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打灵再也10日讯)随着吉北的武吉皂礼(Bukit Choras)1200年佛教禅邸(chandi)遗址和3尊佛像的出土,领导该考古研究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全球考古研究中心(GARC)团队主任纳斯哈博士提出了关于古吉打历史的3大新叙事。
他说,第一是集中化与分散化。在旧有的理论中,人们将古吉打视为一个集中制的政体,采用了印度的政治和宗教模式。他们会把古印度视为一个原始王国,认为古代印度是一个有组织的贸易网络,拥有集中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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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完全不相信这一点。我们认为古印度是一个沿海定居点的集合,这些定居点有分散、独立和自治的社区。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统治者或首领,他们只在遇到重大事务时才会合作,否则他们各自经营自己的事务,”
他今日在Minconsult举办的“构建知识,吉北的武吉皂礼的最新发现:重审吉打古代多元文化上”2025讲座会上指出,以往的研究和传统观点把印度化视为一个变革性的过程,是社会被动地接受并逐渐转化的结果。他们会认为古吉打是一个同质的社会,会实践印度文化和印度教。
指古吉打印度文化扩展不均衡
“但是我们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在古吉打,印度文化的扩展是非常有选择性的,非常不均衡的。不同的社区对印度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同。”
他说,第三个是宗教和纪念碑的角色。在旧有的理论中,人们会把宗教纪念碑视为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的象征。
“但根据我们的解释,我们认为宗教纪念碑是由各个社区为当地的宗教和文化目的建造的结构。”
无论如何,他表示,随着这项发现,最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的理解和国家叙事与马来西亚历史的最新考古信息结合起来。
纳斯哈团队的发现为马来西亚前伊斯兰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强调了该地区丰富的多元文化遗产和全球互联互通,强调了东南亚作为文化、贸易和创新中心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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