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进入清真寺需戴头巾,这本是常识。然而,一些人的过度反应,实际上与行动党多年来塑造的政治形象,以及该党在华人社会中长期灌输的对立情绪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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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行动党国会议员杨美盈在斋戒月期间前往清真寺开斋,并戴上头巾,同时教导她的孩子用手进食。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民强烈反应。一个简单的举动,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事实上,女性进入清真寺需戴头巾,这本是常识。然而,一些人的过度反应,实际上与行动党多年来塑造的政治形象,以及该党在华人社会中长期灌输的对立情绪密不可分。
过去,行动党在华社中的形象一直是“对抗巫统的先锋”,并经常批评马华“向巫统屈服”,甚至指责马华领袖“出卖华人权益”。这种论调塑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绪,使得支持者对任何涉及马来文化的妥协行为都十分敏感。
回顾历史,行动党在2006年曾公开拒绝在砂拉越州议会开幕仪式上穿上传统礼服,包括佩戴宋谷。当时行动党的立场是拒绝任何象征马来主导政治的服饰。然而,到了2008年,雪兰莪州议长邓章钦在宣誓就职时,却选择戴上宋谷,并解释说,作为联合政府的一份子,尊重苏丹的礼仪是必要的。这一举动,标志着行动党从对抗性立场向现实政治妥协的转变。
在国阵倒台前的那些年,行动党对马华的攻击几乎是铺天盖地,称马华是“巫统的跟班”,不遗余力地煽动华社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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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和学习不是非得要用严苛的手段。适当的惩戒,给犯错的一方一个改进和再成长的机会,是最温暖的教育,也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是冷血铁腕,而是美好且有温度的。
“连教育部也犯了国旗插图的失误,你们(星洲)也可以去报警啦!”、“首相说一律调查,不会有双重标准,我们就等着瞧咯!”。就在教育部也闹出国旗失误的风波后,我陆续收到朋友们的一些“慰问”,也有人说这事件发生的正是时候,是教育部“救”了媒体,我没有多加置喙。
星洲日报4月14日在封面预告发生不该发生的国旗插图失误后,面对一些人的恶意指控,甚至是趁机落进下石,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这世界虽不缺雪中送炭之人,但同样也没少了趁人之危者。即便虚心认错,也勇于承担责任,接连发生不可控的局面,包括总编辑和副编辑主任停职后还得被扣查等,还有示威、报案,甚至是怂恿应当以停刊作为惩戒的论调,才是让我感受到人心寒凉的可怕。
我得承认,我并非大爱之人,更没有舍己利他的超然情怀。当教育部也发生人们口中所说的低级错误时,我也像许多忿忿不平者一样,开始出现“吃瓜”的心态。教育部正副部长、教育总监需要被停职调查吗?警察准备去教育部搬电脑调查吗?之前到报社示威的那批人,也要到教育部拉布条抗议示威吗?哪些嚷嚷着“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的好事者,还会同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必须严惩教育部一众官员吗?还是瞬间失忆,乾脆以噤声来掩饰此刻的尴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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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小我”和“大我”的两种心态,“小我”就会用以上的说辞来自我说服,必须揪出肇事者、必须有人被调查、人头落地还不足够,还得全员都付出代价!表面上来看,这是出了一大口大怨气,但当情绪被宣泄之后,理智也渐渐战胜了情绪,我(们)仍得扪心自问,这种“我不好也见不得你好”、“我遭罪你也甭想好过”“的心态,和以暴制暴还有什么区别?
当AI已被频密,甚至可说已经是逐渐渗透到职场中,一些理论上不该犯却真实出错的情况也接二连三在发生,对付仅是一个治标的动作,真正根本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视而不见吗?当一方犯错,除了穷追猛打,摆出对错误是零容忍的高姿态,连至圣先师孔子都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也得诚实自问是那个世间稀有,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完人吗?
也当教育部刚在4月21日大张旗鼓者全国推行中小学生佩戴国旗扣章,而教育部却闹出SPM成绩报告中有4页国旗插图出现错误,我们是要一味追究人为的疏失,却不愿去直视AI本来就不是万能,人类不能无底限地依赖它、信任它?忽视AI的局限,反而随时面对它的反扑,自食其果。
犯错了,后续道歉是应该的,也是必须做的。重点和需要被在乎的是,今后要如何确保不重犯,做好更严谨的把关,才是从错误中学习的一门宝贵功课。
学者达祖丁教授反对各界对教育部穷追猛打,一如在《星洲日报》处在风口浪尖时,他也挺身为《星洲日报》说话,不是因为达祖丁伟大和有宽怀大度,而是他的历练让他以更前瞻的寛阔的视野去看待一件事和评价它。设想一下,对付了媒体,再严办教育部,而接下来若再有人犯错,是也要一再重复扣查、没收电脑、提控等等SOP的动作吗?按程序办事并没有错,但诚如吉隆坡总警长鲁斯迪所说:“不慎犯错是人之常情,我偶尔也会失误,但谨记必须从错误中汲取教训。”鲁斯迪的这番话,听了是特别有感。
谨记错误,从错误中得到教训和学习不是非得要用严苛的手段。适当的惩戒,给犯错的一方一个改进和再成长的机会,是最温暖的教育,也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是冷血铁腕,而是美好且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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