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柔新经济特区”如愿成为“东南亚深圳”,将是对族群、语言、文化、宗教等多样性鲜明的东南亚寻找发展道路的一个典范,对这一模式的意义与如何借鉴的研究或将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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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5年,一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共同关注的重大合作项目有了新进展。马新两国签定了建设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以下简称“柔新经济特区”)的相关协议,“打造深圳式超级枢纽”。
早在2023年10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宣布,将在“柔新经济特区”推行特别税收安排、保税仓库,以及其他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流动的措施。据了解,特区覆盖面积达3505平方公里,将着重发展数字经济、金融与商业服务、能源、航空、特殊化学、创意产业、制造业等16个经济领域。当地官员预计,到2030年,“柔新经济特区”将为柔州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大马带来约260亿美元的收入。
对于“柔新经济特区”,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政治上,“柔新经济特区”是马新两国两个新政府最重要的合作项目。2022年11月,大马团结政府成立;2024年5月,新加坡黄循财政府成立,两国政府都励精图治。此外,2024年1月宣誓担任大马第17任国家元首的苏丹依布拉欣就来自柔佛州,元首与首相安华共同形成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为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推动特区建设让柔佛州快速发展与加强马新合作,两者是统一的。两国主流务实派的共同支持,为“柔新经济特区”突破难关、顺利推进奠定了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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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地理位置上,“柔新经济特区”位于大马半岛南端、马新两国边境,位置要冲。近年来大马大力发展半岛上的数字产业相关业务,规划建设大规模的数据中心。同时,大马在与邻国建立经济特区方面一向态度积极。半岛北部与泰国接壤,2024年8月初,安华会见泰国时任首相赛塔时就曾提及计划建设两国边境的经济特区。东马地区与印尼新首都努山塔拉所在的东加里曼丹省接壤,虽然印尼8月时在原首都雅加达和努山塔拉都举行了国庆仪式,但不确定因素尚在,因此两国也未能敲定共建经济特区的计划。而大马与隔海相望的菲律宾不时发生主权纠纷,客观和主观上都不具备共建经济特区的条件。因此尽管新加坡与大马并不接壤,但“一堤之隔”的距离让柔佛州成为了建立特区的黄金地点,新加坡也解决了土地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在此共建特区成了两国的不二选择。
第三,两国情感上,“柔新经济特区”将是马新两国合作精神的传承与见证。特区计划提上日程后,两国舆论对此褒贬不一,存在不少对合作前景的质疑,有的基于两国合作失败的前例,如隆新高铁计划;有的基于两国历史纠葛和地缘政治竞争等。所以,两国从政府到民众,从官员到媒体、学者,对共建特区的前景抱有期待,但对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也情绪复杂,建成“柔新经济特区”将是两国各界突破心魔、加深合作的重要一步。
“柔新经济特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东南亚深圳”的自我定位。2024年3月,柔佛州州务大臣翁哈菲兹赴深圳考察,为“柔新经济特区”建设向“深圳—香港”模式取经。他认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支持、改革开放的环境、亮眼成绩吸引到的外资以及创新的竞争力,这四点是紧邻香港的深圳特区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鉴于柔佛州与新加坡同样交通往来频繁,“深圳—香港”模式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联手打造“东南亚深圳”提供了信心。
实际上,中国为建设“柔新经济特区”提供的帮助并不只有经验。包括中马“两国双园合作”框架、中新共建的数个工业园区,中国企业也在为柔佛州的发展出一份力。未来,中国与马新两国合作的成功经验将成为建设特区的宝贵财富,而“柔新经济特区”将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乃至整个区域国家积极合作的平台。
马新两国人口族群相似,文化、习俗相通,关系十分紧密。若“柔新经济特区”如愿成为“东南亚深圳”,将是对族群、语言、文化、宗教等多样性鲜明的东南亚寻找发展道路的一个典范,对这一模式的意义与如何借鉴的研究或将成为显学。另外,特区成功与否还将由基础设施状况、特别税收与金融制度、货物通关效率、人员跨境流动等综合因素决定,“东南亚深圳”是否会成为加速东南亚国家合作、实现区域关系进一步加深的催化剂,未来值得期待。
(本文原载于中国《环球时报》,本报根据新闻进度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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