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對“經濟”只有籠統概念。安華政府試圖以經濟成績來贏取民心,是以實擊虛——經濟可以向好,民心卻贏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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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投資法前輩冷眼說:“經濟興衰對股市的影響遠遠超越政局”。
2024年的馬來西亞,從股市上升到安華和東姑賽夫魯成功到處招商,在在印證年度漢字“升”。然而,對比在政治上頻頻不斷被炒作的社會議題——KK Mart襪子風波、啤酒商贊助華教義演、清真認證老孃惹、中文招牌等事件,一波又一波的驚濤裂岸,讓人擔心,多年建立起的長堤旦夕間就要衝垮。
由此可見,經濟和政治果然可以一升一落。老前輩專研的是股市,但他的洞見啟發了我對政治的思考。容我借用老先生的話,反過來說:“政治昌明對民主的影響遠遠超越經濟”。
所謂民主,說白了即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以今天團結政府的施政來看,他們顯然認為自己只要搞好經濟,就保得住政權;甚至還有人說:“只要選民們‘做對來’,馬來西亞就能有二次起飛”——劉鎮東新書《Second Takeoff》的序文頭一句話這麼說。
根據默迪卡民調中心,民眾主要擔憂的仍然是經濟問題,今年11月有65%的受訪者認為當前國家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去年這一比率是74%,而社會、種族及政治問題,只佔了微不足道的個位數。
到底什麼是“經濟”?說國家朝著正確方向的人士有39%,他們當中有26%看見經濟改善;說國家朝著錯誤方向的人士有53%,他們當中有47%認為經濟堪憂。這些對經濟持正反意見的人,對經濟有一致的觀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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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C和GLC的真正價值,斷不在於依賴政府補貼生存,而在於如何通過優質投資和高效經營,助力國家經濟成長。
首相安華日前表示政府將嚴格監管政府相關投資公司(GLIC)和政府相關公司(GLC),並關閉所有無盈利的政府企業,是符合此二者創建之初衷,也是合理且必要的。
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因為GLIC和GLC的設立初衷是協助政府創收,並推動國家經濟發展,而不是虧本後仍然繼續經營,反而本末倒置地成為政府財政負擔。
GLIC和GLC的存在,原本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效益,並促進國家競爭力。然而,長期以來,一些GLIC和GLC由於管理不善或缺乏市場競爭力,導致持續虧損,甚至依賴政府補貼生存。
如此情況不但完全背離了其創始目標,更是背道而馳地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平白佔用了原本可以用在更關鍵領域的公共資金。
安華指出目前政府已經關閉了一些隸屬於政府機構的小型企業,如橡膠小園主發展局或聯邦土地發展局旗下的公司。
政府此舉合理,因為不可能繼續浪費資源去負擔這些長期處於虧損的企業。而關閉這些企業反而有助於提高政府機構的整體效率,同時確保公共資金可以得到最佳利用。
政府成立這些臂膀企業後,需要成立董事局以進行具體的業務運營。但如果企業無法獲得盈利,那麼這些領取高額薪資和津貼的董事局和管理層,顯然必須像私企那樣受到質詢,並給予說明的。
而首相安華的決定表明,政府已經不再容忍虧損企業的存在,而是要求GLIC和GLC承擔更嚴格的財務紀律和治理責任。
事實上,這種做法不僅有助於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也能促進問責文化,確保企業管理層必須對公司的績效負責。
然而,除了虧損的企業需要受到整頓,GLIC和GLC也有責任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在財政部主導的“GEAR-uP”計劃下,政府鼓勵這些公司在未來5年內投資約1500億令吉,以支持經濟增長。這顯然是一個長期的戰略投資,因為這不僅能創造就業機會,還能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形成更強勁的經濟循環。
總結而言,安華政府對GLIC和GLC的嚴格監管,無疑是“長痛不如短痛”的自療手段,也是確保國家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步驟;同時果斷關閉無盈利的政企,一則能夠減少財政浪費,其次還能強化問責制度,推動更有效的資源配置。
事實上,GLIC和GLC的真正價值,斷不在於依賴政府補貼生存,而在於如何通過優質投資和高效經營,助力國家經濟成長。
因此安華的改革雖然會影響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然長遠而言,這個方向卻是必須的,如今就要看安華的改革力度,能否讓GLIC和GLC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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