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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pm 22/1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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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遏制保费飙涨,不能治标不治本

关乎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政府和必须更积极地介入干预,以塑造一个可持续的医疗生态系统。保险公司和也应该配合政府的行动,毕竟杀鸡取卵,没有人会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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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保费飙涨一事迎来转机,国家银行日前宣布临时措施,让投保者暂喘一口气,避免陷入的困境。

相关措施包括:2024年至2026年基于医疗索赔通胀引发的保费上涨,将分成3年内逐步调高,另有至少80%投保人的医疗保险保费涨幅将低于10%;60岁及以上、持有最基本计划的保单持有人将享有为期一年的保费上涨延迟;在2024年退保或终止保障的持有人可在无需额外核保的情况下重新激活其保单;保险/伊斯兰保险公司将推出保费相同或更低的替代产品等等。

投保者当初为了获得医疗保障而购买医保,讵料保费后来大幅增加,导致他们难以承担,纷纷断保。这些年纪渐长的投保者在最需要医保的时候,却被迫断保,实属无奈之举。

政府和国行如今出手干预,遏制保费涨幅,是一项好消息,同时也可能是个转折点。峇央峇鲁区国会议员沈志勤甚至形容,这是历年来首次,人民在与大公司的强权抗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在欣慰国行介入,为投保者带来曙光之际,也须认清,相关措施治标不治本,只是暂时抑制保费飙涨,并未从根源解决问题。

譬如,保费上涨分成3年调整,是把涨幅分散,减少投保者的“痛苦”,可是投保者3年后还是得承受沉重的保费。

又比如,乐龄人士的保费延迟一年上调,然而一年后呢?投保者还是得面对同样的问题。今年承担不起高额保费,难不成在一年后就能负担吗?这只是将问题推迟,不是解决问题。

诚如大马消费人协会联合会(FOMCA)所言,国家银行为应对医疗保险飙涨而宣布的临时措施,只是权宜之计,根本没解决核心的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政府与国行须加强监管医保保费和私人医院收费,以免投保者成为俎上之肉。

私人医院的收费不透明,出现双重标准,推动医疗费的上涨,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保费的飙升。若不从这个根源着手处理,难以有效抑制医保保费的上涨。

在通胀压力下,医疗成本逐步走高,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但私人医院的治疗收费须透明合理,不该出现“同一病症不同收费”的现象。例如,持有医药卡者患上骨痛热症,到私人医院求医的费用是4500令吉至5000令吉,惟若无医药卡,同样到私人医院,费用却只是约1500令吉。类似的双重标准收费,无疑会推高保费。

医保保费高涨的问题,不仅关乎投保者的福祉,也会影响社会其他成员。当许多人无法承担高昂的医保保费、断保后,他们会转向政府医院寻求治疗,这势必会加重公共医疗体系的负担,影响整体的服务效率与品质。

私人医院对医保投保者收取昂贵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大幅调高保费,是杀鸡取卵的短视之举,短期内虽能带来盈利,然而一旦公众对医保失去信心,涌向公共医疗体系,最后,所有人都会沦为输家。

医保关乎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政府和国行必须更积极地介入干预,以塑造一个可持续的医疗生态系统。保险公司和私人医院也应该配合政府的行动,毕竟杀鸡取卵,没有人会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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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00pm 12/02/2025 2.0千点阅
社论.大马华裔新生儿骤减的警讯

華裔新生兒驟降,是經濟、文化、政策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這不僅影響華裔社群的發展,也對國家未來人口結構、勞動力市場與經濟增長帶來挑戰。許多國家已採取對策,以財政補貼、托育支持、職場友善政策等方式鼓勵生育。政府若要提升生育率,應綜合財政補助、育兒支援與職場友善政策,以減輕家庭的生育負擔,讓年輕一代能夠在更有信心與保障的環境下選擇生育。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去年我国首三季的新生儿人数30.78万人,预计全年新生婴儿大约41万,远低于2018年的50.2万人,短短7年间,新生儿出生率骤降18%。

华裔新生儿数量下降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去年是华人龙年,按理说会出现12年一波的婴儿潮,但去年前三季华裔新生儿只有2.96万人,预计全年4万人,低于2023年的4.48万人,比起2000年的11.54万人大幅减少65%。更令人担心的是2024年前三季大马新生儿总数为30.78万人,华裔仅占9.6%,远低于华裔目前占总人口比例的22.5%。

上述现象不仅反映了华裔社群的人口危机,也预告了大马华裔族群锐减对社会带来的深层挑战。这一趋势不仅对华裔社群未来发展构成威胁,也对大马的多元文化结构和经济活力带来潜在风险。

华裔新生儿减少的背景与原因

大马新生儿锐减是普遍现象,但华裔新生儿减少的情况尤其严重,从数据上看华裔年轻人似乎自我推动一胎化政策,生活成本增加、价值观改变、加上不婚不育的人口增加,是导致华裔新生儿逐年下降的原因。

其一,经济压力与生活成本上升:近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育儿及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尤其是房价、教育费用和医疗开支增长,使得许多家庭在考虑生育前就先感受生活压力。华裔社群重视教育,许多家庭愿意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但这也意味着生活支出增加;在收入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许多年轻夫妇乾脆选择推迟生育年龄或减少生育数量。

其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同龄人相互影响,导致华裔青年社群的价值观产生变化。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被个人追求生活品质的想法取代,许多年轻人更注重职业发展和个人成就,而非传统的家庭责任。此外,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更多女性选择参与职场,这也使得生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降低。

其三,婚姻观念的改变与单身化趋势:近年来,大马华裔社群的婚姻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晚婚甚至不婚的现象日益普遍。根据统计,华裔女性的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4岁上升至2020年的28岁,而男性的初婚年龄也从27岁上升至30岁。晚婚推迟生育年龄,导致生育率下降。此外,单身主义的观念兴起也使得部分年轻人选择不结婚或不生育。

其四,政策与社会支持的不足:尽管大马政府推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如生育补贴和税收优惠,但这些措施缺乏诱因;政府的宣传与支持力度不足,无法有效缓解生育和养育的经济压力。此外,托儿服务的不足导致工作与家庭生活难以平衡,使得许多夫妇对生育持谨慎态度。

大马华裔新生儿减少的现象并非独例,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总和生育率(TFR)从1950年的4.7下降至2020年的2.4,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已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2.1)。例如,日本的生育率为1.3,韩国为0.8,台湾为1.0,新加坡为1.1。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大马政府的应对策略

近年,许多国家同样面临生育率下降问题,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新加坡,全面的生育激励政策,包括提供高额生育补贴与育儿津贴,如“育儿花红”计划,每名新生儿可获约新币1.1万津贴;同时强化托儿服务,确保双薪家庭可兼顾育儿与事业。

其二是韩国政府也扩大育儿支持,包括提供长期产假与补贴(如发放每月1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增设公立托儿机构,减轻父母照顾与经济负担。

法国也推动完善的家庭福利,包括“家庭补助计划”,提供现金补贴、托育补助、减税优惠等综合措施;再者就是赋予弹性工作制度,帮助家庭平衡工作与育儿需求。

相较于先进国家采取的措施,大马政府行动十分消极,这将导致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育儿意愿低落,所以政府应积极参考国外作法,加强宣导。

其一,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政府应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包括提高生育补贴、扩大托儿服务覆盖范围、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等。此外,政府可以考虑推出长期的育儿假政策,帮助父母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

其二,推动性别平等与女性权益保障:政府应推动性别平等政策,增加女性在职场的参与度,并提供更多的育儿支持。例如,政府可以鼓励企业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并设立更多的托儿设施,帮助女性在追求职业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放心生育。

其三,重塑社会文化与价值观:政府应通过媒体宣传和教育,重新塑造生育的正面形象,鼓励年轻人将生育视为社会责任和个人成就。

其四,考虑放宽移民政策:对于生育率长期低迷的华裔社群,政府可以考虑放宽年轻与高学历的移民政策,吸引更多高技能移民,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与新生儿的增加。

华裔新生儿减少的现象不仅是华裔社群的危机,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在全球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大马需要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推动性别平等、重塑社会文化价值观,以及考虑移民政策的补充作用,来应对这一挑战。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确保我国的多元文化结构和经济活力得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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