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许芳宜／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 我只是想要当一个人

“我书读得不好，花了很多时间在书桌上。书是打开了，不知道是书本看我，我有没有看它。我总觉得符合不了社会的期待，也符合不了父母的期待。”即便如此，她仍因在表演艺术上获得优越成绩，成功保送台湾台北艺术大学。

因老师一句话有了力量

但相较起大学同学，许芳宜不是从有名气的高中毕业，自信离她很遥远。

“在乡下学芭蕾舞，老师也不是说中文，说台语。两个Demi-plié 就是‘两个细跍’（两个小蹲），一个Grand-plié就是‘一个大跍’（一个大蹲）。” 在考高中时，她听不懂考官的法语指令，芭蕾考试只得到3分。殊不知，开学第一天，老师Ross Parkes看了许芳宜的舞蹈后，说了一句“有潜力”，让自卑的她有了力量。

当天回到宿舍，她躺在床上许下愿望：我要成为职业舞者。第二天醒来的那刻，她的人生起了变化。

努力练习 美国追梦

为了达到自己许下的承诺，她比一般人还要努力。
“晚上睡前眼睛闭起来，我把所有错误在脑子重想一次：Balancing歪了，我应该把它翻过来，要怎样才能调整。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一大早起来，一个人到教室把我脑袋想的事情，全部重新操作一次，然后又很开心地去上课。”

早上8点的课，她6点起床赶去学校，日复一日。在他人眼中的拼命，她却只想要完成与自己的约定。

大学一年级开始种下的梦想种子，大四那年着手收集出国费用。她以系上第一名的成绩，成功申请奖学金。毕业后，提着两个行李箱离开台湾到美国纽约，一个追梦人聚集的地方。

除了日常用品，行李箱里装着一本字典和一本舞蹈杂志，杂志背后有各个舞蹈教室、歌剧院的资讯住址。她在台湾是舞蹈资优生，但来到异乡却在面试舞团的最后甄选环节被刷掉。

“那一天我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再也不要把‘最好’和‘第一名’这个东西带在身上。因为它是绑架你的东西，会让你变得很挫败、很挫折。”

3个月的期限将至，口袋里的钱也即将用尽，她更意识到不能靠字面翻译在纽约活着，很多问题必须开口问，才有答案。

“但日子一天一天这么过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不说话，但心中还是产生很多疑问，想了解这个社会、环境、甄选背后的目的……甚至去看一个节目的节目单，所以英文还是重要，至少要可以给自己买个早餐或午餐。”

“Cinnamon Raisin Cream Cheese”，她从最喜欢的贝果练习，首次尝试跟餐车老板沟通却败给了胆怯，直到第二次才真正成功，“虽然目标很小但我做到了，完成了和自己的约定。我觉得走在路上，可以抬头挺胸了。”

如今享誉国际的她，说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很多时候想起这件事，我会觉得在哪里摔跤，如果不在那个地方站起来，好像一辈子都过不到，这就是我的个性。”再后来，她成功入选依丽莎·蒙特舞团（Elisa Monte Dance Company），开启了往后的舞者生涯。

两个导演人生两处转折点

19岁许下的愿望，在36岁那年开始动摇。

“我反问自己，真的只能这样吗？我不满足身上只能有一种颜色，一种说话的表情或一种能力。到了近40岁的时候，我撞墙了。”随着“拉芳·LAFA”舞团解散，她向李安导演述说迷惘。

“你最会什么？”

“跳舞。”

“那就去跳舞啊！”

2011年，她成立“许芳宜&艺术家”独立演出创作，与国际顶尖艺术家合作。几年后，她参与侯孝贤《刺客聂隐娘》的拍摄，开启她在表演艺术上新的道路。当时，侯孝贤同时鼓励许芳宜，用影像记录舞蹈。

于是，她找了《刺客聂隐娘》的摄影姚宏易担任导演，才有了后来的《我心我行》。

不被定义我是谁

“从40岁撞墙到50岁，要说知天命吗？自己心里好像知道一点点，但还是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不敢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身体是她的天命。

只不过，身旁的人看见许芳宜的多元身分，都会询问起她对自身的定义。

“我不想定位我是什么人，我只是想要当一个人。如果我只是一个舞蹈人，我就只能舞蹈；若我只是一个演艺人，我只能在电影和电视。”或许是贪心，或许是安心，也或许是开心，她坦言还有许多想尝试的领域。

无论是在舞台、片场，甚至没有观众的地方，她都能感到痛快，“我不需要1000个观众给我鼓掌，就算跟品牌合作拍杂志，在那小小的舞台，一个装潢这么小的地方，开始拍短短的影片，我也很痛快。”

许芳宜相信自己有能力，继续创造更多的可能，宛如变色龙一样，“可以变很多颜色，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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