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2019年开始,农业部就已宣布在草拟种子法案,好让政府加强管制和解决我国农业非法种子的问题;但这过程一波三折,经历了三个政府轮替,至今都还没有拟好草案内容。唯一没变的,是每一次政府提起将在国会提呈法案,总会引起民间反弹。这一次也不例外。
《星洲日报》专题报道<种子自主权>(2024年12月23日星期天周刊),着实给了我一些惊喜。这种多数主流媒体容易忽略的新政策议题,其实对民众日常餐桌上的粮食,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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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2019年开始,农业部就已宣布在草拟种子法案,好让政府加强管制和解决我国农业非法种子的问题;但这过程一波三折,经历了三个政府轮替,至今都还没有拟好草案内容。唯一没变的,是每一次政府提起将在国会提呈法案,总会引起民间反弹。这一次也不例外。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在去年11月18日国会特别问答环节中提起这事,隔天106个农民组织组成的农民联盟马上发声,吁请政府勿提呈此农业种子品质法案。
反对理由,包括了此法案将“限制农民自由分享和销售种子的权利”、“农民或面临执照费、实验室检测的成本增加”、“加剧大企业的垄断”等。
我赞同政府应明确说明此法案的详细内容,特别是其目标、对传统农业的影响以及其益处;这将确保农民和相关群体能充分了解法案内容。目前除了某些政府机构高层,一般公众都无法获取该提案具体内容。由农业部主办的系列简报会,对大多数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农民团体和科学界来说,仍然不够清晰。
到目前为止,农业部也尚未针对农民团体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回应,特别是关于农民权益的限制,以及种子认证程序相关成本增加的问题。
此外,关于马来西亚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简称UPOV)的担忧,也引发了讨论;民间担心这会侵犯农民和原住民保存、分享及出售自家农作物种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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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UPOV其实并不禁止农民种植和销售传统的、不受公约保护的作物品种。总的来说,UPOV的长远目标,是促进新作物品种的培育和发展,保障未来的环球粮食安全。此外,这些种子法案也能防止携带病害的、未注册低劣种子的流通,从而保护农民利益。
为维持生物多样性,传统作物品种必然需加以保存(比如存在种子库)。长远来看,为了未来粮食安全和可持续性,这些传统品种应被用来培育具备优异特性的新品种作物,比如高产量、抗病性、抗虫性、抗旱性、特定营养成分、更好的食物质地以及更长的保质期。
现今的非基因改造技术,比如DNA标记辅助选择(DNA marker-assisted selection),或基因组选择育种(genomics selection breeding),都可以达致研发新作物的目标。这些非转基因方法,符合我国法规,并允许作物在国内种植和销售(注:目前我国仅允许转基因生物GMO种子用于科研目的)。
这些作物研发和创新,不仅能提高农业生产力,还能减少对农药或化肥的使用量,以减少环境污染,以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不但能促进可持续农业的发展,还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
一些在社媒讨论种子法案的民众也提及GMO的恐惧。其实科学界这些年都有注意到,大马民众和某些农民组织普遍对GMO和“杂交品种种子”(hybrid variety seeds)这两个术语存在一些误会,这可能源于民众对杂交种子的科学原理缺乏理解。
事实上,将近一个世纪前,杂交种子品种已被农民广发使用。在我国售卖和使用的杂交种子,主要源于杂交两个“自交系亲本”(民间所谓的“纯种”)而生产的。这些自交系(在某些情况下称为纯系),必需经由连续多次自交和选择而获取。通过杂交产生的杂交种子品种,拥有某些农艺理想特性,例如高产、抗旱和抗病,而且这些特性通常是高度一致的。
然而,当杂交植物开花后,其第二代种子经发芽而生的下一代植物,将无法表现出第一代的优良特性。这是因为在花粉和卵细胞形成过程中,DNA会被重新组合,导致第二代种子继承了多种参杂性状,一致性很低,质量或产量也通常会较差,作物甚至可能变得不育。
这些自然现象,经常被民众解读为GMO引起的恶果,加剧公众对杂交种子品种和GMO技术的混淆。
简言之,由于以上这些种种问题,加上缺乏政府的及时应对和解说,农民组织和民众因此感到不安和混淆。农业部有责任和义务,去和利益相关方进行解释和讨论,以消除大众疑虑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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