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说了就是/何国忠

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为了民族的生存，个人自由微不足道。只有大我获得自由，才涉及个人，才看到小我。民主精神的追求挡不过民族危机，个人自由最后让路给民族自由。余英时说20世纪中国的变化，“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不自由，毋宁死

胡适是学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多以情入文，利用修辞，制造效果，距离煽风点火，玩弄情绪远矣。胡适回国推动新文化运动时，遇不少阻力，他在1917年12月11日写〈老鸦〉夫子自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政治角力无处不在，该说的话得说。龚育之在《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说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谈到共军成功后捉人问题。他说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们干什么？”但是后来语气稍有变化。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与钱穆，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一部分帮凶。

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说Patrick Henry有一句名言“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适说他在范仲淹的作品找到相同的话。

范仲淹生性耿廉，有话直说，参政期间，不畏权高位重者，连上四章批评宰相吕夷简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绘制《百官图》，要仁宗正视无能官员晋升乱象。吕夷简咬牙切齿，说服仁宗将他贬为饶州知州。

梅尧臣写〈灵乌赋〉劝范仲淹节制，不必像乌鸦专报凶讯，应该拴紧舌头，锁住嘴唇，免将路子越走越窄。

范仲淹以同题〈灵乌赋〉回应梅尧臣，即使自己只是飞禽，仍眷恋生养之地，叫声不好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范于未然。灾祸警示往往被忽视，忠诚与智慧常遭误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说。即使因此而死，也要奔走呼告。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无愧良心，尽责就是。大部分朋友没有听胡适的话，他不会因为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受折磨而幸灾乐祸。人间没有净土，他没有预料到《自由中国》后来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雷震成蒋介石眼中钉，被军事法庭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判了10年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