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杰隆.城市翻新，哪种模式才适合大马？
比较平衡和可持续的模式是透过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由政府盘整需要再发展的土地区块，再透过官联公司或设立联营公司，结合私人领域的专业与资源，共同合作开发，一方面得以实现促进经济成长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可增进公共利益，改善生活环境。
任何一座城市皆有其独特个性。有些城市可以十年、二十年如一日，整体城市的结构、纹理和面貌的变化很慢，有些城市则不然，可以“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城市的新陈代谢节奏非常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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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谈论城市的再发展策略，我们必须先清楚了解自己居住城市的特征，也要对考察或学习对象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脉络拥有充分了解，而不是依样画葫芦，以确保我国真的能够在短时间内吸收、适应和再转化。因为每一座城市在推动再发展时，背后都存有一套不大一样的论述、目的和意识形态，这些都需要考量在内。
例如，大家熟悉的香港和新加坡，主管城市再发展的局处是“市区重建局”，常用的词汇是“重建”（redevelopment）、活化（revitalisation），而保存（reservation）属于少数个案。
“重建”多数指向将原有社区或建筑纹理抹去推倒再新建，涉及原住户重新安置，重建后的土地使用密度也会更高，是属于较为激进和快速的再发展模式，但决策方面可能就会缺乏多向沟通机会。香港和新加坡之间不同的是，前者主要由资本和开发商主导，后者则主要由国家本身主导。
台湾常用的词汇是“更新”（renewal），主管局处是“都市更新处”，如台北市都市更新处。相对“重建”，“更新”就显得较为温和，选项就不仅以“拆除新建”为主，也注重建筑品质改善与公共设施维护，在推动城市再发展方面则更加强调程序过程和沟通机会，但也因此在“跑流程”上会花上冗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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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没有民选地方政府，市政官员由上任命，对上负责，对下摆谱。他们没有选票压力，却掌握大权。一纸委任书制造出一群“小拿破仑”，动辄颁布新规，却毫无服务精神。
近年来，吉隆坡的市政管理像是一场没有观众的舞台剧，官员自导自演，对人民的声音充耳不闻。宗教、文化、城市发展议题接连出包，人民早已不是主角，而只是报告上的数字。
以斯里巴拉卡里雅曼兴都庙为例，这座位于印度清真寺路、拥有逾130年历史的庙宇，是一代又一代印裔家庭的精神寄托。然而，庙宇如今却因“私人地段安排”被强制迁移。问题是，这块地在变成私人地段之前，正是属于吉隆坡市政局。
在拆迁安排上，当局回应时语焉不详，虽然最近已经找到距离不远的地点，但截至目前市政府却无法交代是谁下的决定、何时启动、又通过了什么程序。不少民间团体批评，政府在处理宗教事务上极度缺乏透明度与敏感度。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治理冷漠的体现。
另一边，茨厂街中文牌坊的争议也令人心寒。这不是几块木板和几个汉字的问题，而是华社百年扎根的文化象征。然而却有官员想“清干净”，还说“只是讨论”。问题是，真正的讨论该有程序、有尊重——谁被邀请发言？谁有权说“不”？这哪里是讨论，分明是一次又一次地试探底线，看人民的忍耐能到什么程度。
至于城市发展，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冒出，但配套却严重滞后。旺沙玛朱的一项公寓项目因结构问题被勒令停工，可是谁来追问它是如何通过审批的？在吉隆坡，房子越盖越多，道路却不见扩建，排水系统年久失修，学校、诊所、公车站等公共设施也长期被忽视。审批速度惊人，城市规划却混乱，市民生活品质不断下滑。
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多年制度弊病的累积。吉隆坡没有民选地方政府，市政官员由上任命，对上负责，对下摆谱。他们没有选票压力，却掌握大权。一纸委任书制造出一群“小拿破仑”，动辄颁布新规，却毫无服务精神。
而我们的国会议员呢？蕉赖、士布爹、武吉免登、旺沙玛朱的议员蝉联多年，选民一票票投进去，换来的却是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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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他们对市政局毫无实质话语权，不是因为不想管，而是根本没权管。于是，即便执政党议员，在自己选区也像反对党，出席活动得“看脸色”，争取资源得“看天意”。
说句听起来耸动却真实的话——吉隆坡这座城市正在走向死亡。不是城市的物理瓦解，而是公共信任的溃败。人民眼睁睁看着家园被决定，却无从参与。
如果要归结原因，一句话就够：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被问责的地方政府。
在没有地方选举的制度下，民意只是一次次被消音的背景音，只在投票日有声音，之后便再次沉寂。若不尽快恢复地方选举，吉隆坡将继续被一群没有民意约束的官员摆布，而人民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微弱。
我们不能再接受“被管理”，而必须追求“共同治理”。民主不应是五年一次的投票，而应体现在生活中每一个政策、每一次规划、每一项决策中。要救这座城市，就要把权力还给人民。
吉隆坡不可以再没有问责。更不能，继续没有人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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