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孤鸟／迷路之《蜂》——半途而废的本土化改编

三，百百山对下属安直布置任务时，他们之间的对话用了大量英语。在本地，日常生活或工作场域，两个华人用英语交谈当然是稀松平常的，但牵涉到马来西亚警方的专业领域工作用语，他们不用马来语来交代工作细节不是很奇怪吗？哪怕他们只用个别的几个马来词语，我们都可以接受这故事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像现在听到的，以华语掺杂大量英语交谈。这就直接破坏了戏剧的现实感，让人误以为这两个是从新加坡过来的警察。

本土化与共鸣

或许创作者认定本土化更能让观众产生共鸣。我就此看法请教一位剧场导演，他的回应一针见血：那是低估了观众——观众在看外国电影或外国人演的舞台剧时，也能有共鸣啊。他觉得主要还是把故事讲好，导演演员有功夫。至于有没有必要本土化，这是看导演的偏好，只要能符合内容，而不是分散剧情的集中力。

那本剧的本土化是否符合内容，有无分散剧情的集中力呢？本剧的主要内容，就是男主角的黑化。所谓黑化，就是人的崩溃然后变坏。像剧中主人公这样的黑化，在原剧中（日本为背景）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即便我没有深入研究关于国家社会环境及民族性背景，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导致一个人的极端变化这个课题，但我对日本社会、民族也有粗浅的了解：他们确实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坚忍抗压、压抑、拘束、内敛是他们民族性的一大特点，这跟他们的居住环境、天气、国土资源、社会结构很有关系。压迫、压抑的反面就是爆发，端视这些压力的程度。相对于其他民族（例如华人、马来人），他们少了乐天知命的宽容。马来西亚华人相对马来人是稍压抑一点儿，但马来西亚的气候和生活节奏并不会让人那么容易崩溃发疯。所以我们很难接受，一个事业稳定有成，家庭美满，妻儿在家等他回去的成年男子，一旦遇事——即便是出大事，并面对无望解决时，会立即不顾一切地摇身一变为恐怖分子。也不会觉得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商人陈正国因为对警方失望而把自己变成绑匪，并残杀儿童强奸妇女这回事是自然可信的。

可信——可信性，是剧场观众接受心理的一个必要条件。用美国戏剧导演科恩的话来说就是：可信性在本质上是作者和观众签订的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观众同意把角色当作“真人”来看，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但前提是作者也必须答应不能为了实现其他的目的而动摇这种信念。

从喜剧到失真

所以，我们可以从本剧的改编获取有益的教训：不要随意撕毁与观众订定的契约。本土化不只是换个地名、人名那么简单，因为当中有文化、历史因素的差异，无视这些差异会在改编上出现水土不服的困难，或张冠李戴的笑话。挺不幸的，本剧恰好在这方面成了一个反面案例。而更让人迷惑的是，本剧改编上的不彻底，有一种随意性：因为第一幕是喜剧，就把一些“好玩”的元素加进去，这些不明所以的安排，随意破坏了戏剧的现实性。但到了戏的下半段，导演好像没再去想本土不本土了——半途而废的“本土化”只让人感受到制作的不严谨。

《蜂》演出后，有许多好评，究其原因：一是市场上喜剧的稀缺。《峰》的出现，满足观众对喜剧的渴望；二是破格的悲剧表演令人震惊，印象深刻；三是舞台设计的巧妙精到，对戏剧的进行起到强大辅助作用。这些都是来自原剧本的魅力，但其中舞台设计本剧也有部分原创巧思。《蜂》的舞台呈献有许多经不起推敲的漏洞或不足，它影响了戏剧的完整性。其中不彻底的本土化的影响为大，男主角的功力次之，暴力戏与色情戏的执行再次之。蜂是本剧隐喻，其实也是剧场艺术隐喻。创作方式可以玩儿，创作心态必严谨不轻慢，善待剧场这只“蜂”，必有蜂蜜好吃。《蜂》如有机会重演，希望能借机完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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