颀云/唯有香如故

我想起那时W很讶异我会吃杏仁豆腐这件事。她捏着鼻子说，那是老人家才会吃的食物吧！她边吃着牛奶雪花冰，边对我那碗散发着热气的杏仁茶指指点点着说：“这是一股屁味。”

那可是香的！

是不容反驳的事实。而且“香”和“乡”还是同音。与槟城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以前上学前会泡一杯掺了好立克的杏仁茶。我没告诉W过去在槟城发生的事，或许她知道了就能理解那绝不会是屁味。

回神时，我就已经走到霞海城隍庙的门口。我入庙参拜，略过了月老。上次来时，我还带着W，她拉着我的衣袖一同挤入庙里拜过了月老。绕了供桌一圈，喝了庙方在冬天特设准备好的红枣茶。

解决掉湿冷的寒气，我离开了城隍庙，去了永乐市场对街的阿郎嫂热炒。那时接近傍晚，仍旧微雨飘零，对街卖面茶的和麦芽饼的摊子已移往永乐市场附近的树下避雨。阿朗嫂热炒的遮雨棚只能遮住半张大圆桌，我只好和一位老太太拼桌。她朝我微笑，我礼貌地向她点头。我与她相隔一张椅子的距离，点了什锦炒面和一份葱花蛋。要问为什么来这家，就是热炒的油面加了猪油的香气，让人想起在槟城的炒福建面。

W说，这是不一样的，怎能混为一谈？

即是炒面加了猪油，美食同源的情形下又可以慰藉乡愁，又怎能不产生混为一谈的错觉呢？

W不开心，固执地指出，易于寻找替身慰藉空虚的性格不是一件好事。

老太太听我点完菜后，放下筷子和我说，“年轻人，很识货，会来这里吃。”还给我比了“赞”的手势。

我点着头还以微笑，回答她，“这家的确好吃。”

“那你该点这个蛋。”她说着，就把她那份煎得较深色的蛋推到我面前，还递了双新的筷子，示意我试吃。我因为不敢接受陌生人（即便她是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的好意，而推辞了好几次。后来，我的餐点送上了。老太太和阿朗嫂的儿子加点了一份和她同样的蛋。那份加点，是为了请我吃，而且还要阿朗嫂亲自下手。我再次婉拒了她的好意，她却执意要请客，两人僵持许久以后，阿朗嫂的两个儿子却因为我们这对老少争吵起来。

大儿子执着铁镬粗气地炒着菜，他劝老太太要把钱存着，不要执意请客。二儿子则一骨子流氓气，说话却没他大哥来得声音大，他觉得我不该一再拒绝一名热情且好客的老人家。他们相互用闽南语表达他们的意见不合，吵起来像黑道准备干架的姿态，阿朗嫂也不阻止，任由着他们俩，吵起来又像幼儿园的小孩抢着玩具一样。

后来我跟老太太协商，吃她盘中的蛋一口就好，毕竟我还点了一盘葱花蛋。阿朗嫂的儿子们才肯罢休。她看着我吃下那口蛋，表情稍稍变了，眼睛瞇成一线。我知道她是看了我的表情后产生的变化。

我想，世上应该没有人能够拒绝这口酱油蛋。

她说，这口蛋有着属于妈妈的味道。就算到了她那种年纪，仍会为了那股怀念的香味，去跨越一段时间的长河追寻妈妈曾经亲手给她做过酱油蛋的气味。

她有意与我交换那盘葱花蛋，把酱油蛋让给我，但再次被我婉拒了。

她举起筷子问我，“你很常来这里吃吗？”

我说，“以前很常，住花莲后就很少了。”

她扒了一小口饭，又说，“花莲？好远啊。特地来吃吗？”

我给她点头嗯了声，吃起了面。

她夹了酱油蛋配了一小口饭咀嚼，在她咀嚼的过程中我们各自没有说话。等到她开口，就知道她咀嚼的回合已经结束。

她说，她也从很远的地方来。她住在文山区，家里的孩子不允许她出门。当她想起母亲，就会设法偷溜出去搭了公车，过来阿朗嫂这里吃煎蛋，因为她自己煎的没有那种味道。

她问我，为什么阿朗嫂的煎蛋里会有妈妈的味道？

我的回答是，“酱油香。”

但过于理性的回答，显然并不是她所要的答案。

她拿起双箸，在我面前来回挥动，摇着头表示我答错。接着却跟我娓娓道来了阿朗嫂的身世。她说，阿朗嫂守寡多年，从年轻时就拉拔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大。一个女人养活了三个孩子，吃遍的苦，才能煎出这种香味。她望着炒菜的阿朗嫂，“她已经快七十了，逐渐接近我的年纪……”

我安静地听她说阿朗嫂的故事，不敢与她分享我那极短的人生，对她而言我还只是个经验匮乏的小伙子，不能与她的经历等同相比，我无法回馈她任何事，在我那极短的人生中，任何一件也没有。

这时，一对日本夫妇走近我们。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挤在那半张桌子前。老太太像对待我那般热情地对待他们，还不忘介绍那道酱油蛋。因盛情难却，那对夫妇只好接纳了老太太的请客。我想我该走了，把多余的空间让给那对夫妇。临走前，她从侧肩包里撕出小纸片，在上头写下了她的名字与联络号码。她告诉我，等我来台北时，一定要找她到这里吃饭。我小心地收起纸片，但并没答应她老人家任何事就离开了。

离开时，我没像往常那般频频回头，沿着原路返回时只有一阵伤感，仿佛辜负了他人心意刻意逃离那座古城。而她给我留下的纸片，至今还夹在我的钱包里被小心翼翼地保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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