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咏介.民主千疮百孔

但在目前阶级、族群和宗教严重对立，捍卫意识形态高于协调差异的年代，上述对民主政体的定义和描述不免显得过于理想化，成为一种“回不到的过去”。

翻开这几年各个民主大国面对的挑战，几乎无不与对立和冲突有关，而民主政治强调的包容和协商空间正在缩小，这导致近几年各国的选举都是意识形态的对抗，选举结果也无助于弥合社会的分歧，反而会加剧社会分裂。

著名政治学者包刚升在《演变》一书中根据社会的对立程度不同，将民主治理区分为“软政治”与“硬政治”。

在“软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更有可能尊重宪法、尊重基本的政治规则，或者说存在着较为明确的规则共识。

但是，在“硬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一旦认为，政治分歧是根本性的，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身与政治对手是无法和解或无法妥协的，他们就更有可能选择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击败对手，甚至是彻底摧毁对手。如果是这样，政治博弈更有可能走向无规则的状态，尊重宪法和规则共识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那为何许多民主大国会从和谐包容的“软政治”走向目前日趋对立的“硬政治”呢？那是因为民众的生活过得不安稳，日益被恐惧和无力所笼罩。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看法，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从为柴米油盐而担忧到后来为争取人权和自由而愤懑。

但随着经济果实越来越难以到达底层，底层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苦，这些民主大国的政治文化便又转回物质主义，“软政治”下强调的道德和规则在民生议题面前越来越不值一提，甚至被认为是上层精英绑架和说教底层民众的手段。

而政治精英的堕落和衰微也导致政党推出的候选人素质越来越低。

以韩国总统尹锡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为例，若是以他们的政治资历，在党内政治精英的筛选下恐怕难以成为总统候选人。但由于政党越来越在意选举输赢而遭到民意裹挟，导致许多只会哗众取宠而没有治理能力的明星政客被搬上台面，并任由他们操纵舆论，让政治立场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于是政治僵局和政府瘫痪也就越来越常见。

《民主国家如何死亡》一书中便强调政党作为民主守门人的重要性。政党不仅有责任审查候选人的政治能力和操守，也有责任捍卫民主制度的包容和协商精神。

而许多出现民主危机的国家当中都会出现将对手妖魔化为敌人，将民众区分为敌我双方，并不断杯葛对手提出的政策和法案，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瘫痪政府运作的政党和政客。

如果再以过分道德主义、过分理想主义的视角去应对目前的政治分歧与冲突，政治困境或许只会更加严重。

尽管欧美政治文明通常被视为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但这种高度文明化的政治在应付文明程度较低的政治分歧与冲突时可能反而会捉襟见肘。

如果我们无法意识到民主制度运行到今天的种种水土不服，其所仰赖的养分会一点一点地消失，如何捍卫民主制度仅存的果实已成为各国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