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
星洲网
星洲网 登入
Newsletter|星洲网 Newsletter 联络我们|星洲网 联络我们 登广告|星洲网 登广告 关于我们|星洲网 关于我们 活动|星洲网 活动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言路

|

学者观点

发布: 7:00pm 18/03/2025

学者观点

人工智能

学者观点

人工智能

黄群雄荣誉教授.人工智能造福大众:以人为本的科技

科技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使用它。一把锤子可以用来建造房屋,也可以用来造成伤害。也不例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要以专业技术为指导,还要以智慧、同理心和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为基础。

人工智能(AI)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遥远概念。它就在这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互动方式。从脸书的面部识别和Netflix的个性化推荐,到医疗诊断和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已融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当我们惊叹于它的能力时,一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人工智能为谁的利益服务?如果放任不管,人工智能将成为一种只对少数精英有利的工具,还是能够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服务?

ADVERTISEMENT

人性化人工智能的理念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一理念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部署不仅受到经济激励或技术实力的驱动,而且以道德考量为其核心。这意味着要优先考虑公平、透明、问责,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人类的福祉。

从历史上看,科技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印刷使知识民主化,但政治宣传很快随之而来。互联网将世界连接起来,但错误信息也随之泛滥并对我们造成伤害。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如果遵循正确的原则,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如果滥用,它可能扩大不平等,强化偏见,并侵蚀隐私。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他的《机器人》系列中对这一困境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的机器人三定律旨在确保机器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不会造成伤害。然而,即使在这些定律中,阿西莫夫也展示了当人工智能被迫驾驭复杂的人类时所产生的模糊性和道德困境。

许多人认为,开发人工智能是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官僚的唯一责任。然而,人工智能的影响过于巨大,不可能由少数人掌控。每个人,无论是学生、医疗工作者、企业家还是退休人员,都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息息相关。正如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公民的参与一样,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也需要公众的醒觉和参与。

人工智能就像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一样,在预测建模的前提下蓬勃发展,而人类的行为模式可以指导未来。但如果这些模式强化了社会偏见,而不是纠正它们,会发生什么呢?人工智能通常以“黑盒子”的方式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没有明确的解释。如果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系统做出了错误的诊断,难道病人和医生不应该有权知道原因吗?人工智能从数据中学习,如果数据有偏差,结果也会有偏差。考虑一下人工智能驱动的招聘系统在某些情况下是如何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确保数据的多样性、包容性和代表性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道德问题。

政府和企业必须执行使人工智能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政策。道德准则不应仅仅是建议,而应是保护公众利益的可执行框架。与此同时,数字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消费科技,还要了解其影响。正如金融知识可以帮助人们理财一样,人工智能知识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看待影响我们生活的系统。

从早期发现疾病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在解决现实世界的挑战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支持将人工智能用于教育、可持续发展和医疗保健的倡议,可以确保其惠及全人类,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

科技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使用它。一把锤子可以用来建造房屋,也可以用来造成伤害。人工智能也不例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要以专业技术为指导,还要以智慧、同理心和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为基础。

阿西莫夫的《可避免的冲突》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由人工智能控制的系统管理着经济和全球决策,看似无懈可击,实则巧妙地引导着人类的进程。它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是想要人工智能为我们做出选择,还是想要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而是它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否创造出放大而不是削弱我们共同人性的人工智能系统?我们能否确保人工智能成为代际、文化和社区之间的桥梁,而不是分裂的工具?

如果人工智能要成为21世纪的决定性技术,那么我们就必须确保它能反映人类最优秀的品质。这不仅仅是科学家或决策者的责任——集体智慧至关重要。因此,当我们站在这个科技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是我们在塑造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能在塑造我们?

打开全文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发布: 6:04am 09/11/2025
郑志立.应对老龄化与医疗负担:从源头缓解保险成本上涨

马来西亚正迈向“高龄社会”,医疗成本与保险保费的持续上升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挑战。唯有通过政策、制度与公众行为的综合努力,才能避免“老龄化”与“高医疗负担”双重压力下的社会失衡。

马来西亚自2021年起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正逐渐迈向“高龄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率达到14%。根据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人口估计,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率已从2024年的7.6%上升至8%,并预计到2043年将达到“高龄社会”标准。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也从10.9上升至11.4,而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从2024年的1.9%降至2025年的0.5%),这种趋势在未来数十年将愈加明显。换言之,社会中的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需要承担更沉重的老龄人口负担,这对经济带来深远挑战。

老龄化所引发的问题,涵盖退休金制度的可持续性、长期护理设施与费用、劳动力供给与经济生产力,以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负担能力等多个方面。因此,在第13大马计划中,政府已强调社会必须及早为“高龄社会”作好准备,其中一项重要战略便是推动医疗体系改革,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负担性。

然而,现实趋势却令人担忧。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医疗需求势必水涨船高。更棘手的是医疗费用的上涨。根据国家银行2024年12月的公告,我国医疗通胀率高达15%,远超全球及亚太平均水平。这对公共医疗体系带来巨大压力。由于公共医疗长期高度补贴,收费极低,资源已趋近饱和,导致越来越多人不得不转向收费更高的私人医疗服务。由此,私人保险的重要性与比重不断提升:卫生部的马来西亚国家卫生账户显示,私人保险在医疗融资中的占比已从2014年的6.85%升至2023年的8%。与此同时,保险保费持续上涨,甚至促使了国家银行介入监管,避免其过快增加成为大众沉重的潜在负担。

为了说明保险机制的基本原理,可以用一个简化的例子:假设某种疾病治疗费用为1万令吉,发生概率为5%,则人均预期医疗费用为500令吉。如果有200人参保,每人支付600令吉,保险公司总收入为12万令吉,而预估赔付额为10万令吉(200人中5%即10人患病,每人治疗费用1万令吉),保险公司会有2万令吉盈余。而对投保者而言,则以较低的代价分担了可能的高额风险。

然而,现实中存在多重不利因素。其一,人口老龄化与寿命延长提高了患病概率;其二,我国人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例如肥胖率从2015年的47.7%上升至2023年的54.4%,进一步推高疾病风险;其三,宏观经济环境推高整体通胀,例如去全球化、供应链中断导致医疗相关材料价格上涨,推动医疗行业成本上升;其四,道德风险问题日益凸显,无论是医疗服务提供方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开出不必要的治疗与药物,还是部分投保者滥用医疗资源,都会推高整体费用。

在上述因素叠加下,假设疾病发生率上升至8%,单次治疗费用提高至1.2万令吉,那么人均预期费用将飙升至960令吉以上。由此,保险公司即便维持相同的利润率,保费水平也必然大幅上升,加重公众负担。

因此,若仅靠要求保险公司冻结或延缓保费上涨,是治标不治本的。人口老龄化与宏观经济通胀并非政府易于扭转的因素,但仍有两个方向可以积极应对:其一,鼓励全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降低慢性病和肥胖率,从源头减少疾病发生概率;其二,加强监管和审计,减少医疗服务中的道德风险。政府相关部门与保险公司都应发挥作用,通过监测、抽查甚至处罚机制,抑制不合理医疗开销,确保资源分配更为高效。

马来西亚正迈向“高龄社会”,医疗成本与保险保费的持续上升已成为不可回避的挑战。唯有通过政策、制度与公众行为的综合努力,才能避免“老龄化”与“高医疗负担”双重压力下的社会失衡。

你也可能感兴趣
 

ADVERTISEMENT

点击 可阅读下一则新闻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