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学.团结政府要带我们二次起飞？

他认为，真正的“国富”，必须连带着“民富”，而民富的根本思想，和重商主义那一套背道而驰——那是一套无论贫贱贵富，人们皆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就是“自由市场”。

经济学的创立，让我们在政治哲学以外，多一个视角理解政治。所以，要说我们学经济的有什么理想，那就是——在政治中加入经济学来考虑，而这套经济学必须不违背“自由市场”的宗旨。今天看来，这个理想是落空了。

在经济学中加入政治考虑，则是后来才有的事。这是本末倒置，却蔚为风潮。

马来西亚在1970及1980年代曾经历一次经济起飞，在这两个时代各别推动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带动了槟城、雪兰莪，和柔佛的发展。

第一次的经济起飞，给国家累积了大量财富，壮大了官联投资公司（government-linked investment companies, GLIC），尤其是财政部控制的Minister of Finance Inc.及其全资拥有的国民投资机构（PNB）和国库控股（Khazanah）。

这是因为我们在1969年经历五一三事件，政府随后推出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旨在扶持马来人及其他土著。GLIC变成推动这一议程的工具。

这次起飞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嘎然而止。马来西亚人民卡在不贫穷也不富裕的“中等收入”（middle-income），而“国家”的财富却暴增。这是因为马哈迪私有化政策下的很多公司面临财困，导致GLIC必须出资拯救这些“私营”公司。

到今天，6家GLIC合共管理逾1万8000亿令吉的资产，占据整体股市超过25%的股份，涵盖近六成的风险投资。上期专栏提到的GEAR-uP计划，是政府要通过GLIC在未来五年内投资合共1200亿令吉在本地直接投资的项目。我认为这是马币在8到10月间高飞的原因。

哥美兹教授（Terence Gomez）是马来西亚难得有良心有见地的政治经济学者。他认为GLIC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举足轻重，但具体怎么做，有待详细研究。他这番话说在2018年。到今天，我们又看到多少研究呢？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今年出版了新书《Second Takeoff》，摆出了经济二次起飞的愿景。他为团结政府的昌明大马框架，套上了新潮的经济学理论，如“entrepreneurial state”、“mission economy”等。这不是经济学，而是化了妆的政治语言罢了。

政治其实很难，老实学经济的不懂，老实做生意的也不懂。我们不是常抱怨“都是政治的问题”？身为政客，就应该去处理政治问题。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民族、国家和宗教”的事（bangsa, negara dan agama）。如果哪位政客还认为自己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要做，那我必须奉劝他们，不要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