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端详来仔细看,词人写作时往往会顾及声韵语调之类的问题,而献出的对策之一,是在歌词加入叹词或语助词(啊呀嘛吧唷哟咯嘿)、象声词(咚咚锵)、无具体意义的虚词(“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春天里〉、“呀呼咿呀嘿”〈过一个大肥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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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从小就对〈拜年〉里的这一句歌词感到很好奇:“七个隆咚锵咚锵/炮竹响连天”,试过问长辈:“为什么是七个?为什么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但对方选择无视,没有直接给我答案。
〈拜年〉(金泉词、邹芳选曲)这首歌选自1938年发表的东北民歌〈新对花〉(周璇与严华改编自〈正对花〉),于1955年由香港百代唱片灌录出版发行,尔后历经多种版本的改编与翻唱。歌词由12个月份循环,传唱不同时节观赏的花,充满绕口令的趣味。
我截取其中一段歌词给读者看:“小姐得儿妹妹来看花/旗把隆咚呛咚呛/得儿哈萨”
仔细地看,〈新对花〉原版词是“旗把隆咚呛咚呛”,至今仍无法考究歌词含义,也找不到“旗把”演变成“七个”的原因。一开始以为“咚呛咚呛”变成“咚锵咚锵”的原因是早期的歌手演唱这首歌时,音乐编制并无加入锣鼓声,可当我重聼一遍,也在网上找了不同的版本来听,发现每当歌手唱到“旗把隆咚呛咚呛”时,锣鼓声会特别大声。至于“旗把”为何会变成“七个”,我想和“咚呛咚呛”变成“咚锵咚锵”的原因大同小异,不单是创作人可能没有务求每个字的精准度,也有可能是当时歌曲口头相传,在传唱过程中某些字句难免会被调整修改。再说,有人表示“七”在中国文化中不只是吉利的数字,也是文化的载体,在日常生活中常见,比如七色彩虹、七情六欲、七大洲、逢七必变、七仙女等等,但我并不认为创作人改编这首歌时,会想得那么多,那么玄。我单纯认为“七”唱起来比较顺口,与其他数字相比,唱“七”和“锵”时都需要稍微吐气,整句“七个隆咚锵咚锵”唱下来就显得较有层次感,读者可试试用其他数字来唱,效果确实不一样,唯独“七”较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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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内人说,封面设计是专辑的引言,有的专辑光看封面,甚至还没播歌,就能迅速知道这张专辑的音乐内容是大胆地玩中西合璧,结合古今中外的音乐元素,体现创作人对自身文化定位的思考,比如王力宏《盖世英雄》鸭舌帽、项链、外套都是嘻哈造型,切合专辑嘻哈风格,而封面还印着一支水墨梅花;周杰伦在《霍元甲》EP封面中身着唐装,手持提字金扇,身后墙面挂满水墨画,混搭昏黄及偏阴暗的环境色调,形成中式复古风的氛围感,而周杰伦的辫子仿似清朝正统男子的发型,但其实仔细一看,分叉的毛发更接近象征雷鬼、嘻哈文化的脏辫造型;周华健《江湖》专辑封面与封底有他本人和张大春的石像头型,酷似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品风格,而封面的主调性却是书法水墨。

究竟是谁第一个唱出融汇中西的歌曲?我不得而知,无从考察。依我这二三年有限的听歌经验,不作别想,我印象很深刻的自然是〈何日君再来〉,但不是邓丽君版本,而是由周璇演唱的原始版。重新端详黑胶唱片上的标签,你会发现,这首歌的主旋律虽是以中国五声音节为主,但手风琴伴奏却将探戈节奏融入其中,可谓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作品,而手风琴的演奏者是一名法国人,名叫“杜甫”(绝对不是那位唐朝诗人)。同样将五声音节作为根基,但编曲与节奏却融合了西方元素的作品如数家珍,比如王力宏〈放开你的心〉、〈大城小爱〉;周杰伦〈发如雪〉等。“中西合璧”的概念富有探索性,玩法多变,除了把五声音节融入流行歌曲,也可从歌词下手,比如擅于着墨“中国风”歌词的方文山,习惯将古诗词融入现代歌词,其中和周杰伦的共同作品中,如〈东风破〉、〈烟花易冷〉、〈公公偏头痛〉、〈刀马旦〉等便是此类代表作;也有词人巧妙地借用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材,融入古诗词的意境,在西洋流行文化完美结合传统,比如周耀辉的〈黛玉笑了〉、林夕从〈六祖坛经〉取得灵感而写的〈弱水三千〉等等。

中西合璧音乐创新
谈流行乐的“西风东渐”,从编曲来说,王力宏《心中的日月》和《盖世英雄》专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竹林深处〉里的西藏女声吟唱、笛声,混搭嘻哈击掌声节奏;〈盖世英雄〉则是将京剧和昆曲与R&B、嘻哈相融合等,但我更想提的还包括周华健的《江湖》、《水浒三部曲》与《赛貂蝉》音乐剧,以中乐为基调,混搭现代流行乐的元素,同时确保文言文的平仄格律与现代歌词搭配起来没有违和感,唱起来流畅入耳,我由衷佩服周华健的谱曲功力。再说,运用文言或古雅言辞与白话歌词的相互配合,通过古今对比带出“时空穿越”的感觉,我认为Raidas〈传说〉、周杰伦〈雨下一整晚〉都是不错的示范,而乐器编排在文言与白话段落间不停调整,实现“中西合璧”水乳交融的效果,流畅之余又不失起承转合。有的歌手更有企图心,找到让“中西”完全融为一体的方法,比如王力宏找到京剧与R&B唱法不谋而合之处,乍听之下,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有很多转音,所不同的是,R&B的转音较为自由,一般都会换词转音,而京剧会特别将唱词中的单字拉长转音,也是〈花田错〉这首歌的精彩之处。不仅如此,也有人在创作上更加大胆,反串旦角,模仿小生唱腔,比如陶喆的〈苏三说〉、陈昇与刘佳慧合唱的〈One Night in 北京〉,编曲则大量运用了MIDI、爵士鼓,乃至长笛等民族乐器。但我还想分享一首由郑必爱演唱的〈冲一杯茶〉,从编曲到唱腔,郑必爱京剧唱片混搭合声器、Autotune人声处理等西方技术,以本地市场来说,这不仅仅是前卫之作,类似尝试也是相当稀有的,归功于郑渴望的摸索尝试。仔细一看,我觉得“我的情人节是只年兽/会吞噬掉理想和梦想”这一句歌词蛮符合“中西合璧”风格。

规矩从来都可以打破,但要树立新的规矩,推广新的创意,并且要说服听众,首先得掌握旧规律、旧玩法,否则这样的实验往往注定失败。换句话说,“中西合璧”的玩法有一定门槛,并非可以轻松驾驭。根据陶喆的说法,他在制作〈孙子兵法〉时绞尽了脑汁,只为让女子十二乐坊的国乐与西方交响乐,加上摇滚元素有更好的配合。编曲人不只是需要准备“国乐”与“西乐”的谱,还得花很长的时间了解“中西”乐器的不同之处,比如乐谱编写法,乐器演奏法,乐器的音域,乐器的声音特质,乐器的录制方式等等。中西文化的交融,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环境所造成的趋势,比如早期的上海,再来就是创作人寻求新的突破,于是从自己文化的根开始寻觅、开拓,尤其是从海外回来的王力宏、陶喆、方大同等。创新不是抛弃原有的根,在拥簇自己文化的同时,也相互包容互鉴,融会贯通,中西合璧才会朝健康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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