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知名历史教授们都宣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具备成为法西斯独裁者的潜质,而特朗普本人也表示他对维护那些自由民主制度所仰赖的体制(比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无党派官僚体系)毫无兴趣。
美国民主能否经受住特朗普对其根基的日益侵蚀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捍卫这些根基。因不满反对派议员阻挠其议程,韩国总统尹锡悦在12月3日突然宣布戒严并随即激发了来自街头和国会的抗议活动。最终他在众人——包括本党成员——的强烈抵制之下退缩了。而我们也希望特朗普在采取类似举措时也会得到同样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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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远未成为一个专制国家,但特朗普却已经被一些人视为可怕的君主而不是民选总统。亚马逊公司创始人、《华盛顿邮报》老板贝佐斯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却阻止该报编辑支持贺锦丽竞选总统。主持人乔·斯卡伯勒多年来一直在MSNBC节目中抨击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却在后者胜选后不久急忙前往佛罗里达州摇尾乞怜。
而在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威胁的警告已经让位于机会主义。曾将特朗普普称为“骗子”的参议员卢比奥如今被提名担任国务卿,而私下将其比作希特勒的万斯则会成为副总统。这种行为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野心很容易压倒政治和道德上的顾虑。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足够多的共和党人采取更为原则性的立场。
对一个腐败且喜欢打击报复的总统的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采取一些当年纳粹德国民众所谓的“内部移民”策略:保持低调,别惹麻烦。特朗普的当选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无力和幻灭。与2016年时相比人们似乎对抵制不那么感兴趣了。我认识的许多人都不想再阅读或收听新闻了。
从公共广场退回自己的私人花园可能会很有吸引力,但美国依旧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将因此蒙受损失。正如一位前驻俄罗斯记者在《纽约时报》上指出的那样,就像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德国人一样,普汀治下的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虽然他们可以选择远离政治,但政治可不会远离他们。
美国人如果表现得好像已经生活在专制统治下,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那些生活在真正专制统治下的持不同政见者往往会采取相反的做法。后来成为总统的剧作家和政治异见人士瓦茨拉夫·哈维尔冒着生命危险反抗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权并多次遭到监禁。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坚持认为即使在不自由的社会里也应该表现得像自由人一样。哈维尔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活在真实之中”,即拒绝屈服于独裁者的谎言。
特朗普尤其敌视媒体(“人民的敌人”)和自由派大学,原因是它们有能力去揭露他那些拙劣且往往充满毒害性的谎言。他威胁要关闭那些不附和他的广播公司、监禁批评他的记者,以及对他眼中那些“觉醒派”大学施以罚款。而鉴于“觉醒”这一术语的模糊性,几乎任何教育机构都可能成为目标。
我们很难预测美国大学和新闻编辑室内部的反应。对报复的畏惧可能会促使教授、编辑、记者和大学管理人员实施自我审查而不是坚持“活在真实之中”。另一方面,大学和其他精英文化机构中的一些特朗普反对者可能会出于纯粹的沮丧和愤怒而加倍反对总统及其支持者所憎恶的一切,在种族、性和性别方面变得更加意识形态化。
这两种反应都会让特朗普得逞。自我审查和对公众抗议的恐惧意味着对谎言的反击会减少,而意识形态狂热则将强化那些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即他们投身一场文化战争是做法是正确的。这可是一场他们在当前政治气候下注定会获胜的战争,毕竟美国的保守派比左翼激进分子多,身份政治在大城市和大学城之外并不受欢迎。
因此对于那些媒体和高等教育领域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应对威权政治威胁的最佳方式是停止一切意识形态姿态,通过公开辩论、学术自由和诚实、公正的报道来追求真相。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
特朗普和其他想要实施专制统治的民粹主义者的最糟糕之处不在于其谎言(所有政客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说谎),而是认为真相并不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认为每一种对真相的主张都是武断且偏袒的(这种看法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而日益流行),那么专制领导人就更容易将他那个版本的真相强加于我们。这样一来,民主必将凋零。
伊安·布鲁玛,作家,他的最新著作是《斯宾诺莎:自由的弥赛亚》(Spinoza:
Freedom’s Messiah,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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