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现象／01】走向世界的村上春树，如何走进马来读者群？

隔年，1979年，30岁的村上春树出版第一部小说《听风的歌》，获得群像新人奖，自此展开全职作家生涯。7年后，华文圈方见译本，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先后出版《1973年的弹珠玩具》、《遇见100%的女孩》、《听风的歌》。

缓和的风继续吹过。

1987年，村上春树出版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他写青春的失重；他写很多人都曾靠近／掉进的那口井；他写人与人终究无法相互理解，再如何带着这番觉悟“好好活下去”。疏离而疗愈的笔调，成了当时人心的药；一年内，《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狂销400万册，缔造空前景象。中港台出版社迅速买下版权，发行各自的中文译本。

“村上风”这才刮得猛烈。

香港译本译者叶蕙记得，那阵子涌现村上文体模仿潮，很多人争相写出其他100%的什么与100%的什么，“村上春树有什么建树？”她幽默笑说，“就是他吸引了一批本来不爱看书的人开始看书，本来不写小说的人开始写小说。”

1992年，马来西亚文艺刊物《椰子屋》开始向本地读者推荐后现代作家作品，其中一期做了村上春树特辑，叶蕙说，那是当年许多文学爱好者认识这位日本作家的重要途径，“是大马村上热潮第一波。”

更准确地说，是大马中文圈村上热潮第一波。“村上风”持续疾劲，后来也吹向本地马来作家群。

马来版村上春树在哪里？

服务于国立大学（UKM）的Mawar Safei教授，主要研究创意写作与文学批评。学界向来不乏马来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研究对象当然少不了村上春树。

据她观察，马来文学作品出现“村上风”，大约是在2000年始于新生代作家手里。

“大多数马来新锐作家都有宽广的阅读视野，喜欢探索世界文学。我注意到，马来新锐作家对村上作品抱有偏好。”她推想，村上在小说创作的高产、译本的广为流传，以及国际给予的认可，都是吸引马来作家深入研究这位日本作家的动力。

2024年，获得住友基金会（Yayasan Sumitomo）资助，由Mawar教授编辑的学术论集《马来文学里的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dalam Kesusasteraan Melayu）正式出版，前半部分收录相关的文学比较论文，后半部分收录数名作家的自白，一再指出村上春树确实影响了马来作家的创作观。

迈入21世纪，资本与消费主义筑起一个华丽而空洞的物质世界。

“村上经常描绘东京城市人的孤寂，这个主题可与21世纪马来西亚大城市，如吉隆坡的当代现实契合。”Mawar 分析，村上小说透过魔幻写实的技艺，包括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的对立、动物角色与人类的对话，去描绘这种跨地域的孤寂和疏离感，成了标志。“无论是自然的，或是有意识的，他的创作风格已经渗透马来年轻作家的笔墨。”

问她可有“马来版村上春树”式的作家或作品，Mawar以现居吉隆坡的砂拉越作家Roslan Jomel为例，“他的作品《Selamat Datang ke Malaywood》（欢迎来到马来坞；2012）令人联想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此外，他的短篇小说〈Tembakul〉（虎鱼）也能找到〈青蛙君救东京〉的影子。”

Roslan Jomel也曾以村上春树夫妻真实生活为原型，写出一篇名为〈Kasut〉（鞋子）的短篇小说。故事里的丈夫也爱听爵士，膝下同样无子，最后成为国际知名作家。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Mawar说，还有因热爱跑步而与村上春树挂钩的作家Rebecca Ilham，“她的作品《Perempuan Nan Berlari》（奔跑的女孩；2017）和多部短篇小说，都与村上的随笔散文《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互文。她深受村上春树的跑步哲学影响，将其视为探索孤独的方式，甚至去日本参加马拉松比赛。”

她补充，若愿意进一步探索，我们不难发现还有更多马来作家都乐于在作品中尝试“村上风”。

唯一一部马来译本的诞生过程

关于村上春树的马来出版品，不能不提独立出版社Buku Fixi在2015年出版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马来译本——《Tsukuru Tazaki Tanpa Warna dan Tahun-tahun Kembara》。这是本地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村上春树作品译本，由日本学者戸加里康子从原文翻译成马来文，再由翻译工作者Ali Aiman Mazwin加以润饰。

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诞生的？

Buku Fixi创办人Amir Muhammad说，出版社在2014年开设外国小说翻译书系（Fixi Verso），率先将美国作家Stephen King的悬疑小说《忘忧地》（Joyland）、英国作家Neil Gaiman的奇幻小说《莱缇的遗忘之海》（The Ocean at the End of the Lane）翻译出版，消弭马来读者与外国畅销书籍之间的语言隔阂。

“同样是2014年，我想要（再翻译）另一位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联络村上春树经纪公司，趁我到东京时拜访他们，就这样谈成《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这部小说的翻译版权。”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是Ali Aiman Mazwin继《这不是告别》（Eleanor & Park）这部青少年小说后，第二部参与翻译的作品。“这很难得，我不谙日文，如果没有戸加里康子，我不会有机会参与。”

过程中，他一边参照英文译本，一边在戸加里康子的马来翻译原文之间寻找平衡，“我不想修改太多，最重要是让语句更好读，并确保是否准确。”

简单好读，在他看来，也是村上春树作品英译本能在马来读者群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让更多读者能够轻易进入他的世界，但真正吸引人的，还是故事和角色本身。”据他观察，比起马来文，身边的马来朋友，似乎更倾向以英文阅读村上春树。

翻译著作，重新发现被忽略的东西

在更早的时空，来自吉隆坡的叶蕙曾在香港博益出版社的聘雇下，翻译《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吧》、《寻羊的冒险》3本村上小说。

她说过，翻译生涯30年，完成超过300部日文中译作品，最让她刻骨铭心的，依旧是这3本村上小说。

“因为他跟其他作者不一样，以前我多翻译推理小说，或称轻小说。”八九十年代，包括香港在内，很多地方都掀起哈日风潮。当“村上风”刮起时，“香港博益出版社是华文世界里第一个买下正式版权来翻译的。”

约是1990年，早已结婚生子的叶蕙，“我差不多三十七八岁，可是心境还是很少女，”阅读、翻译《挪威的森林》的过程中，“很感动，令我回想青春时代也曾有过的懵懂爱情，让人重新发现一些很温暖的东西，失去的东西。”

翻译过程中，最常绊倒叶蕙的，是村上春树经常使用的片假名。“他会借用很多外来语，包括酒的名字，乐队的名字，或是欧美书名。”若平时少有接触这些文化，译者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厘清村上春树用日文字符音译的，是源于哪个英文词汇。

阅读村上春树的小说，叶蕙最深的体悟是，“他会提醒你留意人们经常忽略的生活细节，村上春树虽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却还是会让我们关心身边的人。他会给你新的感觉、新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看待生活，看待男女之间的感情。”

每当想要躲避现实中的忧虑苦闷，叶蕙说，村山的小说是一个很好的遁逃之门。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村上春树得以笼络世界各地的书迷，“记得2002年推出《海边的卡夫卡》，法文翻译家跟我说，法国当地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约莫10万本销量，绝对是难得的景象。”

年轻世代刮不起“村上风”

可惜的是，马来译本并没有复制这般现象。

Amir Muhammad透露，《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马来译本销量为3000本，不算特别突出，没有换来显著盈利。“出版社唯一突破5000本销量的马来译本，是美国畅销作家John Green的爱情小说《The Fault in Our Stars》（生命中的美好缺憾）。我们后来发现，改编印尼小说对出版社更有利可图。”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10年过去，我们没再看见第二本本地村上作品马来译本。

“村上春树有他的粉丝群，他们多是30岁以上，也更倾向用英文阅读他。”据他观察，村上春树已不再是年轻世代最拥戴的日本作家。“我想川口俊和《在咖啡冷掉之前》和八木泽里志《在森崎书店的日子》可能更受欢迎。”

很多事情都会走成一个圆。

正如Mawar Safei所说，世界文学的入侵，会让当地的创作风气出现偏离的现象。“有趣的是，这些偏离的轨迹，最终往往会回到传统水平，回到一条直线。随后，或许又会出现新的曲线，新的回旋。”

“我认为，村上春树对马来文学的影响也遵循了类似的规律，它曾停泊在这里，它也会逐渐消融。重要的是，它确实来过，并留下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文学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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