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教授.元宵与汤圆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速冻食品技术有那些直接的交流参照？这是一篇可以进行的学术论文研究。若我的“大胆假设”也说得通，那这项速冻食品技术还真是让台湾促成今天中国的汤圆“大统一”的重要源头之一了。
写中华饮食，其实我真正想处理的问题是：我们要认识的中国应是大江南北多元丰富的中国，而非“简化／减法”“刻板”的中国。认识华人文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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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汤圆难道就只在于“一般人是吃甜汤圆，但客家人却是吃咸汤圆。”像这样的论说，就像擂茶一样，如果你跳出台湾和新马，到中国大陆做点“纵向寻根”的田野调查，以上论说都不能成立了。
上篇边缘评论冬至是〈吃汤圆，还是吃饺子〉刊出后，就有中国朋友发来两张汤圆照片，一张是广东台山的汤圆，一张是广东阳江的汤圆，都是咸汤圆。台山和阳江的在地方言都属粤语系次方言（前者是四邑片，后者是高阳片）。当然这两个地方也有少数客家人，不过也别忘了那里还有一些瑶族、壮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数。会吃咸汤圆，到底是谁影响了谁，未必说得清楚，但从中国地区来看，会吃咸汤圆的，恐怕不是客家人的“独有”。
再来，饮食文化研究不能纯粹只是像网红那样的介绍美食，也不仅仅是什么人吃什么的“身分认同”问题而已，它还涉及很多方方面面，需跨学科的好好观察和探索研究。饮食文化的“传统”其实也是一直在变化，这其中虽有老传统的传承，却也有国家机器的宣导机制和媒体的宣传打造，以及市场需求和食品加工技术的导引，改变了我们很多佳节的饮食习惯，治史者和研究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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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进入清真寺需戴头巾，这本是常识。然而，一些人的过度反应，实际上与行动党多年来塑造的政治形象，以及该党在华人社会中长期灌输的对立情绪密不可分。
最近，行动党国会议员杨美盈在斋戒月期间前往清真寺开斋，并戴上头巾，同时教导她的孩子用手进食。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民强烈反应。一个简单的举动，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事实上，女性进入清真寺需戴头巾，这本是常识。然而，一些人的过度反应，实际上与行动党多年来塑造的政治形象，以及该党在华人社会中长期灌输的对立情绪密不可分。
过去，行动党在华社中的形象一直是“对抗巫统的先锋”，并经常批评马华“向巫统屈服”，甚至指责马华领袖“出卖华人权益”。这种论调塑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绪，使得支持者对任何涉及马来文化的妥协行为都十分敏感。
回顾历史，行动党在2006年曾公开拒绝在砂拉越州议会开幕仪式上穿上传统礼服，包括佩戴宋谷。当时行动党的立场是拒绝任何象征马来主导政治的服饰。然而，到了2008年，雪兰莪州议长邓章钦在宣誓就职时，却选择戴上宋谷，并解释说，作为联合政府的一份子，尊重苏丹的礼仪是必要的。这一举动，标志着行动党从对抗性立场向现实政治妥协的转变。
在国阵倒台前的那些年，行动党对马华的攻击几乎是铺天盖地，称马华是“巫统的跟班”，不遗余力地煽动华社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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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略不仅局限于华社。在2018年1月，行动党领袖拉玛沙米强烈谴责柔佛马赛一座已有80年历史的斯里萨克提斯里新纳卡鲁帕尔庙遭到拆除。他批评警方在行动中动用大批警力，并指责国大党无所作为。过后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亲自介入，承诺州政府将提供替代地段重建，并与王储各自捐献10万令吉和7万令吉协助庙宇重建。
2013年，行动党也曾高调批评吉隆坡金三角穆尼斯瓦拉庙部分建筑被拆除。该庙宇部分建筑被吉隆坡市政局拆除，以腾出八尺宽的人行道，为附近商业发展项目让路。尽管发展商提供了雪邦的土地作为替代方案，但庙宇管理层因历史原因拒绝迁移。行动党趁机大作文章，指责国阵漠视少数族群的信仰，进一步激化族群矛盾。
然而，如今面对吉隆坡斯里巴拉卡里雅曼兴都庙拆迁，曾经言辞激烈的行动党领袖却选择保持沉默。过去那些敢怒敢言的声音，如今去了哪里？
相比之下，这次庙宇搬迁并未引发太大争议。首相安华的处理方式相对平稳，没有激化社会情绪。我个人支持这次搬迁决策，并欣慰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但令人玩味的是，过去总是在类似事件中高调发声的行动党，如今为何悄无声息？
杨美盈戴头巾引发的争议，并不仅仅关乎她个人，而是行动党长期塑造的政治情绪正在反噬自己。多年来，行动党利用愤怒、恐惧和对立的情绪来争取选票，令支持者对“妥协”乃至“马来文化”产生过度警惕，甚至本能地反感。
随着行动党成为执政党，它必须调整自身形象，从过去的对抗者转型为国家治理者。而这对于那些仍停留在“反巫统”情绪中的支持者而言，显然是一个难以适应的转变。
现在行动党试图展现更包容的“马来西亚人”形象，却遭到自己选民的质疑。这不仅是行动党的困境，也是整个华社需要反思的课题：我们究竟希望看到一个对抗性的政党，还是一个真正能够推动多元共存、理性治理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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