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國偉 | 你的元旦我的春節，誰才是過年？
為了去舊迎新，也或許是要實現孫中山只過元旦新年的願望，於是從1929年開始廢除農曆和禁過農曆新年，也禁貼春聯放煙花爆竹，禁互相拜年等民俗活動，連假日也取消，要照常上班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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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一個跟元旦相關的故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商談組織新政府。
孫中山提出，要中國改用陽曆，不再用陰曆(又稱農曆)；由於中國人用農曆已是數千年的習慣，驟然全部改用陽曆，不少人擔心會出問題。
儘管面對質疑和反對，孫中山態度強硬。他說，改朝換代都會大改變，現在是推翻專制改建共和，因此要向西方學習，改用陽曆是革命成功後第一件最重要改革，必須辦到。
民國政府就大力推動過元旦新年，不再過農曆新年。於是，政治領袖和公務員都在慶祝元旦新年。
那麼，小老百姓呢？
話說有個名人叫何芳洲，他積極響應政府號召過起元旦新年。元旦這一天，他就帶著家人祭祖吃年夜飯，還做好準備等親友上門拜年，結果都沒人來。
>等到了農曆除夕時，何芳洲的家人要準備吃年夜飯。他問道，不是之前吃過了嗎？家人說，那一次是吃著玩的。他無可奈何，於是全家又正式隆重地再吃年夜飯，正式過年。
儘管政府大力推動過元旦新年，不再過農曆年，可是小老百姓心中，過農曆新年才是真的過年。
袁世凱當大總統時，就採取兼容的做法。元旦新年還是元旦新年，另外再把農曆大年初一定為春節，從1914年開始實行。
後來，袁世凱想當皇帝，只是他恢復帝制招致全國臭罵和反對。最終，袁世凱取消了帝制，他死後還連累了春節。
因為，春節是袁世凱當權時定的，因此孫中山在1924年就主張廢除春節。
北代成功後蔣介石當權，就下令不準過春節，全國只有一個元旦新年，就是陽曆的1月1日。
為了去舊迎新，也或許是要實現孫中山只過元旦新年的願望，於是從1929年開始廢除農曆和禁過農曆新年，也禁貼春聯放煙花爆竹，禁互相拜年等民俗活動，連假日也取消，要照常上班和營業。
儘管民間一片譁然，但這個社會從來不會缺少，為政府和政策辯護緩頰的人。
除了官方媒體大力宣傳，不少政商名流、社會賢達和名人文豪，都擁護政府的新政策，要過元旦新年不要過農曆新年，彷佛過農曆新年就是封建觀念。
現實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於是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小老百姓就是覺得過農曆新年才對味。
最後，這個廢除農曆禁過農曆新年的一紙政令，也不了了之。
這個元旦新年的故事，也反映了三個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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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中，战后将教堂改为战胜方宗教场所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最举世闻名的，莫过于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原是拜占庭帝国时期东正教的宏伟教堂，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被改为清真寺。
百年兴都庙，斯里巴拉卡里雅曼兴都庙面临拆除，让路“马达尼”新清真寺兴建。议题炸开了锅。
即便如此，印裔社群还是展现高度克制。如果议题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其他宗教，不用等到拆迁，消息一出，恐怕就已发生种族暴动。
这是一些宗教需要学习的，也是那些放任极端传教士不断贬低其他宗教，并且推崇他国暴力宗教斗士的社群，所不可能展现的昌明姿态。
3月25日，隆市政局宣布“解决方案”：兴都庙管理层“接受”隆市政局献议，接受拆迁。
站在管理层角度，“接受”献议意味着形势比人强，原则上放弃抗争，让某些势力得逞，但人们也不得不谅解。
国家最高领导人已经摆出强硬姿态，一边炮轰“外人”干预庙方、炒作议题，一边警告处理庙宇拆迁要坚守法律。
如果要“坚守法律”，庙方恐怕就得颤抖。我国土地法明确规定，拥有注册地契，就是土地绝对拥有者。
闹上法庭，在法律眼中，兴都庙就是“非法侵占”，后果如何，不难想象。到时全盘皆输。
更何况，当年那种为了白小抗争的反对党已经进入体制，放弃抗争。
其中，冲撞体制的先锋政党，行动党，其秘书长以及代表已经在最新的党大会明确认可，党将告别以往的政治路线，专注内部协商，温和问政，并迈向让马来人安心为上的新道路。
单靠捍卫自由律师团这样的小组织，兴都庙的抗争没有本钱，也不会有好果子。
最高领导人扮演“白脸”，配合马来社会的宣传，马来商家“允许”兴都庙“非法侵占”，某些人便以此展现其“宽宏大量”。
从谈判策略的角度来看，震慑对方，让他们觉得抗争也是徒然，就早已立于“不战屈人”的优势高地。
团结政府当中的印裔领袖行事低调。不过，背后想必扮演“红脸”的角色，成功说服庙宇管理人接受搬迁献议。
听闻早前献议，乃庙宇搬迁至遥远的双溪毛糯。如果有这样的心理“锚定”，新献议改为附近位址，就是庙宇方谈判当中获得的一大“成果”，也是隆市政局的一大“让步”。
此外，如果隆市政局为新的兴都庙土地颁布为“宗教保留地”，更是在法理上一劳永逸，彻底解决庙宇土地合法性问题。
人们还可以揣测，“红脸”们或许已经争取到庙宇重新修建的政府拨款，甚至开幕时，或许还有领导人给足面子，莅临开幕。
客观来说，这个“解决方案”，庙宇方似乎还真的是赢了“里子 ”，但或许还是输了一些“面子”。
“解决方案”或许也和捍卫自由律师团，以及公正党议员哈山卡林献议，在原址让兴都庙和清真寺并存，向去不远。不同宗教在毗邻地段，和平共存。
只是，整个过程与结果或许可以赢得庙宇管理层满意，但对外溢效应未必有多大帮助。
所谓“外溢效应”，就是清真寺取代兴都庙的整个象征意义，以及它对非穆斯林心理造成的冲击。
在一片争议声中，安华最坚定的立场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坚持为新清真寺动土。这场仪式，对安华而言真的如此重要？
如果真的这么重要，人们自然要问，重要性在哪？是“我教胜利”的霸气宣示？还是自认全然合理，他人诉求不过是无赖放肆？
穆斯林社群自认，拆兴都庙，建清真寺合理，因为那是土地拥有权的法律问题。但如果庙方早前公布的资料属实，吉隆坡市政局在2014年未经庙方知情的情况下，将该地出售给现今的 Jakel Trading 马来商家，这又该如何解释？
对于已经在那片土地存在上百年的兴都庙，隆市政局售地的决定，难道不是对百年庙宇权益的蔑视？
还有消息显示，庙宇管委曾多次向当局申请土地注册，不过不得要领。既然土地上存在历史悠久的兴都庙，却还要把土地卖给马来商家，最终用来盖清真寺。在此脉络下，兴都庙“占用私人地”的说法，恐怕是误导污蔑，多余事实。
所以，单凭当下土地的注册拥有权，忽视其历史脉络，自认自己是合理正义的一方，还“宽宏大量”，显然是一种自以为是。
有人有意无意，以“动词”提出兴都庙“建在”私人土地上，仿佛暗示兴都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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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土地虽为马来商家所有，却执意挪为己用。这虽然可能只是语文表达的失准，但也可能是恶意扭曲事实。兴都庙建立在先，马来商家购地在后。刻意忽略这个次序，就是有意误导人们。
其实，这也和劳务猫山王农民的困境有雷同之处。农民多年耕耘，也数次向彭亨州政府申请土地注册，不获允许。州政府事后反将土地售予财团，赤裸裸掠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农民对不公抗争，就被打成多年非法侵占土地、非法务农。
穆斯林社群对兴都庙议题立场鲜明，门面上是站在捍卫法律立场，但深层恐怕有其他的心理情结。
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中，战后将教堂改为战胜方宗教场所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最举世闻名的，莫过于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原是拜占庭帝国时期东正教的宏伟教堂，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被改为清真寺。
这段伊斯兰文明的辉煌历史，是否形成某些教徒的深层心理，祈望转换其他宗教圣殿成为清真寺，以此成为荣光自身宗教的义务？不得而知。
另一更为本土化的情意结是，对右派马来人来说，马来半岛是马来人的土地。任何异族，原本就不应享有土地绝对拥有权。
兴都庙“占用马来人土地”论述，也符合马来人必须团结、必须掌握大权来防御时刻可能侵占他们权益的外族。马来政党日前发起反对《都市更新法案》炒作，就是基于以上论述。
马来商家就是目前兴都庙所在地的法定拥有者。对兴都庙，以及其背后非穆斯林抗议声浪让步，自然是不可接受的。
安华坚持让兴都庙拆迁，之前又强硬放话，应该都能满足马来右派的情绪。最后市政府提出的拆迁方案，也看似照顾了非穆斯林的感受。
如果希盟认为，这些措施足以安抚印裔或非穆斯林的不满情绪，恐怕过于乐观。
安华为了回应马来社群论述，为市政府拆迁方案定了调：这是马来人宽宏大量的慷慨赠予。非穆斯林能够接受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团结政府在处理伊斯兰传教士查基尔(Zakir Naik)，以及赞里（Zamri Vinoth）出言侮辱兴都教方面，没有作为，甚至可说是放纵。
旧怨未解，新恨又起。团结政府在兴都庙拆迁议题上，没有展现更大的诚意，非穆斯林的不满，恐怕难以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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