间大量栽种同种类蔬菜）三大因素一起发生时，造成各类蔬菜价格暴跌，收购价跌至每公斤几十仙，导致菜农面临严重亏损，不得不忍痛“毁菜”，每天被丢弃蔬菜高达1000公斤以上。
这些“毁菜”悲剧每年不断重演，同时却有许多贫困家庭没钱买粮食，政府也不断呼吁各造重视“粮食安全”议题，“被逼毁菜”现象何其讽刺、矛盾、荒谬、可悲、痛心和无奈！
很多人在网上评说“干嘛不捐给慈善机构？”在供过于求、菜价过低情况下，倒贴收割费和运输费然后捐给慈善机构，只有大慈善家才有能力做得到吧？而且站在商业考量立场上，捐出去的蔬菜，也会辗转来到市民手中，进一步影响削弱原本就“供过于求”的市场。
当然，工人短缺、肥料农药等开支暴涨、虫害天灾、极端天气、大农场或进口蔬菜垄断、农耕地租期等因素，也都影响菜价和市场供需平衡，但相比之下这些都是次要问题；而前述三大首要因素里，只有最后一项“避免同时间种相同菜类”可以人为控制，以避免供过于求时菜价一泻如注。
我国蔬菜种植领域涉及数万农友，面对全马各处气候、土地、人手、运输、虫害等条件各异的种植地，如何避免同时间大量种植同类菜类，关键是“大数据”。若农民能通过某些网上软件或平台，及时获取供需量、菜价、区域种植量、气候、虫害等种植资讯，就能避免同一时间种植过多同种类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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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22年7月，为了加强农业规划和管理，农业部就已开发并发行了GeoTanaman和GeoTanih两种平台，以加强国家食品系统链，努力减少全球粮食危机带来的影响。其中GeoTanaman为农民和批发商提供作物分布、土地利用和市场匹配等信息，从而促进更好的种植规划并减少农产品过剩。GeoTanih则是集中式的地理空间土壤数据管理系统，提供土壤适宜性、物理和化学特性以及已登记土壤类型的分析，帮助农民在作物种植做出明智决策。
问题是，这种大数据系统，必需依赖大量使用者：使用者越多，数据就越多，就能更精准掌握状况，从而高效解决问题。
2022年7月的官方数据表明，GeoTanaman使用者只有区区1200名，一年后情况也不见好转，农业部还呼吁更多农友登记和使用这些系统。截稿前，笔者致电布城农业部，被告知使用人数还是很低。
笔者也使用过该GeoTanaman平台，尝试寻找一些有关芥兰在去年7月的需求量和产量，键入所需要求后，系统回说“查无答案”，随后把要求换为菜心、蕹菜、小白菜、包菜、苋菜等，同时尝试转换月份、年份后，全部搜寻依然显示“没有答案”。搞了半天，回到个人资讯页面，才发现上头一则讯息“GeoTanaman 系统正在测试中”！隔天再尝试，也是一样“正在测试中”。
至于“极少使用者”这问题，农业部的回复是“这是小规模项目，并未获得政府大量资金支持，也导致宣传方面不够全面”。问题是，当“极少”相关业者使用这“大数据系统”，原本应该提供讯息的平台就无法有效操作。
这意味着，尽管政府有心开发这些系统尝试解决问题，宣传不足、用户使用率低却直接导致平台形如废物。此外，广大农友有没有具备足够的数字素养、醒觉和技术能力，也是系统效益至关重要因素。
最重要的是，若问题源头真的是“拨款不足”，政府肯认真解决问题的话，就必需提供足够拨款，让农业部对其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和推广，该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团队也能借此提升系统维护工作，并不时对应用程序进行改善、更新GeoTanaman系统。
我们理解农业部在拨款、资源不足情况下，优先考量那些“极为重要”的项目，但粮食安全应被视为国家当前首要议程，善用大数据和类似GeoTanaman系统，将能有效、妥善的种植规划，避免粮食产量过剩、市场价格过低，“毁菜”悲剧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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