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黄凯德 ／看书写作是日常 不乐于贴上文青的身分标签

在他求学之时，“华校”已不复在，彼时新加坡正好进入全英语教学时代，也许在同样是英校生的情况下，只要中文理解能力或表述能力较他人强些许，华语较为标准，就会被其他人归类到“文青”行列里。

于是，在他看来，就新马的情况而言，“文艺青年”仿佛是一个圈套，或是一个会不知不觉落入的模型：只要你稍微爱看书；可能爱看书之余，稍微发表过一些作品，“啪”一声，“文艺青年”的标签就被贴上。

“因为新加坡是语言多元的性质，用中文写作或者用中文阅读本来就是一个偏非主流，或与英文相较，并非主流的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就掉进一个套里。”

“（文艺青年）不是一个我很乐于见到的身分。”

误打误撞成为记者8年

黄凯德曾是一名记者，他坦言之所以会从事媒体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单向波”的情况，因为从中文系毕业的他，眼前自然而然只有“中文媒体”和“华文老师”两条路可供选择。他尝试过另辟蹊径，本想留校继续深造，朝学术方向发展却遭遇磨难，学术之路宣告失败，于是在他大学毕业后便投入报社。

“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还会再走这一条没走成的路吗？”我问。

“不会，大概有点庆幸没有走那一条路，哈哈。”他笑着回答，没有半分犹豫。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走过的路未必一路繁花。

当记者的初期，朋友觉得长期被他们标签为“文艺青年”的他可能无法适应，然而，他却在这一行一干就是8年。

他笑说“记者”和“作家”本就是绝配的组合，放眼欧美，著名的作家都有“记者”的身分，而回首8年的记者生涯，亦为他供给许多养分以及创作的灵感。

当时菜鸟记者，进入报馆之初就会被分配到意外组，他自然不例外。

意外组记者是报馆诸多组别中，最直面人性阴暗、生离死别和血腥暴力的人群。在过去，新加坡意外组的记者均有一个传统：每日一早就得到殓尸房去报道。

因为对他们而言，殓尸房是挖掘新闻的去处。

“新加坡新闻的来源不是很多，但你可以凭公众的热线电话，或者有时候警方会透露一些消息，可是很多新闻还是要主动去挖掘。”

在新加坡，所有遗体都必须先进入殓尸房，然后再提领出来，尤其是非自然性死亡的死者更是如此。

蹲守在殓尸房，向一个个家属打听死者姓甚名谁，年龄、性别、种族和死因，然后察言观色，看看是否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

像嗜血的秃鹰。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做法，如果用广东话来说，是很‘阴公’的做法，后来这（传统）就改掉了。”

他坦言其他新进记者和同事在工作时，现场的画面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但许是他年轻胆大，又或许个性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相较起他人，他却能够坦然见证血腥暴力的场面，以及人性阴暗面，进而沉着地报道。

“当然，事后回想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大概是一个意外记者才能够较为深入地去接触到新加坡繁荣安逸亮洁的表面底下，跟任何地方和社会都有的，较为龌龊、阴暗的一面。”

“这几年以意外记者的身分，这么一个经验，现在想起来其实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是否鼓励学生投入新闻媒体行业历练，借此积累人生阅历，他笑着摇了摇头，“有时候会分享一下自己过往当记者的一些经验，可是现在很难去鼓励学生做什么事情，而且现在新加坡媒体也是在萧条当中。”

“限制”只是创作枯竭的借口

黄凯德认为即便要写新加坡的故事，创作亦未必要写苦难，因为小说的题材多样化，可能国泰民安、水清无鱼，也会有创作的基础。

“过去很多人喜欢挑剔新加坡的说法是太干净太安逸，它必然是对创作不利的，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创作的理念或者观念。”

然而，在他看来不过是个写不出东西的借口。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就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来，就要抛出一个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无能、无知，后来这（理论）就已经不好意思讲出来了，因为全世界有太多例子，你已经不能够去推搪， 找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

“不是说政府不让你写这个内容，所以你就创作不出高能量的作品，这讲不通啊，是没有逻辑的，是一个谬误，现在偶尔还会听到人家这样说，都是借口啦！”

他以伊朗电影为例，伊朗电影工作者冒着身陷囹圄的风险，在限制重重的环境仍能频出佳作，无疑打脸了用“体制”作为盾牌的人们。

“人家是冒着会关一辈子的危险，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去拍他要拍的电影，那其他地方有比伊朗政府可怕的吗？”

不排斥作品被影视化

除了记者、老师、作者，其实黄凯德也曾当过编剧。

在大学毕业时，出于好玩心态，他曾与对影视拍摄感兴趣的朋友合作创办一家制作公司，结果拍了三部电视电影，公司便宣告倒闭。

他透露，在这些年来，偶尔会跟一些影视业内工作者谈及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或担任编剧的可能，但很多时候往往无疾而终。

资金欠缺必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让他感到有些无奈。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觉得编剧是可以用最少钱解决的一件事，他们还是有这个想法。”

他能理解这是由于预算本就不高，因此能拨给故事创作者的部分极为有限，认为可以便宜行事的缘故。

他笑道自己并非米兰·昆德拉，反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反而是抱持欢迎的态度来相谈，有需要的情况下也不介意担任编剧。

“但就这个行业而言，好像都有一个说法是原著跟编剧应该是划分成两个人来处理比较妥当。”

“因为电影跟文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媒介嘛，能写小说的未必可以编电影剧本，而且可能自己的作品在取舍上有某一些盲点吧，这可能对于整个电影的制作不是太有效率。”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

尽管黄凯德希望写作成为“日常”，但他笑言由于个人怠惰，加上新加坡是个比较世俗化、务实化的社会，整体氛围不太理想；个人能力所限等因素，无法做到让写作成为一种日常。
“我觉得任何一个创作者，如果交不出什么成绩，最后只能怪个人，责无旁贷嘛！”

而他对“成绩”的定义，并非出版成书、得奖等外在肯定，是在于作品的好坏。

“一个写作人最重要且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你写出什么东西，你自己可以去判断。”

“品味他人跟鉴赏自己是相通的，所以应该都知道（如何判断）。”

他笑说自己没有伟大的志向，但应该还有“几本书”的能量，虽然网络成了时代的主流，出版业处于萧条的境况，他却依旧希望将文字打印成册，摆放在某处。

“我们可能还活在过去对于书本怀有比较浪漫想像的那个世代，觉得写了这么多东西需要白纸黑纸，需要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且需要摆在书店、图书馆里头，摆在某一个读者的床边、书橱里头，过去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书店看书的年代过来的人。”

有趣的是，他一方面坚持以白纸黑字为作品的载体，另一方面至今保持每日阅读习惯的他，却转向电子书。

“因为Kindle太方便了。”

那么爱看书的你，喜欢方便携带的电子书还是充满质感的实体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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