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国行年报 | 国行：加密资产交易 2024年飙涨1.57倍
（吉隆坡24日讯）国家银行公布数据显现，2024年加密资产总交易额从54亿令吉大幅增至139亿令吉，按年增长1.57倍。
国行表示，2024年，全球数字资产市场显著增长，主要受机构投资增加、技术创新以及监管环境日趋明朗的推动。数字资产生态系统已从加密资产扩展至代币化资产市场，各国中行对中行数字货币（CBDC）的探索也取得更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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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加密寒冬”（Crypto Winter）以来，加密资产再度受到关注。美国批准比特币（BTC）和以太坊（ETH）现货ETF后，多家基金管理公司推出加密投资产品，推动机构投资者兴趣上升。同时，欧盟与英国等地也加强监管指引，聚焦投资者保护、反洗钱及合规要求。
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市场对加密资产的信心进一步增强，比特币更在12月5日突破10万美元。然而，受地缘政治风险、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及行业挑战影响，2025年初市场出现剧烈波动，随后有所回落。
尽管大马加密资产市场活跃，但整体规模仍较小。截至2024年底，流入本地注册数字资产交易所（DAX）的银行存款净流出数据显示，加密资产仅占银行体系存款的不到1％，约占马股总市值的0.4％。
不过，市场交易量持续增长，2024年总交易额从54亿令吉增至139亿令吉。同时，本地加密资产市场的参与者和服务类型也在增加。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SC）监管的相关企业已增至15家，涵盖DAX、托管机构、首次交易所发行（IEO）运营商及加密资产基金。
国内银行业对加密资产的直接参与主要体现在为注册数字资产企业提供账户和支付服务。虽然部分银行有意扩大业务，但大多数仍对高波动性及潜在欺诈风险持谨慎态度，限制了加密资产风险向更广泛金融体系的传播。
在大马，加密资产不被视为法定货币，也不属于受监管的支付方式。由于价格波动剧烈，它不适合作为支付工具、商品定价标准或财富储存方式。为了推动负责任的创新并促进市场有序发展，国家银行与证监会建立了协调机制，确保系统性风险受控、金融体系稳健，并保护投资者权益。
在监管方面，国行与证监会采用“同类活动、同等风险、同样监管”的原则，即根据企业所涉及的风险，实施相应的监管标准。目前，加密资产对大马的货币和金融稳定影响有限，但国行仍在密切关注市场发展，确保相关风险不会延伸至更广泛的金融体系。
除了加密资产之外，分散式账本技术（DLT）的潜力也越来越获得市场认可，认为其可提升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这也促使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对资产代币化的兴趣日益增长。
国行认为，资产代币化有望推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这一点也在《金融领域大蓝图（2022-2026）》中有所体现。此外，资产代币化还将与国行在国内及跨境中行数字货币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互补。
其中，国行认为代币化存款有潜力成为一种可信的链上结算资产，与传统银行存款类似，由受监管金融机构发行，并受流动性与资本监管要求约束。它结合可编程性与原子结算优势，同时维持金融体系的信任基础。
此外，国行正探索可编程支付、供应链金融等应用，并计划于2025年发布资产代币化讨论文件，提供原则与案例指引，推动市场创新与参与。
展望未来，2025年，数字资产领域将持续发展。国行暂无意承认加密资产为法定货币，但将持续关注市场动态，以维护金融稳定和体系完整性。
同时，国行支持金融领域的资产代币化创新，并继续探索国内及跨境CBDC及新兴技术，并在未来加快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助力大马在把握代币化机遇的同时，也有效管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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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6日讯）国家银行副总裁拿督马祖尼山指出，国行将继续采用数据驱动方式，以评估经济发展对通胀和增长的影响。
货币政策考量具体经济
他说，尽管最近有数间中行开始下调政策利率，但国行的货币政策仍然以大马的具体经济状况为依据。
“虽然我们知道其他中行在做什么，但我们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首要考量仍然是本国经济的增长与通胀前景。”
他在大马经济协会主办的2025年国行总裁经济展望演讲及专题讨论会上这么说。
马祖尼山提到，供应冲击可能源自外部，也可能来自国内因素，如全球供应链中断或大马国内的政策变化。
“例如，如果政府决定降低RON95汽油价格或合理化燃油补贴，这将构成供应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物价可能随之调整。”
他补充，管理这些冲击需要在货币政策上取得微妙平衡，同时考虑物价调整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些供应冲击甚至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通缩影响。传统的货币政策观点认为，中行通常应忽略供应冲击，特别是当它们是暂时的，不会影响长期通胀预期。”
与此同时，马祖尼山指出，自2019年以来，大马的名义工资增长未能赶上物价上涨，导致生活费问题持续存在。
他举例，每名工人的名义工资累计仅增长7%，但同期整体物价上涨9.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7.4%。
提升工资控制通胀
“因此，在控制通胀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设法提升工资水平，否则生活费问题将持续存在。”
他说，低收入家庭受影响尤为严重，他们用于基本必需品如食品和房屋的支出占比不断增加，因此我国需要探索增加收入方法，如吸引更多投资，创造高技能和高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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