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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

大学本科那几年,我和同学特别迷恋阅读王安忆。那时她是当红的海派作家,上海弄堂的日常气息透过她笔尖徐徐弥漫,老城风华在大戏台上演,上海女儿王琦瑶成了一代传奇。1996年《长恨歌》出版,那是我的大学时期,十里洋场沪上名媛的故事不过是个开头,此后上海里弄和北京胡同分别走入我们的阅读视域。硕士阶段,写了两篇有关王安忆的论文,至今重读仍是欢喜,近期也让王润华和南治国老师收入刚出版的《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 2003年,王安忆担任花踪评审来到马来西亚。我和曾翎龙陪同她和夫婿李章到马六甲一游。说真的,那时候我还不晓得王安忆原来跟新马也可以牵出一点因缘。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安忆有个出生在南洋的父亲。 王啸平是小说家,也是剧作家,曾在南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在那里完成小学,彼时家道中落,他的父亲原来在胶厂当经理,因意见不合,改做杂货店生意又失败。王啸平小学毕业后只好前往一家车行当学徒。他非常好学,开始接触许多中国左翼作家如鲁迅、巴金、矛盾等人的作品,左翼思想开始点燃他内心的信仰。 1936年,王啸平17岁,他和朱绪等人组织“星洲业余话剧社”,朱绪是当时剧社团长,在他领导下,旗下的特别队伍“马华巡回剧团”开始在新马大小城镇上演抗日救亡剧145场,一方面固然是展开抗战宣传,另方面则是与其他华侨筹赈抗日(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卢沟桥事变,抗日救亡风起云涌,这期间,他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发表了不少剧作评论和文学创作。1940年,21岁的王啸平到了上海,跟上海戏剧专家吴天老师学习,继续参与剧团的抗日工作。 然而,这趟一去,便是一生。他回到了念兹在兹的“祖国”,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新加坡的祖母、父母音讯断绝,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取得联系。王啸平从此还付大陆,整整40年,南洋的家人以为他已殉难,悲痛欲绝。他写到,“他们整整四十年,不知我在天涯何方,海角何地,不知我是活在人间或是早埋在荒山野地,只有日日夜夜无尽的悲伤和焦虑的折磨。”他的母亲曾对他说:“‘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要饭也要养活你。’她最担心的是我远走高飞,‘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在那个时代南洋青年眼里是感到可笑,没有出息的。” 王啸平这个“南洋青年”在国难当前选择离乡重投祖国怀抱,实无可厚非。归侨的路,虽说是一项生命抉择,但王啸平走得一点都不容易。1950年,他和小说家茹志鹃结婚,先后生下王安诺、王安忆,小儿子则在1964年出世。1957年,他被开除党籍,划入右派,1978年才得以平反。据女儿称道,父亲后来拿到了补发工资,还上缴了20年的党费,见其赤子忠诚。1986年,退休的王啸平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南洋悲歌》,究其实乃自身归侨的故事。90年代,另两本长篇——《客自南洋来》和《和平岁月》面世,同样以方浩端这主人公串起一个“海外孤儿”的生命故事,成了自传体三部曲。 身为写作人女儿的王安忆,她对父亲似乎是从不解中追求和解。在她眼中,父亲“不知人事世故”,“再没有比父亲更不会做人的人”,“在一些最不合时宜的时候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她所敬重的父亲,这一生“只有两桩事业,一是革命,一是艺术”。虽然被开除党籍,但父亲总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国,“他对人不加矫饰,人对他也同样的不加矫饰。不以虚礼往来。” 父亲被划入右派分子后,春节亦不得回家,当时王安忆和姐姐年纪尚小,母亲独立带着她们,爸爸在南京,她们在上海,挨着日子过生活。对这个“不合时宜”的父亲,王安忆最后选择理解之同情。多年后,她在《父亲从哪里来》一文追述:“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却包含有一种沉重的悲喜剧色彩。……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有认真地去想,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 2003年12月,王安忆为花踪文学奖前来,依稀记得我们坐在马六甲老街骑楼下的一家茶餐室,南洋风吹来,赤道上独有的、黏腻的汗水味。如今翻阅文献,那一年3月,王啸平离开人世。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