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天.跨境空间“飞地化”：对东南亚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几点反思

一方面，电诈这类跨境犯罪确实与中国人有关，但却同时作为犯罪者与受害者。早期电诈主要由台湾地区人员组织，后来才有中国大陆涉案人员逐步增加。当然，由于电诈骗局的“专业性”，犯罪活动往往也针对中国人，“星星事件”即最新案例。另一方面，新型电诈的受害对象已经发生转移，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受害人开始增多，许多大马华人也深受其害。新型电诈甚至由东南亚逐步扩散到全球，欧美等国家的人民也开始受害。

为什么电诈屡禁不止，还给人愈演愈烈的印象？原因很多，其中有几点比较重要，即我所说的“别干我”、“跟着干”和“那干嘛”等三个问题。

首先，由丰厚经济利益诱发的灰色产业其实一直存在，尤其是在边境地区。他们并非都是想象中的“飞地”，而是由不同层次的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在某种意义上，组织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规范化和分工越发达，公众只知道其诈骗所为，而很少知道其“有所不为”的内容。换句话说，利益平衡和行为红线造成了“别干我”的假象。

其次，对非法活动的打击与威慑不是一次性的，需要常态化的安全治理。在治理能力相对较弱、治理方式相对单一的国家或地区，很难形成有效的常态化治理。同时，东南亚不同地区的基层治理方式各异，跨境治理机制往往也需要解决跨区域社会基层动员的问题。换句话说，犯罪组织利用丰厚回报很容易叫人“跟着干”，而治理主体反而有时很难动员人们“跟着干”。

最后，在诸如“缅北”、“金三角”等地，人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相当复杂，不当的社会激励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即使是在其他可能存在灰色产业的边境地区，其从业者也可能只是“普通人”。说他们是普通人，不是为非法活动开脱，而是需要了解社会与人性的复杂。某种程度上，“替代种植”项目也是为了解决社会整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宏观层面减少滋生犯罪的土壤。这也是近年来海外扶贫与发展往往和打击犯罪活动同时进行的原因，以解决基层社会的生计问题。换句话说，法治建设需要考虑利益关联的广大基层群体对“那干嘛”的追问。

“星星事件”的发生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缅北”污名化，一些舆论开始引导避免去东南亚旅游的风向。跨境犯罪有可能严重影响社会信任的建立，引发“双输”的局面，不利于中国-东盟民间交流的健康发展。但此次事件的发生也是一个契机，以提醒民众节制自身贪婪的欲望以及对跨国空间的“飞地式”想象。

（《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42评。文章仅为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