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7:50am 09/02/2025

郑志立.从900至1700，购买力上升了多少？

仅依靠最低薪金制提升收入，未必能真正改善生活水平，政府可能需要更综合性的政策，如控制生活成本、提升生产力、加强社会保障等，以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自2013年我国开始实行最低薪金制以来，最低薪金从当时的900令吉，经过多次调整，于2016年、2019年、2020年和2022年分别上调至1000令吉、1100令吉、1200令吉和1500令吉，并在今年2月正式提升至1700令吉。

最低薪金制度无疑具有其优势。从宏观层面来看，提高最低薪金能够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人力成本，促使企业加快转型，从而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并推动我国经济整体转型。从微观层面来看，该政策可直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使其更好地应对生活成本上升，同时推动经济内需，进而形成良性经济循环，促进企业发展。

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其两面性，最低薪金制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首先，该政策将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对中小微型企业而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财务压力。当生产效率的提升赶不上薪资增长时，企业的生产成本无疑会随之上升。根据我国统计局数据，从2015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第三季度，雇员生产效率提升了23%，但同期最低薪金却上涨了67%。对于缺乏资金和能力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小微企业而言，在无法完全吸收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选择将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导致市场面临通胀压力。此外，部分企业可能借此机会提高售价以获取更高利润，进而加剧“贪婪型通胀”现象，使生活成本上升幅度进一步扩大。

因此，最低薪金制的关键争议点之一在于：最低薪金的提升，是否真正改善了相关群体的购买力？如果薪金增幅高于生活成本上涨幅度，则低收入群体无疑将从中受益；反之，若生活成本上涨速度快于薪金增长，他们的财务压力不仅未能缓解，甚至可能加剧。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推算。

首先，从2013年到2025年，我国最低薪金从900令吉上涨至1700令吉，涨幅为88%，年均增长约5.4%。另一方面，生活成本的涨幅可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衡量。我国CPI从2013年的105.9上升至2024年的133.4，总涨幅为26%，年均涨幅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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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组数据来看，薪金增幅远高于CPI的增长幅度，这意味着，理论上最低薪金的雇员在此期间的购买力提升了约50%，显示低收入群体在最低薪金制下受益颇多。

然而，这一结论需结合数据局限性进行更全面的考量。首先，CPI是根据一系列消费品的权重计算得出的，如食物与非酒精饮料占比29.8%，而外食相关的消费仅占3.4%。但近年来，双薪家庭增多，外食支出上升，这意味着CPI的变化可能未能准确反映许多家庭真实的生活成本增长情况。此外，上述计算采用的是刚刚实施的1700令吉最低薪金，可能略显偏高。如果以此前已实行较长时间的1500令吉为基准，购买力的实际增幅将降至35%。

为了进一步分析最低薪金对购买力的影响，我们可以引入另外两组数据进行对比。

第一组数据来自公积金局最新发布的建议存款指南，该指南基于复合年增长率约5.15%推算退休生活开销，即假设生活成本每年上涨5.15%。

第二组数据来自公积金局与马大社会福利研究中心（SWRC）近期发布的《我的预算》报告，其中巴生河流域单身人士（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的生活成本在过去两年间上涨了7.7%。

若假设2013年至今，生活成本年涨幅分别为5.15%和7.7%，那么以最低薪金从900令吉增长至1700令吉为基准，计算所得的实际购买力变化如下：若按5.15%年涨幅计算：购买力略微上升3.4%；若按7.7%年涨幅计算：购买力反而下降22.4%。

若以这两组数据为参考，则最低薪金制对改善低收入群体财务压力的帮助有限，其政策成效存在一定争议，甚至可能弊大于利。

当然，上述比较也有其局限性。首先，这两组数据主要基于近年来的通胀水平，而近几年通胀压力较大，导致生活成本涨幅远高于以往。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国际因素（如去全球化政策的兴起对供应链的影响），也有国内因素（如政府推行的补贴改革）。因此，这些数据可能更适用于对未来趋势的预测，而非完全适用于过去的情况。

考虑到最低薪金的多次调整，预计未来仍有可能进一步上调。然而，若无法有效控制生活成本的上涨，其对低收入群体的负面作用可能将大于正面效益。这意味着，仅依靠最低薪金制提升收入，未必能真正改善生活水平，政府可能需要更综合性的政策，如控制生活成本、提升生产力、加强社会保障等，以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得到实质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