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20am 23/01/2025

谭政宗.WBB制度让公家医生心灰意冷

医生们认为WBB制度不仅忽视了他们的工作福利，也未对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表示尊重。尽管面临艰难的工作环境，他们仍致力于为病人提供顶尖的医疗服务，但WBB制度却没有充分考虑前线医生们的奉献以及他们所真正面临的挑战。

卫生部近期因推出一项新的轮班制度:“不同工作时间制”（Waktu Bekerja Berlainan, WBB）而陷入舆论风暴。管理层也因此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猛烈抨击。此充满争议的制度预计将在下个月试行。

在深入探讨WBB制度之前，让我们先了解现行的待命制度。依照平时的待命（on-call）制度，医生们在完成早上8时至下午5时的常规“办公室时间”后，接着需要通宵工作至隔天早上8时，然后继续完成当天的日常工作，直至下午5时才能下班，总计33小时。而在这漫长而辛苦的待命时间里，医生仅能获得200令吉的待命津贴（on-call allowance），平均下来，每小时仅约13令吉（仅计算待命的15小时）。在周末，医生的待命时间是从早上8时持续到隔天早上8时，津贴为220令吉，折算下来每小时仅约9令吉（周末待命24小时）。这个津贴标准自2012年以来就未调整过，至今已经13年。在生活成本不断攀升、通胀成为常态的当下，这显然是无法被接受的。

而待命分为两种形式，“主动”和“被动”。“主动”待命的意思是在待命时间值班超过15小时，而“被动”待命则是待命4至15小时。

新推出的WBB制度将公共医疗体系中医生和牙医的连续工作时间限制为18小时，比现行的24至33小时轮值时间有所减少。然而，该制度并未针对周一至周五下午5时后的工作时间提供额外津贴，而是将这些时段视为标准45小时工作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深夜轮班也被视为正常工作时间，没有资格获得待命津贴。

根据WBB制度，医生在周日的轮班将从下午3时开始，至翌日早上9时才结束。这18小时轮班将被分为两段：轮班的上半段（下午3时至午夜）被计入基础45小时工作周，不额外发放津贴。轮班的下半段（午夜至早上9时）仅符合“被动”待命津贴。只有在周末或公共假期期间的“主动”待命，需要连续工作15小时或以上，方能获得较高的待命津贴–住院医生（medical officer）275令吉（每小时11令吉），专科医生315令吉（每小时13令吉）。

当我们不断讨论医生为何离开公共医疗体系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低薪酬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与其他国家或私立医疗体系相比，公共医疗医生的收入显得相形见绌。许多在前线进行待命工作的医生，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家庭支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不少医生不得不选择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这不仅导致公共医疗体系人手短缺，还让留下的医生承受更大的压力，更容易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发生失误，从而影响医疗品质。

针对这个问题，大马医药协会（MMA）曾建议将待命津贴提高至每小时25令吉。去年10月，首相安华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演讲中提到医生的待命津贴将提高至55至65令吉。医生们虽感到失望，但也勉强接受，毕竟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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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的WBB制度却与首相的声明自相矛盾，这种不一致的发表不仅引发了医疗界的愤怒和挫败感，也暴露了一个关键问题：卫生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未有充分采集和吸纳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尤其是前线医生的声音和反馈。

WBB制度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医疗系统中已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来实施这一制度。然而，实际上公共医疗体系正面临严重医护人员短缺。这引发了许多医生团体（包括MMA）的严重担忧。这个调整不仅加剧了本已存在的人手短缺问题，低估了临床复杂的实际情况，导致前线医护人员工作负担失衡，令他们身心俱疲。

在政策遭遇强烈反对后，卫生部于上周五（1月17日）匆忙召开了一场全员大会。在会上，卫生部长确认WBB系统将如期试点，并称其为一项创新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然而，由于试点计划几乎已成定局，这场会议更像是一种形式，缺乏实际的反馈程序。许多参加这个全员大会的医生们表示，他们的意见并未被认真倾听。这种“先斩后奏”的模式，削弱了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可信度，也让医生们深感挫败。

医生们认为WBB制度不仅忽视了他们的工作福利，也未对他们一直以来的努力表示尊重。尽管面临艰难的工作环境，他们仍致力于为病人提供顶尖的医疗服务，但WBB制度却没有充分考虑前线医生们的奉献以及他们所真正面临的挑战。医疗体系的管理层似乎缺乏对医疗体系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同理心，因此新提出的WBB制度让原本兢兢业业的临床医生们感到心灰意冷。

卫生部副秘书长诺阿兹曼曾强调实地参与的重要性。他直言：“我们不能再被指责只坐在象牙塔里，对实地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谈论标准和规则，但现实是，实地的情况与我们的计划并不一致。”

这番话正切中当前问题的核心。政策制定者需要亲自深入最繁忙的医院，体验轮班工作的现实：人手严重短缺、病房拥挤不堪，以及现有待命津贴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压力。

更深一层来说，这种实地体验不应仅限于卫生部的官员，还应邀请公共服务局（负责管理政府医疗设施的人力资源）和财政部（掌控国家财务）的代表一同参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切实感受到医护人员的实际处境，而不是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

卫生部必须转向更具包容性和透明化的政策制定流程。最基本的，拟定政策时应以医护人员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广泛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方能制定出真正能够改善医疗专业人士基本工作条件的政策。这样的举措不仅能提高医护人员的士气，也将能提升人民所能享有的医疗服务品质。否则，最终承受后果的，将会是无辜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