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吃完午饭后,刚好和时任集团总编辑刘鉴铨先生乘电梯回同一楼层的办公室,一出电梯就不约而同转往厕所的方向走去。刘总和我对视了一眼后不由笑了起来,说:“吃完饭总得上一趟厕所,也不是说急,但完成了接下来也就少了一件事要办。”我回答:“对,回到座位后如果要上,还得再走一趟,麻烦。”他点点头说:“可做可不做的事,顺手的话就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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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这句话当时有醍醐灌顶之效,让我记到现在仍受用无穷。许多看似不急的事,在时间的缝隙中就顺手解决掉,日后竟发现本该千头万绪的绳结,往往会在谈笑间迎刃而解,这是我从老行尊学到的第一件事。
我刚入行时,报馆已实行电脑化作业,但一些上了年纪的前辈还掌握不了新的科技工具,在新旧交替期间,报馆也通融这些老前辈维持原有的手工制版方式,我因此有幸见识了报业消逝的昨日。现今用电脑排版的编辑,有时把照片和稿件移来挪去半天才勉强凑起来的版面,在时任〈言路〉版编辑吴天华先生的手中,就只靠一罐牛胶、一把铁尺和剪刀(或美工刀),先把分好栏列印出来的打字稿和标题裁剪下来,再一一拼贴到纸版上,三两下就完成的版面依然稳重平衡,这事先的字数计算最终如何划分成版位上的疆界分明,如今已成失传的技艺。
彼时电脑尚未普及,网络才刚兴起,许多来稿还是手写,爷爷──已停刊的学生刊物《星星》中,四眼家族的爷爷漫画形象就是根据吴天华先生的外形创作的,我们也据此尊称他叫爷爷──就每天提着一大袋待审的稿件上下班,圆滚的身形走起路来有些蹒跚。爷爷其实已经退休了,但仍以合约形式延聘,有一次同桌吃饭时我问他:“爷爷,你年纪都这么大了,为何还要这么频扑呢?”他只回以一声叹息,话题就转到合约员工的各种聘雇福利上,聊了些什么早已不记得,不知为何却让才刚二十出头的我在心中种下了要在55岁退休的念头──法定60岁退休年龄还是后来的事。
虽然爷爷老骥伏枥未必事出无奈,或许也只是找些事忙过过时辰,不想蹉跎赋闲时光而已,但不管日子怎么过,人至少要有可以选择的能力。这是我从老行尊身上学到的第二件事。
我从老行尊身上学到的第三件事,跟采访有关。
有一次到打字部取稿时,碰到邓如钦先生在等自己专栏的打字稿。邓先生是早年的名笔,常化身不同笔名写人物专访、时评政论、影话小品等专栏,用过的笔名常见的有施远、方悟、项舟、令孤臭等。他为人诙谐健谈,我见到他总喜欢攀谈几句,好在老人家也不嫌烦,往往听来许多故事。
那一次说起他在马场不知要下注哪一匹马,就和身边不相识的男子研究起手上的马经来,言谈间才发现男子竟是当时台湾总统李登辉的女婿!他说:“谁会想到赌马竟会挖到一条台湾总统女婿是大马人的独家新闻?”随后便问我:“小伙子,你抽烟喝酒吗?平时有没有玩两手?”
我回答:“烟酒不拘,过年也和家人玩两局,但进赌场或马场却是没有的。”邓老即道:“烟酒赌博总归是不好,也不是说要鼓励你,但做我们这行的,不能没有一个可以和人接触的嗜好,往往在人来人往中就找到可以写的题材了。”
如今有年轻的同事告诉我找不到题目写,我就想起老人家。
只是岁暮怀故人,白发催年老,当时的少年如今也满眼寥落风霜,马齿徒长只能话当年而已,却不知陈年旧事又能与谁人述说?俱往矣,如今爷爷和邓先生皆已身故,惟望健在的刘总安好勿念,花开花落日月长,心若无尘岁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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