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详】极惨极惨/何国忠
“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20封信向各大学找事，15处回信没有事，只有5封信说信已转给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慨叹。”1950年5月22日胡适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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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认识朱经农。1916年朱经农赴美，经济拮据，老家有七旬老母，1919年3月11日致胡适信说“来此三年，官费仍无着落，半工半读，所得有限。”他几次向胡适致谢，1919年5月27日说“在纸币低落，发薪误期”时胡适雪中送炭，让他“铭感何极”。1920年初胡适希望他回国执教，他以所学不够不想走。1920年8月9日他谢胡适“借垫”，并提朱母要他珍惜情谊，因为胡适是他“第一个真朋友。”1921年在胡适穿针引线下，他担任北大教育学教授。
1948年12月，朱经农以中国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感受局势难控，决定居美。他曾担任中国公学、齐鲁大学校长，1930年及1944年分别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汤涛所编《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可见其投入和贡献。
中国学界地位在美国无法着力，教职难觅，空缺少之又少，晚景凄凉的学者比比皆是。虽有学校欲聘胡适，却不对口。1950年1月24日日记提St. John’s College新校长Richard D.Weigle盛意，说“每年给他一万二千美元。”可惜该大学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三十多位教员，学校虽有水准，待遇虽高，他认为无用武之地：“Weigle校长可能用不上中国哲学一类的学科吧？”
他后来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两年聘约，暂时安定。职位本是Hodder Fellowship，校长觉得待遇太低不妥，为他另设新职，享有正教授头衔。
专事笔记掌故撰述的徐一世在〈与胡适博士之一席谈〉中称赞他“天分之高，非常人所及”，他却“自谓非天分高，惟用功耳”。读书人最怕无书可读，心痛藏书留在北京，在美国却也有意外之喜。在〈我早期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关系〉英文稿中他说1942年9月卸任大使后，经常出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及葛思德图书馆。1944年发现葛思德图书馆藏有二十册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喜出望外。他判断这套书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从手稿本抄录下来。他接任馆长，薪金是原因，馆藏水经注资料也是原因。1950年5月23日致赵元任信说：“古董书库，于我应该有用”。
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
“万物各有时，蟋蟀以秋鸣。我老自少眠，那得憎此声”。这是陆游的〈杂兴〉，胡适抄来送给伯度先生。万物有特定活跃时节，蟋蟀习惯在秋天鸣叫。年纪渐长，睡眠自然比年轻时少，怎会因而厌恶此声？一切发展有其轨迹，不怨天，不尤人，遇不顺心事，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让人精神焕发的空间无处不在。旧纸堆是避风港，有谈不完课题，有他雀跃趣味。
1951年11月19日，他写信邀杨联陞和友人到普林斯顿：“看看我们的古董。其中佛藏有《碛砂藏》南宋刻本及元刻本，有明《南藏》配本，有明万历末期影抄《碛砂藏》本。另有明《北藏》二千几百本。另有明清刻经残本不少”。又得意说其馆有“八百年佛经雕刻史”资料。
几年后他替葛思德东方图书作宣传时，提起四百五十四卷，四万两千多首的乾隆诗全集。他说乾隆诗太差，识者不屑收藏，唯独葛思德图书馆不嫌累赘，前人此举为他审校《水经注》省去不少麻烦。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说他得到温哥华侨领支持，筹了五千元，想购买胡适私藏伪满原本《清实录》。他知道胡适困境，打算以超过市价买进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大书，不料1952年6月5日见面，“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该舍则舍，但要选正确地方。同一个月两年聘约结束，被委荣誉馆长，善本室至今还挂他照片。只感恩，不为聘约没有延长不快，他了解学校财政困境。这是他在美唯一正式工作。
虽然邀约不断，演讲中所获酬劳，毕竟有限，得靠储蓄生存。离职后赵元任担心他处境，多次在信中讨论工作机会，1956年加州大学聘他讲学一学期，赵元任实为推手。
他对美国没有幻想，心中有选项，或去台湾，穷有穷的过法和尊严。1951年3月9日他接朱经农心脏不济死讯。日记中说“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哈特福德神学院最后给资助，以为可以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他感叹说“极惨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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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一个多月了，每每回想起走进早稻田大学校园的那个早上，我的脑海都会油然浮现出村上春树图书馆外，那成排灿光熠熠的银杏并木，在深秋准备入冬的清透晨曦下闪耀着格外动人的金黄色泽。
而我是次的行程，其实是专程走访那群夺目的银杏树背后，由近年来名气愈发响亮的日本建筑大师畏研吾亲自操刀设计的“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学馆”，又名“村上春树图书馆”（村上春树ライブラリー）。
从来不敢说自己是村上的忠实书迷，因为接触他的作品数量不算多，也未有把大师的历年书目如数家珍地一一拜读完毕。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2004年的《黑夜以后》，相较于他名声大噪的《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黑》算是不太为人所熟知，却在我心中留下了重要位置。
而我真正热衷的村上文字魅力，反而是他写的杂谈和纪行随笔，记得当初读到《寻找旋涡猫的方法》时，那种信手拈来的笔意教我震撼，接着我便和许多人一样，掉进了村上筑构的文学隧道，着迷于他总是奇幻又写实的独特世界观。
据说畏研吾正是以“隧道”为灵感，将设计语言贯穿整座图书馆。村上春树图书馆坐落于村上毕业的母校早稻田大学内，是2021年秋天早大设立的国际文学馆，村上亲自捐赠了诸多私藏著作、手稿、翻译作品以及他热爱的古典爵士乐黑胶唱片（据说有两万张）等，让图书馆名副其实，并免费开放，书迷能在此近身感受村上勃发不辍的创作力与细致优雅的生活品味。
穿过周末早晨的清寂校园，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就是缠绕在长方形建筑物外头如扭曲隧道般的木制镂空顶棚，一路从正门口蔓延至建筑侧边的B1出入口，形成一道行云流水的视觉效果。站在宛如意识流裂变的正门口前，我想起《1Q84》的青豆，或许穿过这道拱门就会舍弃身后的现实，踏进拥有两个月亮的世界吧。
图书馆内的温馨木质格调与建筑外的极简白墙形成两种对比。馆内藏书丰富，有按照时间轴排列村上作品的实体Discography，顺着书架上的年序慢慢游移，从他初试啼声的处女作《听风的歌》到2023年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城与不确定的墙》循序渐进，仿佛也把作家的半生走了一遭。
通往村上文学世界的隧道
图书馆的访客不多，阅览室里分外安静，而我必须频频压抑住自己随时想要惊呼的冲动才行，因为每走几步，当我看见自己拜读过的村上作品静静立在书柜上时，总会兴奋得像看见橱窗里摆卖着最新糖果的孩子，对身边的你悄声指认着，说出“这本是我读过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原来原文版封面和中译版是一样的”诸如此类的读者共鸣。
村上图书馆搜罗了各种村上译本，因此在这里，除了能够瞧见日语原文书的封面，也有机会欣赏来自各国的装帧设计，而我熟悉的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的繁体中文版亦陈列其中。
看着那些同样搁在我老家书柜上也许早已泛黄的熟悉封面，或是当我小心翼翼从架上取下来轻轻翻阅时，我或许就像《刺杀骑士团长》里的主人公，无意识地走进了摇着响铃的洞窟，坠入了村上的隐喻时空，同时也回溯了20年前的我自己，那个伏首案前陶醉在小说里的纯稚少年。
一楼图书馆的中心位置设有通往地下一楼的阶梯，挑高至二楼的天井再度具现了畏研吾“隧道”的主题元素，将两边墙体书架的木板延伸向上，彼此衔接，在室内形成一座巨大的镂空拱道，既壮观又柔美，可说是村上图书馆最具标志性的设计。
我沿着楼梯往下走，看见两边墙上继续展示着更多村上亲自翻译成日文的著作——村上除了写小说杂记，偶尔也翻译英语作品——然后一边忍不住这么想：这不就是一条通往村上春树文学世界的隧道么？这条隧道连接了无数读者和作家的过去与未来。那一年我没有在某种机缘下捧起那本《东京奇谭集》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不会来到这里，不会因一本书而试图走进这座文学的高墙……
于是我站在了这里，被一本本夹收着过去幽影的书作所包围，每轻轻触碰一次，就会像《城与不确定的墙》里的“梦读”触碰古梦一样，抖落了大量时间的尘絮。在这里你会终于忘却自己旅人的身分，在爵士乐轻柔的乐声中和自己轻声细语，宛如创作者在纸页前总是忘我地织缀天马行空的自由。
地下一楼除了咖啡厅和一台以前村上在国分寺经营爵士咖啡馆“彼得猫”（ピーターキャット）时用过的三角钢琴，还有一处复刻了村上春树写作书斋的角落。北欧风格的沙发与波斯地毯占据了大半个房间，一边的矮柜上摆了一对原木盒（Bandsaw box），另一面墙则做成了黑胶唱片展示柜。
写字台就在沙发后方，电脑前的笔筒插着每一根都削得刚刚好的铅笔（非常村上！），可以想像村上大叔先是站在唱片柜前挑选一张想听的黑胶，然后拿到书桌后方的唱机播放，再坐到电脑前开始写作的景象。
我幻想着我在遥远赤道土地上读到的那些角色那些场景那些物语，便是在这样的空间里一笔一画诞生出来的，想像年届76岁的村上仍在勤奋不懈地用文字砌砖造墙，如他风雨无阻的每日跑步一样，风雨无阻地在文学的跑道上迈步前进。
于是我逐渐明白，有些事値得你日复一日慢慢打磨，尤其在这个迅捷不迭的网路时代，比如谈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恋，或是写一部自我完满的长篇小说；而写作与恋爱，于一位文学信徒而言，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罢了。
等到我步出暖气充沛的图书馆来到寒气逼人的早大校园，便愈发肯定东京的冬寒是越来越浓了。那一排银杏并木依然花枝招展地炫耀着这个金秋的最后一抹神采，偶尔快步走过一两位学生或是教授模样的人，裹着大衣，藏着双手，绕过我眼前的校舍转角，消失在视线之外。而我，回头望了最后一眼那漂亮得惹人怜惜的银杏，便也准备离开校园，暂且告别身后的高墙，遁入俗常琐碎的光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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