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光.行动党“神位”的上与下
主席这个“神位”之所以敏感，主要是因为5人小组得留个位子给主席，林冠英如果执意不让，坚持要掌操候选人生杀大权，从槟州选举遴选战将的经验展望全国大选，倪可敏雄心壮志要和陆兆福共创的黄金十年，看来将未必事事顺遂，金光难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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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行动党中央选举候选人名单已经公布，70人竞逐30个中委职位，看似激烈，但对比上届90个候选人之众的形势，温和许多。
今届党选焦点，都落在了林冠英身上；从叱咤一时的堂堂秘书长，到主席，到这次连入榜中委都步步艰辛，显见火箭政治这条路，“三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一切，对党内知情者来说，实有迹可循，得从一则漏网新闻说起。
这其实是2022年上届中央党选前，暗流汹涌的内情。我们也是在事隔多月之后，亲耳从其中当事人细说从头，才恍然大悟，错过了这么“惊心动魄”的新闻。
何未见报？如果当时就独家报道此闻，跟行动党党选后大家抱来搂去表面一团和气，加上全国紧盯何时解散国会的氛围，似乎有点不搭调，搞不好会被人捉辫子，描绘成蓄意在大选前破坏行动党的阴谋。
大选后，行动党高奏凯歌，许多领袖重登官门，之后也难有适当时机旧事重提，直到如今党选就在眼前，就姑隐所有人名的略说一二。
这旧事和今天的“倒神”现象不无关系。话说上届党选，选前7个精英级领袖便曾经尝试过分头游说林冠英，不好竞选主席一职，海底隧道案缠身是一大理由。
这个所谓的G7并非联成一线的组合，只是“英雄/雌所见略同”，目标一致，当中有4个州主席，另3个则当过正副部长，虽都曾是林冠英的亲密战友，甚至是子弟兵，惟“为了大局着想”（这招好用，但未必有效），都不约而同地力劝林冠英弃选主席，以托高行动党乃至希盟的大选战情。
G7不同场合不时进言都屡劝无效，有者甚至在谈判桌上与林冠英及挺林老臣子一派撕破脸皮，从以前像军师般的密不可分，此后碰头也嫌尴尬的渐行渐远。
选举终究有胜负，由于劝说都是“秘密行军”，林冠英形象无损，进而过关续任中委，而4个州主席实力非凡，亦全然过关，另3人只一人“幸存”，其余二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全被刷下。
落马的其中一人，就是王建民。他迟至2024年2月间接受一个博客节目中才坦言，他之所以落选，是因为林冠英不满遭受“背叛”，而要槟城支部不投他。
行动党较后进入了陆兆福时代，不过林冠英也如愿以偿，顺利当上了主席。之后便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公开历史了。
林冠英大选后仍因官司未了而与新内阁擦身而过，但在党内凭着主席一职，依然高居候选人遴选委员会的“5人小组”，影响力并未退减。
直到2023年槟州选举的候选人排阵，林冠英以一贯强悍手段撵下首席部长曹观友的人马，决裂浮上台面，江湖从此多事。尤其是林冠英商界好友陈国平较后对曹观友的施政公开叫嚣，乃至对簿公堂，一般人都认为不会与林冠英毫无关系。
去年尾行动党槟州党选，陆兆福喊出“沈（志强）林（慧英）配”的同时，也表明弃任州主席的曹观友，将续当首长至任满为止；15州委成绩显示，前行政议员彭文宝、沈志强和元老赖国平人马占了大多数，而林慧英则从2021年的高居第4，惨跌至倒数第4，槟州党员算是给了林冠英一个答案，他狠对曹观友的无情与专制手段，在槟城已令他捉不紧党心。
如今来到中央党选，林冠英和林慧英兄妹同心，携手同赴几场宴会，重提父子当年入狱的“高光”奉献，试图打同情牌，功效如何，人心难测。
政治很现实，人人要看的是未来，事过境迁，以往功绩和牺牲难值两毛钱，否则争取国家独立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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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搞不清楚歧视的定义，陷入“泛歧视化”的泥淖，抹去合理的品质标准，就会出现荒诞的局面。
大马国民对“歧视”这一字眼，不感陌生，但要真正搞清楚何谓“歧视”，却不容易。
今年2月，宝腾公司发布生产部员工招聘广告，除了要求身体健全且非色盲外，也阐明应聘者的BMI须介于18至28之间。换言之，超瘦者和大胖子被排除在外──这算不算歧视？
另外，一些公司在招聘时设下须谙中文的条件，这是否构成歧视？
对于歧视的争论，往往夹杂情绪，我们不妨听听经济学家的理性分析。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定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享受，以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算是歧视。否则，被指为“歧视”的行为，很可能只是合理的要求。
举例而言，当一名女性员的学历与能力皆优于另一位男性员工，但雇主基于自己的偏好，执意要擢升男性员工，就是一种歧视。因为，雇主擢升男性员工，无助于企业发展，相反还拉低了整体效率──雇主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这就是歧视的代价。
同理，若黑人应征者比白人应征者更有能力，老板却因为肤色因素而选择后者，导致业务受影响，就属于歧视。
然而，倘若上述男性员工的工作效率确实高于女性员工，能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那么提拔他就属于合理决策，无关歧视。同样地，就黑人与白人应征者的情况而言，如果白人应征者更为优秀，那么雇主录用他，将可提高公司竞争力，也不构成歧视。
回到宝腾的“BMI条件”，若这项规定不是老板的偏好，而是为了提升效率，就不能算是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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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广告中的“须谙中文”条件，亦可用加里·贝克尔的定义进行检视。若该公司的业务不涉及中文，但因为老板是中文系出身，执意要用“谙中文”的人，以致该公司宁愿请一个谙中文的三流大学毕业生，也不愿意请“不谙中文”的精英，结果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便符合加里·贝克尔所定义的歧视。但如果情况相反，聘请“谙中文”的员工能为企业带来利益，这就无关歧视，而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现代文明社会注重公平，歧视不是好东西，可是若我们搞不清楚歧视的定义，陷入“泛歧视化”的泥淖，抹去合理的品质标准，就会出现荒诞的局面──成绩满江红的人可以上常春藤大学，因为拒绝他们等于“歧视”成绩差的人；体弱多病的人可以当警察，因为淘汰他们就是“歧视”体能欠佳者。
所以，下回再有人义愤填膺地控诉某某“歧视”，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应以加里·贝克尔的定义审视，以避免“歧视”概念被无限扩大，侵蚀了“合理标准”和“适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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