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距离”越高的社会,“接受不平等”程度越大,民众通常容易服从上级或有权势者,即便是无理的要求或做法,并认为这是“自然秩序”而较能够接受这种状况,上级也认同这一“真理”,或会对不遵守的行为给予惩罚。
“护送大人物车队与救护车碰头,谁有继续路程优先权?”12月5日的国会下议院会议,有议员提出这问题。
ADVERTISEMENT
内政部长根据1967年警察法令第21条文回应这个问题:“警方必须让救护车及消防车先通行”。
即使不看法令,正常人脑袋也知道,应该“先救命”,再“敬让大人”吧?
这应该是common sense,但在某些国家,common sense很多时候也会变馊。比如像马来西亚这种高度“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的国度。
“权力距离”,是指民众对社会上“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或“组织中低权力成员接受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权力距离”越高的社会,“接受不平等”程度越大,民众通常容易服从上级或有权势者,即便是无理的要求或做法,并认为这是“自然秩序”而较能够接受这种状况,上级也认同这一“真理”,或会对不遵守的行为给予惩罚。
根据荷兰Maastricht University社会心理学家暨荣休教授Gerard Hendrik Hofstede(1928–2020年)的论述,马来西亚“权力距离指数”高达 100,是全球“权力距离”最高的国家(泰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中国、日本、韩国的数据分别为:64、74、78、94、70、80、54、60)。
这些数据可靠与否诚属见仁见智,但大多数国人尊敬“领导”和敬畏“头衔”的有权势人物,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习性,从而也较倾向于赋予领导和高层人物更大权力。
由于“服从”和“忍气吞声”成了民众惯性,“作威作福”、“拿鸡毛当令箭”顺理成章成了掌权者(和狐假虎威者)的习性,难于更改。
即便多数年轻一代受过高等教育,手握权力的高层只要耍一耍手段,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也就diam-diam了,最多在社媒上吵嚷一番,然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媒体广泛报道的“警卫打伤聋哑电召车司机”个案,是一个绝佳例子。
这宗简单、易明、证据充足的案件,警方却需要5个月时间去调查,轻描淡写的处理,而受众和广大民众和公民组织也“两岸猿声啼不住”,展现出马来西亚特有的“高度权力距离”文化。
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差别是有没有媒体高调报道而已。
2021年12月26日早上10点,我的车子在Jalan Hulu Langat龟速爬行将近一个小时,目的地是水灾重灾区Taman Sri Nanding,以协助赈灾工作。
来到Bt 14回教堂前,前方突然响起警笛,然后是一大串开路警队、Vellfire官车、还有许多不知名车。
当时的社媒讯息“GOTONG ROYONG KELUARGA MALAYSIA BERSAMA YAB PM”告诉我:时任首相依斯迈来灾区巡视!因为首相这种大阵仗的摆官威,那天我(和所有其他赈灾队伍)花了比前几天多三倍的时间,才到达灾区。
当晚回到家,才发现一则“Nyawa boleh tunggu, VIP jalan dulu”的视频已在社媒火红;某网民在现场拍到警员截停救护车,以让路给首相车队。可想而知,这种神憎鬼厌的行为,自然被人民骂得狗血淋头。
第二天,有关当局试图为首相辩护,辩说交警因首相车队更靠近路口,所以让车队先行。无奈狡辩敌不过事实,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民众,都亲眼看到交警其实一早已截停救护车,然后再等首相车队的到来。什么“距离考量”等都是唬弄民众的胡话。
后来有人分享了印尼Jokowi总统警队让路给救护车的视频,借此讽刺依斯迈的车队。
在高度权力距离的国度,上层和掌权者往往对“上达天听”这种事“你聋我聋”,认为自己没错、不需要提升和改进,而一般草根民众则不会主动提出看法,或最多在咖啡店、社媒嘀发牢骚几句就不了了之。
这样的环境,加上政府“公务员法令”这道紧箍咒,紧紧扼制公立大学(本来应该扮演社会进化“前锋”的)教授们的发言,造就了一个管理落后、低效、腐败、贪污、失信等案件频仍的国家。
“高度权力距离”文化是否影响国家进化?答案是肯定的。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