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南.纳吉居家服刑争议的宪政危机

但很遗憾的，安华最终选择采取一系列非常消极、被动和具有争议性的策略，包括从一开始掩盖真相，到最后公开质疑有关附录的合法性，或要求纳吉重新向现任元首申请居家服刑特赦。

必须强调的是，根据联邦宪法，在有关囚犯的特赦权这一方面，它涉及一项非常微妙和巧妙的权力制衡设计过程。例如一方面元首拥有这方面的斟酌权，但另一方面又要先听取特赦局的劝告。而特赦局的结构必需拥有2名内阁的代表，包括总检察长和联邦直辖区部长，和不超过3名由元首委任的成员。

所以在整个特赦决策的过程中，可能会衍生一些细节问题，包括元首能否在听取特赦局的劝告后，作出不一样或额外的个人决定。以及有关3名特赦局成员的人选委任方面，首相是否有权劝告国家元首。

简单而言，它不像其它宪法的权限，可以直接一刀切作出区分，例如元首在拒绝首相要求解散国会的明确斟酌权，或首相在组织内阁和进行一般事务的实权等。

它也明显不是宪法第40条款所阐明的一般施政事务范畴，即元首必需接受首相或内阁的劝告，而是另外通过第42条款特别安排。

当然，过去的许多案例可以作为参考，包括最经典且也是涉及安华的2018年案例，虽然特赦权主要掌握在元首手上，但首相所发挥的劝告权还是不可忽视，乃至同样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因素，要不然当时安华岂能在希盟政府甫上台和推翻国阵政府后，即能在短期内获得全面特赦？

至于要求纳吉重新向现任元首申请居家服刑，所牵扯的则是另一系列更复杂和棘手的宪政问题，包括内阁是否有权不执行或漠视前任元首的特赦附录，以及现任元首和其特赦局团队，能否推翻前任元首所作出的决定。若能的话，这方面的决策变卦，会否对有关囚犯的基本权益带来偏差。而在我国历史上，肯定也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纳吉的律师团队，始终坚持向法院申请司法检讨有关附录的主要考量。

至于随着上诉庭给予司法检讨准令后，重审的吉隆坡高庭会否真如纳吉代表律师沙菲宜所言，1个月内即可检讨成功然后回家服刑。

我认为过于乐观，这也是沙菲宜的心理战术。事实上，一般上高庭在进入司法检讨过程中，还是可以继续拖延有关审讯，例如总检察长要上诉司法检讨准令等理由，乃至最终也可能以有关附录没有经过特赦局讨论为由，通过程序法驳回纳吉的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