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亚来于1879年锡价暴涨时,一跃成为雪兰莪首富,在吉隆坡拥有大量房产和土地,经过世代积累,如今即使不是世家大族也应是一方豪富,缘何犹如昙花一现,财富和风光只停留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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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研研究员阮涌俰博士指出,叶亚来与许多创业者一样,先靠贷款“创业”,他的财产几乎都是不动产,而非现金流。
“他向英政府借钱去修路、重建,再做其他工程抵债,看起来一直在做白工,但当时他还有其他收入,可以承担这些费用。”
“后来也由于这样的因素,他建造很多店面,也得到很多(店面)拥有权,慢慢扩大了产业。”
就他目前从文档看到的,当时抵押给英殖民政府以借贷20万元的部分吉隆坡房产,已经多达147家店面和土地。

“这是叶亚来去世后发生的。因为他家族的债务越滚越大,积累到20万了。当时的政府意识到他们还不起,产业也要被拍卖,于是愿意出手贷款,但他们需抵押这些产业给政府。”
当然,英政府并非大慈善家,实际上在此前一些文件显示,英政府的官员清楚知道叶亚来家族还不起巨额债务,去信提醒其他的英国人,表明叶亚来的单位即将被拍卖,感兴趣者可多加留意。
与其旁落他人,不如落到政府手里,相关信件寄出后,英政府便贷款20万予叶家还债。


无法用遗产还债,债务越滚越大
一页页地翻过阮涌俰整理的档案简介,“借贷”这一字眼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从叶亚来生前到死后他的遗孀郭庚娇都有贷款记录,且数目不小。
“叶亚来生前贷款欠下的债务是用工程抵债,属于可负担范围,所以还没有到抵押产业的地步。”
他指出,1885年叶亚来去世时正值壮年,他并没有所谓的遗嘱,于是认证就必须花费许多时间,直到1898年方有公告说明继承人是谁,有多少人等等;1902年才通知继承人得去哪家公司办理手续,才可以真正继承遗产。
时间跨度之长令人感到震惊,认证完毕之前,许多遗产是处于“冻结”状态,所以能看到在叶亚来病逝后的十余年里,叶家陆陆续续借贷,渐渐抵押产业的记录。
“因为没有(现)钱了,也没办法用(遗产)还一些债务,要去借贷才可以维生。然后就一直借。”
此外,由于叶亚来的房产和土地数量多,因此地税等各种税款的数额亦非常庞大,其家人每年得继续缴付,在无法出售的情况下,唯有借贷缴税。
如此一来,十几年累积的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收回土地,失去故居拥有权
他提到,叶亚来的部分土地本属于永久的,英国人到来后欲重新规划城市,一些永久地契的土地转变成政府地,其中就包括叶亚来的故居,以及位于故居对面的旧巴刹。
“他当时非常反对,他认为他对吉隆坡的贡献很大,他积极地做了很多工作,但现在他们(英政府)要把土地全数收回。”
后来,英政府后退一步妥协,表明叶亚来在生时仍可保有其故居和旧巴刹的土地拥有权,但去世后政府必须要收回。
所以他的遗孀、孩子在他死后搬离旧居,最后在安邦落脚。
“他的太太去世后,有二千多的税款要交,可是也还不起,(房子)只能卖了。”
尽管有许多土地,可无力缴付地税,自然土地也被没收;几万亩种植地的租金亦无法缴交,自是要撤回,不允许再种植。
阮涌俰认为,叶亚来骤然离世,许多事情包括税务、债务来不及处理,而且他如同一般创业人士,先贷款起家,累积债务发展事业,假设他多活20年,也许事业稳定创收,实现盈利。
但是,飞升未半而中道崩殂,尚未来得及实现盈利就被死神召唤,死时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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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孩子也不大,无力支撑家业,其家族才从富变成“负”,背负巨额债务。

有茨厂街,那有茨厂吗?茨厂到底在哪里?
茨厂街是由于叶亚来在当地建设茨厂而命名,但是这家茨厂原址的地点,一直是人们的心中疑问。荷兰的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线上图书馆释出大量高清老照片,其中包括1880年代的吉隆坡,引起了张集强的注意。
张集强助理教授是UCSI大学建筑与人文环境学院副院长,曾出版过《消失中的吉隆坡》一书,对于吉隆坡的布局、道路分布早就烂熟于心。
他在该网站看到一张从现在精武山上俯拍茨厂街的照片,实际上他和一些文史学者已经很熟悉这些老照片,但这一次的老照片清晰度极高,几经放大后,所有的细节仍清晰可见,于是他发现一栋建筑疑似传说中的茨厂,位置正是在如今RexKL(前身是柏屏戏院)的位置。


见证吉隆坡从森林发展成市镇
张集强说,在吉隆坡草创年代,叶亚来见证了吉隆坡从一个森林引进许多矿工,慢慢地把它建设成小市镇。
当时的马来人已经在如今的占美清真寺一带沿河居住,随遇而安,做一些简单的交易;由于中国满清衰败,加上帝国主义扩张,欧洲殖民者为了满足工业革命所需的工业原料如锡等来到东南亚,华人为觅生路南来,只要靠着努力就能改善生活,叶亚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马来亚。
“虽然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受很高的教育,但有足够的见识来让他担起一个社群领袖的一号人物,包括当有一些纷争时,他带领的不只是华人,还有马来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去对抗,然后战败了,最后守在吉隆坡,号召大家重建,做生意等等。”
他指出,一个矿区仅矿工就多达数千人。这几千人要吃、喝、嫖、赌等各种日常所需和消遣活动,叶亚来一一满足他们的需求,显示他具备生意头脑。
他在其住处对面建设了一个市场,张集强形容该市场类似如今的茶室,出租摊位给人们售卖食物,每个月收取租金,所以当英国人要征收该市场的土地时,他深感不满。
英国人到来后,他们承诺苏丹建立具备社会制度、秩序的雪兰莪,土地规划、税收等工作就得推展开来,不免触及叶亚来的利益。

叶亚来是从一个完全没有条例的时代,转变到有条例的时代。1885年去世时,正好是两个时代的分隔线──1891年实施新式土地管理制度“雪兰莪土地法”(Selangor Land Regulations),土地买卖合法化,加速吉隆坡发展。
张集强认为,叶亚来在此制度前,某方面而言他扮演着抵抗者,抵抗英殖民政府给马来半岛带来的影响,将其从完全传统的社会关系,进化到现代化的政治制度。
但是,在英殖民政府的制度推行之前,至少叶亚来稳定了整个吉隆坡的状态,特别是雪兰莪内战后,吉隆坡的发展基本是靠他带领建设道路、消防等规定,比如他会规定每家每户门前置放一口大缸防火,由此可见是个有见识之人。
“可是毕竟他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他不像欧洲人经历过工业革命,他也不会画地图等等,他没有办法做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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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跟随杨辛娣的脚步在街上游走,无论是坐在街头、巷尾、转角、五脚基,又或是桥底下的流浪者,都一一与她点头打招呼,她记得每个人的名字,熟悉他们的喜好、脾性和背景,更被流浪者昵称为“妈咪”。
“流浪汉妈咪”究竟是因何诞生?

若非杨辛娣亲口述说自己的故事,很难相信眼前装扮体面的她,曾一度携着女儿和流浪者一起排队领取救济的盒饭。
她是专门服务于外国游客高端定制团的导游,经常带着三五人小团在吉隆坡趴趴走深度游,深入体验吉隆坡,一日的收入比普通旅游团导游来得高。在Covid-19席卷全球之初,她以为旅游业只是如同过往的H1N1、MH370事件一般短暂遭受到冲击,2至3个月后便能恢复如常,她的存款尚能支撑过去,不料疫情越来越严重,完全超乎她的想像。
“其实全世界(实行)行动管制是在2020年1月,(虽然)我国是3月18日,可1月时我们旅游业基本就是关停了。”她细细回忆。
“一般来说,我们是来不及吃团年饭的,有很多工作要做,会开始马不停蹄地忙碌,不过那时我们居然还能吃团年饭,吃了团年饭就真的收工了,这是我从事旅游业20年以来从未试过的。”
婚姻失败加上工作停顿,堪称祸不单行。半年过去了,眼看着储蓄一点点消耗,入不敷出的她不得不限制自己每日只许花5令吉,若看到有善心人士或组织派发食物,就拉下脸皮排队领取盒饭,每日只吃一餐。
“人家说丢脸啊,怎么会丢脸呢?要吃饭的哦,你不吃你女儿也要吃啊。”
赋闲在家日久,她带着女儿在熟悉的吉隆坡走街串巷,不禁怀念起忙碌的工作时光而备感心酸,然而这种心酸却被陌生的街景冲击得一点不剩:在她们路过的店铺五脚基睡满了人,少则30至40人,多则50人。
“很严重啊!全部人睡在街上,一个走廊三四十个(人),有些比较长一点的走廊有四五十个(人)。”
原来,还有很多人比她们过得还惨。

被面档老板善意之举启发,决心帮助流浪者
当她走过某家经常带游客光顾的餐厅时,该店老板和她寒暄几句后,她向老板表示口渴,是否能请她喝一杯水时,他却一反热络的常态婉拒:“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她理解老板担忧开了请她喝茶的先例,自此就成了常态,理解但也感到受伤。
“我曾经带那么多游客去帮衬他,如今连一杯白开水也不愿意请我喝。”
怀揣着受伤失望的心情,她们来到不常去的牛肉面档,心想着就算她不吃,女儿也得吃,于是叮嘱面档老板做一碗5令吉的面先让女儿吃饱。
原以为5令吉顶多只能吃一碗汤面,不料老板却端上一碗用料十足,价值10令吉的牛肉面,接着当她向老板要一个空碗,打算跟女儿分着吃,老板的回答不仅疗愈了她受伤的心灵,也间接改变了许多流浪者的命运。
“他说先让我女儿吃,他再给我做一碗,我当时有点害怕,怕不够钱买单,还提醒他我只有5块钱。”
“老板说不用,他请我吃。我当时就想哭,认识的人连一杯水都不请我喝,素未谋面的人却请我吃两碗20令吉的牛肉面。”
牛肉面档老板不经意的善意,以及让她大受震撼的街景,让她下定决心帮助那些露宿街头的流浪者,“流浪汉妈咪”杨辛娣就此诞生。
“如果我可以帮助比我更惨的人,那我的生命就还有意义。”

从服务VIP到服务街友
尽管当时身在自顾不暇的困境中,可一旦下了决心就雷厉风行地实践,只是没钱怎么行善?
原来是在她领到一些食物后,将多余的部分再派送出去,自此每晚9时左右,她带着女儿开着小车到街上,为露宿街头的街友派发食物。
“晚上9时以后,才可以看到真正睡在街上的人。白天去的话,有很多人可能是经济不宽裕,但有住处的。”
她曾看过一名乘坐名车的7旬老人,白天时就跟流浪者坐在一起,看见有人派送盒饭,他亦跟着去领,因此只有在夜晚方能辨别出谁才是真正有需要的人。
“我们在街上的时间长了,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
鼓励流浪者不要放弃,有一天会找到人生的目标
杨辛娣坦承部分流浪者确实符合一般人对此群体的刻板印象:吸毒者、更新人士、黑社会、好赌等“牛鬼蛇神”。
“不过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个人都犯过错,只是可能没有他们这么严重,以致于要坐牢、家人不愿理会。”
“于我而言,他们的错误可能比较严重,导致他们无家可归。”
当他们身处亲人如同陌路,四下无援的绝境,她的关怀让他们找到活下去的希望,成了他们的再生母亲,并且亲地称她为“妈咪”。
比如曾有一名流浪者,是知识分子且具备国外工作多年的经验,也挣了不少钱,然而由于吸毒感染HIV病毒,仿佛人生已来到尽头,他的世界日月无光,觉得活下去再也没有意义。他对她说:“妈咪,今天我的愿望是今晚睡着后,明天不再睁开眼睛。”
“我告诉他,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天会有一个人很伤心,他说他知道是谁,一定是我,没有别人。”
于是,她一直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要寻找到自己的目标。
“全世界都说他们是烂泥,是懒惰的,全世界看不起他们,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能这样活下去吗?”
“如果我那时候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失败,失业、失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而放弃,那还有许多人比我更惨的。我跟他们说,若我没有放弃,你们也不允许放弃,有一天你们会找到人生的目标。”

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一个机会
有一次,她带着食物到街上,随机分发给经过的流浪者,其中包括4名印裔流浪者,在他们吃饭的当儿还跟他们聊起来,劝他们不要再流浪。
“有一人经常进出监狱,拉开衣服让我看他身上有18条鞭痕,可以说坏事做尽,也允许我拍视频让人们知道做坏事是会被鞭笞的。”
“(为何一次又一次明知故犯?)社会不要给他们机会。社会就是我们嘛,我们不要给他们机会。”
后来,她如常伸出援手协助和鼓励他们,半年后的某个白天,她路经电梯间,一名戴着口罩的印裔男子朝她招手,喊着:“阿妈!阿妈!”
当她寻思对方是否认错人时,他拉下口罩说:“我找你很久了。”
原来他就是半年前曾接受她援助,有过一饭之恩的4名印裔流浪者之一。这半年来每日晚上都来找她,却无功而返,于是改成白天来碰运气,还真让他碰上了。
“他提醒我半年前在这里请他吃炒饭,当时他才出狱2日,给我看过老婆孩子的照片,但妻儿已经不知所终,他和我一起为此掉泪哭泣。”
那时,她鼓励他站起来重新做人,他就开始找工作,重逢时已经打扮得整齐干净,判若两人。
“他说他已经改过,那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希望,只要改过自新,总有一天会找回妻儿,让他们重新接纳他,他不要再重蹈覆辙。”
语毕,他立即蹲下扶住她的脚以示尊敬,并买了一份食物道:“阿妈,半年前你喂我吃饭,今天轮到我喂你吃饭。”
“他真的喂我吃饭。”

重获新生,感谢“妈咪”扶助
还有一些流浪者经她协助和劝解,自愿去戒毒所、找工作……在续写人生后,回头再寻她“汇报”成果,给她送花、送鞋道谢。
“他们就捡了一些商家不要的花,写一张卡告诉我‘妈咪,我爱你’,这些人都是黑社会、吸毒者。”
“有一人给我送了全新的拖鞋,解释说是有鞋店倒闭,清除掉存货时店家给他的,他看着是我的尺寸才拿来送我。他说他不敢偷,因为‘妈咪’讲过不能做坏事。”
她希望接下来能设立一个场所,可供流浪者住宿、技能培训,因为社会大众对吸毒者、更新人士往往抱有偏见,不愿雇用他们,她想为他们提供一个去处。
她说,他们已经坐过牢,接受了惩罚,欠下的债已经还清,但社会又再惩罚他们,抛弃他们。当他们接二连三遭受打击和排斥,没有丝毫翻身的机会,便会重蹈覆辙。
因为光明处无人接纳,深渊处处是朋友。
所以她希冀着能设立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在此接受技职培训,或做简单的包装工作,可饲养鸡鸭鱼或种植蔬菜等等,让他们从中寻找到人生目标,以及重新开始的力量和希望。
一个个在家人、社会眼里已无药可救的人,在杨辛娣处重获新生,也值得新生。
光顾牛肉面档,不忘滴水之恩
生活逐步回到正轨后,她偶尔会到牛肉面档消费,尽管档主早就不记得她了,亦不知他就是她故事里提及的主角。
我们永远不知道一次无意的滴水之恩,会不会变成惠及多人的一汪涌泉?会不会就此改变别人的一生?
而那家拒绝请她喝一杯水的餐馆,她再也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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