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本身就是一个符码。
有人说他是文青必读,有人说读他不是真文青。有人号称忠实书迷,有人声称从来不读。不管靠拢或切割,他似乎都能满足你对自我定位的某种想像,再允许你为此窃窃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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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不会只有终极两端。村上春树数十年笔耕不辍,有人越读越喜欢,比如作家Rebecca Ilham;有人半途离开,比如翻译工作者Ali Aiman Mazwin;有人离开后又能重拾阅读乐趣,嘴上虽说着失望,却还是不会错过他的最新作品,比如作家Wan Nor Azriq。
马来作家Wan Nor Azriq至今出版至少6部长篇小说,亦从事翻译工作。赴约这天,他身穿日本服装品牌Uniqlo前些年推出的村上春树系列T恤,“当时买了两件。”手里的帆布袋装满村上春树几乎所有著作,包括最新的《城与不确定的墙》英译本。
然而对话中,很多以为会听到“有”的回应,他却都说没有。
写作风格有受村上春树的影响吗?
“没有。早期我有想过是否要模仿他,后来我才顿悟,我和他的文风极为不同。村上春树比较常写日常背景,而我更喜欢写较为抽象的想像世界。”有趣的是,他的作家好友Rebecca Ilham透露,圈内不少人认同,他在2024年出版的小说《Tikus》(鼠)有点“村上春树”。
哪个村上主人翁最有共鸣?
“没有。因为他的男性角色比较冷漠,喜欢健身,穿着也跟我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认同。”Azriq说,他是更善于捕捉情绪,而非留心物理细节的人。
事实上,他坦言,随着年岁增长,自己也与村上作品拉开距离。“甚至我已停止阅读他好多年。”直到最近,他才想要旧书重读,“只是想看看我还有没有如同初次读它时一样的悸动,然后我发现,我还是很享受他的旧作,包括《海边的卡夫卡》和一些短篇。”
热情减退,为何还想购买新书《城与不确定的墙》?
“好奇。纯粹想看看他最新的书会是什么样。”目前,他已读了四分之一,“我觉得不如旧作好。”差在哪里呢?“我喜欢他的一点是,村上知道如何在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和围绕他故事的安静时刻之间取得平衡。我觉得,这一点在新书里不见了。”
话虽如此,“但如果还有下一本新作品,我仍会想看看他是否能够给我惊喜。”
遇上村上春树,阅读村上春树
2006年在大学修读英文文学系,已经立志成为作家。那是Azriq大量吸收各国文本的时期,卡夫卡、海明威、艾蜜莉·勃朗特……“日本文学对当时的我是很新的领域。”首次入手村上读物的书店和过程,他记忆犹新,“我随意在书架之间闲逛,这本《盲柳与沉睡的女人》短篇小说集抓住了我,书籍封面设计有点复古风,我很喜欢。”
他坦言,封面设计着实是自己买书与否的最大考量。见他搬出一整摞村上著作收藏,似乎独缺《挪威的森林》与《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原因很纯粹,“目前市面上的版本,封面设计我不是很喜欢。这是我的习惯。”
掀开封面以后,又是什么村上元素把他抓住?
“一是文风,语言简单直接,与日本上一代作家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复杂文体差别很大。”换句话说,很美式。美式不仅体现在文风,也渗透在小说呈现的生活形态。在Azriq看来,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描绘对读者带来更大的吸引力,“生活在亚洲背景,却过上西方生活,吃意大利面,听爵士乐,去咖啡馆;反而日本传统元素不见了。”
另外,同是90年代与千禧年长大的世代,Azriq认为,都能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找到熟悉的流行文化符码,包括经典的电影和歌曲。“他的故事很常在讲年轻角色如何在感情关系中困顿、失败、寻找意义,大家因此可以把自己投射其中。”
很长一段时间,Azriq都是村上书迷,而从个体窥见群体,他并不是独有例子。多年活跃于马来文坛,他也感受到“村上风”阵阵吹过。
“比如我的同辈作家Ridhwan Saidi,我想他的早期作品有那么一点‘村上春树’,主角会吃意大利面,也会在日常生活与梦幻生活来回游移。至于比我们年轻一辈的作家,你也能看到更多城市类型的故事。在这之前,很少有人会将故事场景设置在吉隆坡,也很少有人会引用流行文化元素。”
打破壁垒,书写题材更多元
长期以来,他指出,马来作家只能以国家语文出版局(DBP)作为主要出版通路,而对于这批主流作家来说,“已经有一个期待在那边了——你必须要写特定的东西,才会被慎重看待。”直到2015年前后,数家马来独立出版社陆续创立,为年轻作家打开另一条发表作品的道路,“同时也允许其他写作风格出现,可以写得比较轻松,可以写性生活,也可以写城市爱情故事。”
在这批作品里头,他说,绝对可以找到村上春树的影响,他让这批马来年轻作家看见新的可能。“原来我们可以写两性关系,写猫,写古怪的事,写流行文化,而并非一定要书写马来文化或是政治题材。”
换句话说,村上提供了一条可以“西方化”得不那么有罪恶感的可能。当然,Azriq补充,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文学领域里划出明显的东西方疆界,但他不否认确实有人抱有他所不甚认同的看法。
如今,Azriq也留意到,Z世代开始看见村上春树政治不正确之处——性别歧视与物化女性的书写倾向。“他对女性的描绘太刻板了。这也是为何我想更多马来年轻读者目前倾向阅读日韩两地的女作家作品,比如川上未映子、村田沙耶香等等。”
从热衷到淡然,还是会再读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本地马来译本合译者Ali Aiman Mazwin(35岁),也早已对村上春树兴致缺缺。
初次听闻村上春树,是2009年长篇小说《1Q84》发表之际;“但这本书太厚了,我第一本读的是《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留下第一印象是,“跟我之前读的很不一样,他的书写风格,是现实与想像世界的结合。人们常标签他为‘魔幻写实主义’,但他跟拉丁美洲的魔幻写实又很不同。”往后数年二十几岁的时光,只要瞥见村上著作,“我一定会读。”
在Aiman看来,村上笔下的角色常常有些古怪癖好,“看他们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很有趣。”他收藏的村上著作不算太多,其中最喜欢《发条鸟年代记》,“其中有提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情节,虽然不是整个故事核心,但描述得很壮观,让我印象深刻。”
后来怎么慢慢走远,他也说不清楚,似乎对于重复的结构和叙事有些厌倦,“短篇小说反而我比较有兴趣,也不会太耗时。”
很多在青春时期闯进我们世界的名字,往往举足轻重。对很多人来说,村上春树正是这样的一个名字,但要静下心来掂量他的轻重,又像是船过水无痕。
“我不觉得他对我有多大影响。”隔了很久,Aiman才想起,“当你这么说,我想村上春树还是多少影响了我的摄影作品。”也是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他说,自己偏好拍摄落单的身影,与背后的喧闹都市形成强烈对比,一如村上总是喜欢写孤独的、疏离于人群的角色。
当书迷遇上村上春树……
询及村上春树在马来读者群的受欢迎程度,Aiman说,村上一直属于小众市场,读者普遍的特征是——定居城市、英文好的人。Azriq则以世代划分,“在我的世代里,村上春树依然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在Z世代眼中则并非如此。”
最近一次参与村上春树相关活动,Azriq回想,是2022年由串流平台MUBI在吉隆坡举办的《在车上》播映会。由滨口竜介导演,《在车上》改编自《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短篇小说集里收录的同名作品。“现场蛮多人的,大约三四十人,他们多是电影爱好者,或是村上春树的书迷。”整整3小时的电影遥遥长长,节奏很是缓慢,“可是大家都待到最后,享受其中,没人提早离开。”
短暂沉默后,Aiman抬头笑说,“不知道呢,可能访谈结束后,我会再次翻开他的书,走入村上春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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