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玮.怎么看大马国债？
如今疫情已过，大马经济多次实现超预期增长，这给了大马一个减债的机会。
对于大马国债，社会上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种认为“国债破兆”将引发危机，或导致国家破产。但经济学家对此持不同看法。笔者已在《大马破产的谬论》一文中分享了相关见解，此处不再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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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债务攀升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而“国债上头条”更多是政客打压对手的手段。首相日前表示，债务增长率已放缓，政府计划到2028年，将债务占GDP比率降至60%以下，财政赤字缩小至3%。
此新闻一出，便有人指出，希盟在野时曾批评政府债务管理不善，但执政后设定的目标却比纳吉执政时的50.8%还要低。这引发质疑，政府大肆渲染国债议题，更多是为了打压昔日的执政党。
这里引申出一个关键问题：当前的国债水平是否合理？减债是否有必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债务周期的角度进行探讨。全球知名投资家达利欧（Ray Dalio）今年出版了《国家如何破产》一书，深入分析了债务周期的运作机制。
据达利欧，债务周期可分长短周期。短周期通常持续3-9年，初期资金充裕，企业贷款容易，经济繁荣。随后通胀上升，央行加息收紧借贷，经济放缓，最终进入衰退。过后央行降息刺激经济，新一轮周期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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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搞不清楚歧视的定义，陷入“泛歧视化”的泥淖，抹去合理的品质标准，就会出现荒诞的局面。
大马国民对“歧视”这一字眼，不感陌生，但要真正搞清楚何谓“歧视”，却不容易。
今年2月，宝腾公司发布生产部员工招聘广告，除了要求身体健全且非色盲外，也阐明应聘者的BMI须介于18至28之间。换言之，超瘦者和大胖子被排除在外──这算不算歧视？
另外，一些公司在招聘时设下须谙中文的条件，这是否构成歧视？
对于歧视的争论，往往夹杂情绪，我们不妨听听经济学家的理性分析。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定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享受，以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算是歧视。否则，被指为“歧视”的行为，很可能只是合理的要求。
举例而言，当一名女性员的学历与能力皆优于另一位男性员工，但雇主基于自己的偏好，执意要擢升男性员工，就是一种歧视。因为，雇主擢升男性员工，无助于企业发展，相反还拉低了整体效率──雇主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这就是歧视的代价。
同理，若黑人应征者比白人应征者更有能力，老板却因为肤色因素而选择后者，导致业务受影响，就属于歧视。
然而，倘若上述男性员工的工作效率确实高于女性员工，能为公司创造更大价值，那么提拔他就属于合理决策，无关歧视。同样地，就黑人与白人应征者的情况而言，如果白人应征者更为优秀，那么雇主录用他，将可提高公司竞争力，也不构成歧视。
回到宝腾的“BMI条件”，若这项规定不是老板的偏好，而是为了提升效率，就不能算是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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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广告中的“须谙中文”条件，亦可用加里·贝克尔的定义进行检视。若该公司的业务不涉及中文，但因为老板是中文系出身，执意要用“谙中文”的人，以致该公司宁愿请一个谙中文的三流大学毕业生，也不愿意请“不谙中文”的精英，结果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便符合加里·贝克尔所定义的歧视。但如果情况相反，聘请“谙中文”的员工能为企业带来利益，这就无关歧视，而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现代文明社会注重公平，歧视不是好东西，可是若我们搞不清楚歧视的定义，陷入“泛歧视化”的泥淖，抹去合理的品质标准，就会出现荒诞的局面──成绩满江红的人可以上常春藤大学，因为拒绝他们等于“歧视”成绩差的人；体弱多病的人可以当警察，因为淘汰他们就是“歧视”体能欠佳者。
所以，下回再有人义愤填膺地控诉某某“歧视”，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应以加里·贝克尔的定义审视，以避免“歧视”概念被无限扩大，侵蚀了“合理标准”和“适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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