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逃难诗人潘受 船票送郁达夫
说潘受是一位诗人，不如说他更是一位爱国诗人。那么他所爱的究竟是祖国，还是南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同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展开大规模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战火的阴影逐渐逼近南洋，南洋华侨早已蓄势待发，竭尽所能，为抗敌救国、为世界和平以及为公理正义而战。这一年，也是潘受南渡的第七个年头，此时他正担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校长。身在海外，面对日本帝国的肆虐侵略，他对祖国这一场灾难绝不能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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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来自南洋各地的百余名筹赈会代表齐聚大会，共同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潘受与陈嘉庚相差37岁，却毅然接受义务秘书一职，深得陈嘉庚的倚重与信任，全力协助推动华侨赈灾工作，掀起了一场席卷南洋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他为该会成立赋诗以明志：“立国五千年忍使黄魂沉赤县；同侨八百万誓扶白日照青天。”
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群情激愤，反日情绪高涨，人们纷纷抵制日货、罢工停产、走上街头示威，巡回演出宣传抗战，并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1940年4月28日，《南洋商报》刊登消息——“华侨回国慰劳团下月赴各路慰劳军”。该团由陈嘉庚组建并亲自率领，潘受担任团长，是全团最年轻的成员。5月间，他带领团员到重庆与陈嘉庚会合，期间结识众多抗战名将及政府要员。1997年，86岁高龄的潘受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回忆道：“那次中国之行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让我第一次亲身领会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精深博大。”这支慰劳团自新加坡出发，经缅甸、云南、贵州，最后抵达重庆。随后又从四川辗转奔赴各地战区，足迹遍布十余个省份。
1941年，潘受重返新加坡。
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记载，潘受曾于1941年1月至6月担任中华学校（即中化中学前身）校长。当时，《南洋商报》亦有报道，麻坡中华化南校董部常务会议已通过聘任潘受为校长（1941年1月14日）。然而，由于频繁奔走于新马两地，难以兼顾校务，潘受遂于半年内辞职。
1972年，适逢中化中学庆祝建校60周年并出版《中化六十年》纪念刊，潘受以翰墨寄怀，特赠七言绝句二首如下：
其一
树蕙滋兰六十年，中华声教化南天，
芳菲一卷春风史，筚路从头记昔贤。
其二：
海氛岁值乱离秋，书剑吾曾此小游，
痛忆故人冤血碧，羊昙何忍过西州。
潘受在诗中既缅怀建校先贤的辛勤付出，也追忆自己与学校在日军南侵时期结下的因缘，并寄托对战乱离散与故人罹难的深切哀思。他更提及麻坡沦陷后，地方上惨遭屠杀者近二十户，其中包括“余在职时之本校董事会主席李君天赐洎董事多名，洵惨绝人寰矣。”此墨宝如今仍珍藏于该校馆藏。
日军的爪牙迅速伸展，战火蔓延，新加坡旋即沦陷。潘受在战后1940年代的多首诗作中，及时记录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1948年，他在新加坡怡和轩与友人追忆郁达夫这位南来的中国文坛巨匠，写下〈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郁达夫于1938年12月底应《星洲日报》之聘抵达新加坡，直至日据时期，最终在1945年8月29日日军战败投降之际，于避难地荷属苏门答腊离奇失踪。
1942年2月，潘受原已购得小电船船票，计划携家眷自新加坡这座“围城”逃往临近的苏门答腊小岛。郁达夫得知后，亦表示希望同行。临行前一晚，众人下榻怡和轩，郁达夫携行装前来，除衣物外，还带了一瓶白兰地、十余块牛肉干及一部《诗韵》，准备在船上吟诗唱和。当晚，他们畅谈共饮，别绪未生，反添几分欢愉。酒酣之际，潘受忽然决定将自己的船票让予郁达夫与胡愈之，送二人先行离去，自己则另寻他法分途逃亡。
世事难料，郁达夫终客死异乡。战乱之际，他化名赵廉卿，滞留印尼，最终遭日本宪兵杀害，尸骨无存。潘受悲痛不已，赋诗悼之：“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一死换千生”，确是对郁达夫的至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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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潘受将船票让予郁达夫，辗转逃离新加坡，抵达重庆。他是少数战乱中仍持续创作的诗人。细读其逃难诗作，几乎可勾勒出一条逃亡路线。其时，他携妻小乘渡轮离新，“为避敌追袭，船迂回于印度洋中者十余日，然后渐脱危险地区。”（〈避寇印度洋舟中五首〉）。船上颠沛流离，风声鹤唳，一对子女仍为他举杯庆生，全家守岁，不知浩劫将至。
〈八月十日日本天皇乞和，十四日正式投降〉一诗中，潘受难掩内心的激荡与雀跃：“日本投降了，家家喜可知。满城鸣爆竹，拆屐赋围棋。消息还如梦，疮痍待洗悲。满装双足是，破涕抚妻儿。”此诗不同于他一贯的典雅古风，兴奋至极，情感奔腾直泻，流露自然。
1947年，潘受决定离开重庆，再返新加坡。劫后余生，家园待重建。新马社会命运相依，华人唯有自求多福，更加积极在动荡中谋求立足之地。他回到新加坡怡和轩，追忆故友郁达夫横遭不幸，感慨悲痛。郁达夫自1938年受聘于《星洲日报》，主编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新马文艺事业本已步入正轨，然战火摧残之后，重振之路更显艰难。
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诸多限制，华校发展空间受阻。中小学华校得以迅速复兴已属不易，若再创办一所华文大学，更是难上加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受辅佐陈六使筹建南洋大学，成就新马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桩美谈。1953年，他受邀加入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积极投身筹备工作，为华文高等教育奠定基石。《南洋大学创校史》中的陈六使序文，或出自笔力深厚的潘受之手，文辞庄重典雅，精准传达创校初衷，足见他对陈六使办学理念的深刻体察。
“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正是怀揣这样的信念，潘受毅然投身其间。1953年2月，278个社团齐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众口一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肩负重任，亲自洽聘首批教授，协助文、理、商三院主持校政。然而，开课在即却突发“林语堂事件”，校长临阵辞职，南大陷入危机。此时，潘受再应陈六使之邀，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全力稳住校务，带领南大挺过建校初期最艰难的4年。
如今，潘受的事迹屡被提及，甚至有人认为，若非他当年力挽狂澜，南洋大学“怕已开不了门”（〈海外庐诗〉原跋）。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开学典礼上，校旗迎风升起。这面“三色光环”校旗，正是潘受亲自设计并撰文释义。其子潘思颖于1997年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中回忆：“我的妹妹（当时南大第一届学生）潘小芬，按照拟定的尺寸，画了准确的图样交由工匠制定。这迎风飘扬的校旗把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千千万万东南亚关心南大的人民：‘今天是我们海外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日子！’”（《联合早报》，1997年8月3日）自此，新马华文教育史翻开崭新篇章。
然而，1958年，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了潘受的公民权。1959年底最后一天，他正式向陈六使呈辞，并获准于次年2月15日新学年开课前离任。辞职函中写道：“兹谨趁首届毕业生步入社会之日，退避贤路，修函恳辞。”果然，他洒脱离去，不再回首。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于云南园隆重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是夜，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云南园举办诗人雅集，由中文系老师刘太希、佘雪漫主持，汇聚新马诗坛名流。然而，素爱诗词的潘受却未曾现身。他仅留下一首诗，并附注述及自己原拟出席雅集，惜因雨未果，后收入该会编纂的《云南园吟唱集》。
多年以后，潘受再提笔写南园：
“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
此作是《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之一，写于南洋大学关闭后的第六年。1986年冬至，潘受旧地重游，举目惆怅，不复言语，然历史自会铭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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