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未到超市购买 女子靠垃圾桶捡食材省钱

3月某个周三约11时30分，当我抵达位于吉隆坡武吉免登燕美路（Jalan Imbi）的克切拉香积厨时，一条人龙渐渐在门口成形。

门口处开放式厨房里的人们将食物分装、排列好后，逐一派发给前来领餐的“顾客”，忙得热火朝天，无暇他顾。

“这里（来领餐的）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和流浪者。”克切拉香积厨营销总监谢国良说，“大约有90到100个人来这里。”

每逢周三和周五，克切拉香积厨（Kechara Soup Kitchen）会到富都派送食物，固定来领餐的受惠者约100人，到时到点便会在该地点排队等候。

谢国良介绍，克切拉从周一至周六会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一顿饭食，主要是考虑到还有其他团体也会派送食物，避免资源过剩。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有派饭计划的团体可以联系我们，以避免浪费食物，或确保食物充足。”

持身分卡领餐，为有需要的“顾客”供饭食

他说，该组织自2008年便开始为街友派送食物，尔后获得赞助现址，得以成立固定的中心，而受惠者是流浪者、暂时流浪者或没有经济能力的独居老人。

“有一些人得到政府每个月的援助金，但他们用这笔钱来租房，所以没有钱吃饭，我们就为他们供应。”

他们将受惠者称之为“顾客”（Client），每一位“顾客”第一次领取食物前，需要先登记注册，在该组织了解背景和真正的问题，确保他们是真的有需要后，再为他们发放一张印有本人照片的“身分卡”，防止滥用，然后每日持身分卡来领餐。

“但是，”他强调，“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更加了解他们的问题，然后介绍某个不同的方案来帮助他们。”

为什么流落街头？有家不愿回的原因是什么？唯有找出“病根”，方能对症下药。

在经过调查和咨询，他们发现数据库里83%的“客人”来自复杂、贫穷的家庭，或父母双亡；79%由于各种问题或不喜欢学习，并未完成中五学历。

“病根”在于贫穷，就如同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经典台词：世上最难治的，是穷病。

派送食物到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并非长久之计，在找出“病根”以后，他们制定一连串计划来协助“客人”改善生活，比如给他们安排职业培训；找工作；无法自理的则寻求合适的庇护所等等。

他直言，派食物不是鼓励他们继续流浪，而是为了深入了解他们，以减少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从中他们也发现这些“客人”有家人，但其家庭陷入贫困，因此食物银行（Food Bank）应运而生，为贫困家庭舒缓经济压力，给他们带去柴米油盐和干粮，避免更多流浪者产生。

见过形形色色的流浪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悲哀处境

谢国良处理过无数流浪者的案例，总有一些“顾客”在他的记忆里留下痕迹。比如，有一天一个女性上门求助，说其怀有身孕但患有精神病的流浪者姐姐失踪了，他们就在街上转悠两小时才找到她，交由妹妹带回家，为她安排看医生，最终平安地将孩子生下。

再比如，有对一起流浪的父子。儿子有一点智力障碍，与妻子也相对两无言，他就带着孩子从安顺到吉隆坡，希望得到福利部的帮助，平时当罗里跟车员或做一些散工为生；没有工作可做时，他们就露宿街头。后来，该组织安排孩子入住智力障碍儿童的庇护所，算是为他寻得一个落脚处，让父亲可以去工作赚钱谋生。

谢国良坦承，部分流浪者是由于犯过错或与家人产生纠纷而被亲人抛弃，老死不相往来。但流浪者之所以无饭可吃无瓦遮头，并不全然是懒惰或曾经犯过错所致。

跟随谢国良到富都，看见许多老年人排队等着领餐，有的老人明显跟他熟络，主动走过来打招呼，其中一位就是蓝伯伯（化名）。

衣着干净整齐，将白长发梳成齐整马尾的蓝伯伯曾是流浪者，在该组织的协助下找到工作，如今暂时是美食中心的保安。

为什么说是“暂时”？原来这家美食中心没有合法执照已经被当局关停，但老板尚未收回钥匙，他还能暂时居住在那里。

“他现在做的这份工，是人家开一只眼闭一只眼雇用他的。”谢国良无奈道，“因为做保安必须在60岁以下。”

蓝伯伯的岁数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连雇主发工资给他亦是偷偷摸摸，是否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是个疑问，随时面对打回原形，回到街头餐风露宿的窘境。

明明是合法公民，却因年龄问题形如无证件的外劳；明明是清清白白靠着劳力工作，犹如在干见不得光的非法勾当，令人感到讽刺至极。

工作难找、收入微薄，无家可归不应是罪

谢国良指出，每次执法人员将流浪者带走，送到市政厅一一“分类”，若无前科、非吸毒者、本国人、无严重精神病且无攻击性就会放人，因为没有任何安置普通流浪者的方案。

“如果有一条法令是可以建议普通流浪者的安置地点。有一些不是福利部、庇护所或转型中心不要收，而是已经满员了。”

“你乱丢垃圾被罚款很正常，但露宿街头有什么问题？他们找种种理由如影响市容、乱丢垃圾把流浪者带走，最多只能这样。”

他无奈道，如果无家可归是一种罪，那岂非很不近人情？

“本来无家可归已经很惨了，还要因此被捕，强迫他去不想去的庇护所，他的人权又在哪里？”

根据与多名流浪者的对话，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想要靠自己的双手工作挣钱，奈何由于年龄的限制、居无定所、罹患轻微精神病等原因而被拒之门外。

又或者打着散工，收入极其微薄，比起昂贵的房租，情愿把这笔有限的资金用于支付孩子的学费，自己以街头为家。

“这个Abang在桥底接活修电器，修好一个20令吉，收入所得用来供孩子上大学，最近去世了。”他叹，“（睡）在街上活不长。”

交谈之际，一个与谢国良颇为相熟的流浪者恰恰错过派饭时机，谢国良提出请他吃饭，到小贩中心给他打包食物，只见他摇头说：“太贵了。”最终在谢国良坚持下才愿意点餐，并且为另一名同样错过领餐的街友争取一份餐食。

“他也是有轻微精神病的，有时跟他说话是不搭理你的，但今天跟我说话了。”

这样的人，何罪之有？

发放身分卡，申请庇护所，协助流浪者暂时渡过难关

他提到，该组织给流浪者发放的身分卡，除了可让他们凭证领餐，亦能充当身分证使用，因为有些人的身分证会被偷走或卖到黑市，而这张身分卡可应对警察的检查，甚至在疫情期间也起到作用。

“因为他们被送去医院，医生看到身分卡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向医生说明他们的基本情况，请对方帮帮他们。”

“也有一些人因为疾病不幸离世，我们就为他们安排丧礼。”

许多人也许以为部分流浪者是外籍人士，但谢国良却表示，外籍人士会有相关的社群系统照应，而本地人则并非如此，因此该机构承担起这样的角色，为他们介绍工作、庇护所、看病等等。

“所以我们称他们为‘顾客’，尽量记住他们的名字。”

除却老人院、孤儿院，还有的庇护所是由政府设立的，以协助那些因各种原因暂时流浪或暂时落魄的人渡过难关。

“我们会向这些人介绍政府的庇护所，但只能够在那边待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找工作和住所。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改变命运，我们也会很支持的。”

另外，他们亦会安排年迈的流浪者进入庇护所，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在庇护所安身，其原因是：不自由。

除却申请的问题，入住庇护所后还需遵守一连串的规则，比如不许抽烟、不许吃肉（部分具宗教性质的庇护所）、几点睡觉、几点起床等等，因此有的流浪者情愿继续露宿街头。

“因为对他们来讲，在庇护所就是等时间（到）而已，也没有自由。像有些大叔想要看球赛，现在还能找个嘛嘛档点一杯茶坐几个小时打发时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技傍身才能摆脱困境

2016年，克切拉香积厨与大型连锁超市、酒店合作，接受过剩的产品、粮食，发放给贫困家庭和庇护所。

“我们将这些物资派送给庇护所，希望庇护所能免费接收那些有问题的流浪者。”

他们扮演着桥梁的角色，一方面解决物资浪费的问题，另一方面亦能解决贫困人群温饱的难题，可谓一举两得。从合作计划开始至今，受惠的人群包括独居老人、流浪者、残障人士或贫困家庭，人数多达20万人。

通过一次次探访，他们发现一些贫穷家庭的家长在家里是空闲的，主要是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而无法出远门工作，于是他们为这些家长安排烘焙、裁缝等技能培训，让她们在家中亦能工作。

“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就帮着义卖，将销售所得分给他们，部分收入则用来支撑中心运营。”

“有一些人已经可以出来自己做生意了，生活改善后，就不再需要食物银行的帮助。”

长贫难顾，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唯有一技傍身方能永久地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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