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凡.跨越障碍的重重之路

社会过度的“保护”，缺少尊重的心态，皆把身心障碍者视为脆弱不堪，很多身心障碍者如不是被困在家里，便是在疗养院、福利机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美其名为照顾，实际上是隔离身心障碍者。

国家的政策也仅以微薄津贴为名来支援身心障碍者，并没有太多实际方案来提升身心障碍者的公民权利与社会地位。

直至今天，福利部的网站仍以Orang Kurang Upaya（OKU，能力欠缺者）来称呼障友们，意味着官方的定位仍然是从上而下，以“健全者中心主义”（Ablesim）视角来凝视障友们，更是进一步加深社会对障友们的歧视。

而在1994年所签署的亚太地区身心障碍者全面参与宣言，以及2008年制定的身心障碍者法令，也仿如虚设，并无全面履行。

长期下来，不仅剥夺身心障碍者的自由以及权益（如行动权、设施使用权），减少了他们和社区的互动与连接；还会误导大众把障碍文化视为个体的缺失，隐藏了整个社会不平等的结构问题，致使在推动无障碍运动上处处受挫。

举例来看，今天的吉隆坡，除了为游客打造的几个定点以外，城内并没有全面推动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如建筑物内没有升降机、没有坡道、门口太狭窄；厕所内没有扶手、坐式马桶或者空间太小；街道没有导盲砖，交通灯没有音响装置，以及无障碍巴士欠缺等，都导致许多身心障碍者视外出为畏途。

障碍从来都不是出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上。因为大环境忽略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让他们长期无法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工作权利、社会参与权利等，变相迫使他们成为一直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无法过着有品质的生活。

无障碍环境不仅仅只是为身心障碍者服务，社会上还有孕妇、乐龄人士、孩童，而且不要忘记我们也会受伤，也会有年老体弱的一天。套用Rosemarie Garland-Thomson的名言：“只要活得够长命，我们终有一天都会残障。”

自立生活运动的另一主要诉求是去医疗化。我们的社会惯于把所有的身心障碍者视作病人，这其实一样是把问题归咎在他们个人身上。

身心障碍者事实上不是病人，身心障碍基本上是处于无法治疗的状态，一味要求他们寻求医疗，寄望他们有一天能恢复“健常身体”，其实只是在压迫、异化身心障碍者（甚至让他们自我异化），不切实际地追求一个“健美”社会，却忘记了没有人是真正完美的。

因此，社会应该以更多元的角度来看待身心障碍者，理解人与人之间存有不同的差异，比如性别上的、体能上的，那么身体的损伤只是其中一种差异，并不是一种缺陷。

任何隔绝身心障碍者公共参与的措施或想法，即便是以照顾为名，仍然是我们社会一种极大的歧视。不管是何种差异，我们都不应允许社会出现任何剥夺身心障碍者权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