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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

对类似马来西亚般的小国而言,坐以待毙或单打独斗都不应是选项,但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则无疑将自己卷入漩涡,加剧冲突,更何况马来西亚坚持“不结盟运动”中立原则。 回顾晚近经济发展史,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崛起,主要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全球生产和跨国贸易在1980年代之后的急速增长。 当时,伴随全球化和新国际分工趋势,许多欧美和日本为主的跨国企业因成本考量,将生产基地从母国扩张、外移或外包至其他更为廉价便宜的地方,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得以嵌入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当中,马来西亚最初开发的自由贸易特区如八打灵再也双溪威和槟城峇六拜,也是主要为这些跨国企业服务。 然而,套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地理学杨伟聪教授的话,那看似固定、静态、紧密相连且高度镶嵌的全球生产网络,如今其实正在不断进行“脱钩”(decoupling)和 “耦合”(recoupling)的动态演进过程,不断地调整与重塑。这个趋势在2020年之后尤其明显,特别是在高科技与新兴科技产业,理由主要有二。 [vip_content_start] 第一,疫情和行动管制捣乱了全世界的生产节奏,原料短缺、工厂被隔离停产,都让许多生产交付时间一再延迟,从晶片到汽车再到飞机,订单挤压至今仍然存在。第二,地缘政治争端伴随中国崛起和自特朗普1.0开始之后日益白热化。地缘政治自冷战结束后一段很长时间都是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冷门选修科目,但现在变得“火热”无法回避,特别是放置在我们身处的亚洲脉络之下。 就连过去崇尚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并“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美国,如今也频频出招,以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考量为由,针对特定关键与策略型产业,采取更为主动、积极和直接的干预措施,如透过关税政策迫使跨国企业重新回流美国设立生产基地,以及通过贸易制裁和出口管制,限制特定尖端技术的输出到指定国家。为鼓励生产“本土化”、“在地化”(localization),美国政府提供大量津贴和奖掖给在当地设厂的企业,但同时也附带许多与地缘政治相关的条款必须遵守。 此外,全球性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过去一直扮演“大家长”角色的机构影响力和话语权正在逐渐式微,似乎已经无法驾驭大国间的脱序行为,更难以为小国或发展中国家发声。 以上种种皆迫使跨国企业和生产链之下的发展中国家,皆必须不断因应时势自我调整,以打破过去数十年对全球经济秩序建立的既定认知和课本常识,因为以往的全球生产网络布局和依赖路径理论可能已不再适用在充满不确定性且脆弱的当下。 对类似马来西亚般的小国而言,坐以待毙或单打独斗都不应是选项,但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则无疑将自己卷入漩涡,加剧冲突,更何况马来西亚坚持“不结盟运动”中立原则。如果诸如以上全球性国际机构不作为,失去有效协调功能,马来西亚如今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就更应善用平台抓住契机集合区域力量,以东盟集体姿态拟定行动策略,应对可能剧变,把风险降至最低。 东盟是即欧盟之后少数活跃的区域国家联盟,也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东盟和欧盟必然可以找出本身的核心价值与定位,并在美中持续紧张关系中扮演着一股重要的平衡力量。当然,前提是正如首相安华强调,东盟成员国本身必须团结,采取一致的立场与统一策略,才能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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