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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 1. 常有人说写作要有社会价值，但其实新生代作家关怀的主题，更多在于“私我”。请问“私我”的写作难道就不具有社会意义吗？胡：通常会提倡社会价值的都是些现实主义作家，现在这种类型的作家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即便我常说自己的作品和诗风是伪现实主义，许多的内容都是从社会新闻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截取，再进行部分虚化加工改造。但我的诗都是从我的视角出发，去书写我所历经和见过的生活。我并不博爱，也没有想要改变世界的野心，自然也不愿去灌输读者什么社会价值。其实每个人的作品只要能满足自己就无愧于心了。梁：我永远都围绕在这样的质疑中，直到现在不得不认真地去回答这个问题，便像是尝试说服自己——这样写也没关系。但首先什么是社会价值？社会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回到最狭义它指的或许就是“民生”。你我为国家的子民，我们何以生存，何以存在？如此“存在的状态”，又间接把独立的灵魂串联而成一个大面积的社会。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陈：一度也有过这样的怀疑：我写的东西这么私密，它的意义是什么？更消极一点，它会不会是无谓的产物？再换个角度去看，充分具备众所期待的社会价值，以大历史为背景和叙事框架的书写，是不是就对社会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和作用？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并列而论的，没有高低之分或有用无用之别，就是从不同的关怀进行呈现——你直写外面的世界，我写我从窗口所看见的世界。当前的生活形态例如城市生活，会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以个体为主，这某程度上成为了我的书写取向。简单来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散文集中〈隔离的猫〉其实就是进行这样的实验。 2. 馨元说，这些年她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换成为现实主义者。玖洲在后记中也提到圈外人对诗人的想象除了饱读诗书，也难逃“贫穷”的诅咒。也有人说，安逸富足的生活不利于创作。借此想请问3位，在创作生涯中，如何平衡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有人）胡：我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是个非常爱钱的人，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甚至可以说，所有最终能够出书的写作者都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平衡理想和现实最好的方法是能够将理想拿去卖钱，每个人的写作都需要有反馈才能有动力继续下去，这些反馈可以是读者、奖项、荣誉，尤其金钱，这都是一种写作的续命方式，只有能够在写作的路程中不断得到反馈，不断续命，最终才能支撑到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虽然说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当然可以说书写是一种疗愈自己的方式，但空谈梦想的理想主义者都死得特别快，当理想无法支撑现实时，写作的动机就会消失。只有成功将文字转换成其他价值，才能有继续保持理想的动机。梁：有人会把理想放在现实里面，但我会把他们隔得很开，也算是对它的保护吧。一位很要好的同事在喝醉以后告诉我：“真是幸好，我认识的你，不是写诗的你。我常常在网上很多文学活动看到你的名字，我总感觉那是你的分身。”（当时的os：写诗的我真的有那么糟吗？）会这么做，是因为确信那个写诗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共存的了，她们只能彼此忍让。因而该现实的时候，我总会本能地求存。求存包括尽量让自己明亮起来，如一个正常人那样合群、说话，不留一丝喘息的空间去赚钱。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陈：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道理像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也像是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已经在新加坡居留多年，当前傍着的教职工作也让生活算是稳定无虞，但我其实是抱着恐惧和怀疑，处在这种种许多人尽信和向往的安逸舒适之中，就算合约时期尚未结束，也经常会在离开和留下之间不断地思索去向。尽管繁重的工作量削减了写作的时间，教学语言的简化也让写作语言改变了不少，但这样的紧绷感是促使我不断找到方法写下去的原因。本身也知道成为全职作家以后是更艰巨的挑战，目前就只想照顾好自身的生活条件，同时能够保持敏锐的观察与觉知，继续书写下去。这便是理想。 3.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玖洲，在你的诗集中常见元宇宙、少女小冰等未来名词。比如〈观音嬷，诗，和元宇宙〉一诗，即将传统和未来的意象作了一次fusion。你认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如何影响当代人的文学创作？胡：创作作为一种创造的结果，不仅局限在文字和文学，也可以转换成IG图文、Youtube、TikTok等影音载体进行，其本质都是在说故事。但科技改变的主要是读者接收内容的方式，读者不会有耐心在你的作品停留太长的时间。你可以发现短篇小说的读者比长篇小说多，而网络上的诗比小说容易引得关注，短诗又比长诗的传播效果更佳，最好能够在两三行的句子间就触动读者的内心。通俗、口语、直达情感的高潮成了当代文学的趋势，因此会发现这类口语文学的作品越来越多。而就科技写作的内容来看，我从来不看好AI的写作，就目前的水准要超越人类还要遥遥无期。当ChatGPT横空出世时，一堆作家开始感叹AI写作要取代人类时，我的感想是你居然会害怕AI写作的烂诗，看不出区别证明你的文字水准和AI写得一样烂。但蹭热度要趁早，科技迭代迅速，难保多几年就没人关注科技写作的题材了。 4. 愤怒出诗人，玖洲的〈红色〉、〈假装死亡很遥远〉等诗都批判着体制；馨元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则关心远方的政治难民。然而现实是，我们的呐喊似乎微乎其微，当权者甚至不愿审核我们的华文创作。在这个背景之下，写政治诗还有意义胡：我其实在整理打算出版的诗集时，才发现年轻时居然写了这么多政治诗，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这让我想起自己2015年写的第一首诗作〈城市〉，这其实是首政治诗，后来投去了中学的文学奖，那时的文学奖的规章写明，内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等敏感因素，但保持着叛逆的心理还是投了政治诗。后来都很少碰政治诗了，像晋恒说的：愤怒出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已没有那种愤怒的情感。政治书写固然重要，但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梁：写政治诗对我而言，并不是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只是想跳脱自我书写，看看在那以外还有什么可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去爬梳背景，研读大量资料，寻找打动自己的点。打动不一定是愤怒，或许是种共情也说不定。但有时我会怀疑，仅仅通过阅读二手资料，并未亲临过任何现场，走过田野便写就的诗篇，那样的“呐喊”会否片面与过激了些？我也还在寻找所谓意义。 5. 身体的即是政治的。凯宇和馨元的书写常常涉及身体和情欲，请问你们认为身体书写在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陈：我并没有特别思考我的书写面向对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或对于马华同志文学有什么贡献，这多少有点妄自菲薄的意味。但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其实精准地点出，以身试险似乎是我的深层写作动机。我是非常认同的。书本收录的文章线索也相当清楚：原生家庭——情感——情欲——我与书写的亲密关系。我不太能够清楚界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是因为早熟的缘故吗？），我发觉自己对于情感、情欲和身体的觉知，要比其它事物更敏锐。以此为始，很多时候我往往是经过这些去定义我的存在。也因为它们某程度上的抽象、看不见，我于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建构出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梁：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都会为阳台的花浇水；突然某日才发现，我日复一日在做的，竟是滋养一盆盆近乎枯槁的花木。不抱任何期待地为将死的花木浇水，本就自带荒谬；以荒谬之姿行走人世，亦是写诗的冒险实验精神。那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些被动且了无生趣的枯叶，但这个世界仍给我许多善意，还有人愿意为我灌水。写作是场坦荡的冒险，即是“身体帮我闯了祸，因而有了秘密，那无以言说的炽热的欲望”——欲望如此危险，却是异常迷人，像颗历经抛光的黑曜石；但它畏光，且光天化日无法明亮示人。因而我将它吞下，并直视它在体内发烫。直到那天，我们或许会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噬人，并接受它——也许只是一只黑鸟飞过，我们短暂经历一场颤抖；也许只是细叶芒搔过手臂，我们拍了拍，就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6. 馨元在〈阿芙萝黛蒂的浴室〉中寄望阿芙萝黛蒂和象征邪恶的莉莉丝在一起。请问馨元，你认同我把你的诗集形容为“莉莉丝之歌“，其中的诗句，是为了拯救每个服膺于天神意志的阿芙洛黛丝吗？梁：我觉得晋恒这个诠释很有趣。莉莉丝是夜间活动的夜魔，她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女神之母。在苏美语中，Lil指暴风或恶魔，Lulu则指情欲。〈阿芙萝黛蒂的浴室〉里头写：“我允许你看你自己，看你的媚惑/看你眼角下的痣/我允许你看，你身体的每一处线条/言溢于表的写意”但为什么，凝视欲望这件事本身，需要被谁允许呢？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在这意义上，我无能于拯救，只希望多少能释出一些凝视欲望的勇气。 7. 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凯宇。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说“散文需要人设”。你对这个说法有何看法？延伸讨论，我想要问你一些老套的问题——你认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在哪里？在散文中揭露某些私事，你是否会加工处理某些情节以自我保护？陈：所谓“人设”，我想是看待事物的一套方式，那是一种聚焦，因为聚焦，所以清楚。因为书写和摄影一样，都是不断地框起和抓取角度，那很多时候都是作者自身的局部，而无法等同于他整个人。将内容连贯起来，不难发现一些有所冲突的地方，例如〈牛皮癣是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温柔的，好像彼此一起找到了一个面对关系的方法；但在更多的篇章（时候），父亲是沉默不语、带着暴力和批判、说话不着边际的形象。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来自于生活不同的阶段和事件。在奖制之外，我并不喜欢讨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那更多是取决于读者愿意相信什么。毕竟当你愿意说真话的时候，仍然会有人可以认为你说的是谎言。很简单的说，就是对得住良心。关于对揭露私事与细节的加工处理，我在这之前有一个界定是，如果我必须把某个缺憾之情感对象、或悲伤事迹写下，他必须已经从我的生活完全离开而不会再有任何交集。这某程度上是对于对方的尊重。 8. 请问留学和行旅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你们的创作？胡：留学最大的收获在于有机会接触其他的文学社群，进而认识更多在写诗的人，这都是无法透过出版品完成的。在马来西亚和我同辈的文学写作人大多都是中文系背景，但我在台湾与我谈论诗的都有着各自不一的背景：外文系、戏剧系、物理系、资工系等，他们不一定都是写作老练的写作者，但他们都是对于现代诗有热情的年轻读者。他们的阅读范围广泛，涉及多国语言诗歌的阅读，以及对文学的解读都能依靠自己的学识背景进行讨论，偶尔交换彼此的新诗作品，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景观。这是马来西亚作者和读者人数稀少，背景单一所无法望及的。留学的经历对写作的帮助更多是在视野和阅读上的补充，写作毕竟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影响我的创作，可能仅有题材的扩充吧。陈：其一，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其二，因为展开了自己的生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所有的新鲜事物无疑都是直面身体的碰撞，新的朋友、感情、地方，都方方面面地滋长了自己身在异地，或面对原生家庭作为第一张脸的书写。其三，因为大学正好有开设写作班、性别课、电影课，这种种课堂契机让我从中找到自己写作的声音，以及书写的面向，甚至结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写作者。即使时常身陷孤独、茫然和焦虑的挣扎，但把这些视为活着的常态，似乎就足以是活下去的理由。相关报道：【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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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龚万辉于2022年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结束后，说90后新秀目前处于“蓝色时期”。所谓的蓝色时期有两层意义，其一指的是动画《蓝色时期》年少的矢口八虎在绘画技艺上的磨练与追寻，其二是指毕加索在20至24岁时阴冷又忧伤的画风。龚万辉认为“在‘蓝色时期’的短暂的几年之间，却是他（毕加索）最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光。” 如果将字辈比喻作班级，马华文坛的九字辈可以95年作为分水岭。《蕉风》做过两期间隔10年的九字辈访谈，95前被喻为“先驱者”，95后则是“后段班”。分而治之倒也不是两班人水火不容，而是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不少95前早已出书，不在新秀之列。今年10月，轮到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的文字付梓出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字，通过以上3位青年作家的诗与文，我们读到这个世代在大环境的峡壁之间，如何自信却也迷茫地走在追寻的道上。90后的文字大多关注“私我”，但正如凯宇所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 ◢身体是一座受伤的欲望森林 “诚实面对身体深处之需，总好过在青春的尾巴坐以待毙。”凯宇的散文集《深夜拾荒手记》如此写道。印度教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座庙宇，所以书写身体，哪怕是最私密的部位，都可以被视作神圣的心灵活动。舌尖流溢欲望之味，逗引潜意识压抑的本我：“日久为常，对于七情六欲之口味的耽溺，自然不再只限于光照渐稀的黄昏，还有嘴馋的夜深、父母外出的时刻。”对镜审视身体，亦是直面父权和社会的压迫：“如何像个男孩子？那时候，这是一道生殖器官无论如何勃起或柔软，也无法替我定义的问题。”随岁月变化的岂止是人心，甚至包括私密的体味：“将错归咎于时间以前，止汗剂的变色最先让我想到的其实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决定从对方可见之处把自己深藏起来，也远远隔开，是一种明明相互记得，却拒绝了一切问候寒暄……” 凯宇赤裸袒露患有牛皮藓的身躯，同时反思畸形的拇指，连同其密友H的单眼皮，都是命运的注解，预示崎岖的人生：“唯独左手拇指的河岸地形一如最初，我站在河的一岸，H站在对岸。”谈及身体书写，凯宇说道，他通过情感、情欲和身体的书写，可以借语言去建构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 梁馨元的《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中的身体则迷幻且潮湿如一座丛林，可以纳含粗粝的岩石或灵性的黑曜石，常有奇异的生物出没，比如黑黄色马陆、火蚁、长脚蜘蛛、白角九色鹿……它们是青春爱欲的意象，其中更包括蝶豆花（clitoria）与性器的互相指涉。“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馨元在访谈时这样说道。馨元的新诗集是“莉莉丝之歌”合集，以波德莱尔式的败德，拯救那些被男性凝视、意淫和道德规训的阿芙萝黛蒂。馨元如是回应我的解读：“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 于是她写道：“我欲成为那样美丽的女子／在我还来不及／从善以前”；那个美丽女子“粗鄙而美丽”，养着恶灵并把信仰纹在眉头。馨元写诗，是在歧义的陌路上寻觅未被道德儒衣包裹的真我。 ◢忠心不二的孤独欲望与孤独是孪生的。叔本华：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因为有了欲望，人才会深陷“求不得苦”。馨元写欣慕之情：“爱完之后呢？或许是死／我羡慕那些怀着爱／奔赴死亡的人／但同时，替他们痛苦”；写自卑之情：“她们是天生的美丽／而我仅仅是，人造的赝品／住在一座满布瑕疵的人身城池／肤表尽是，上帝恩赐的碎屑”；写人与人不相通的情感：“人多的地方，会快乐／但快乐的人不清醒／孤立却并连的房／寂寞之时也能偷听”。那些细琐的孤独感，可有书写的意义？馨元答：“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 尘世索爱，等待果陀，情欲的变幻无定，是凯宇和馨元新书的重要主题。凯宇善于铺排长篇幅的散文，以承托绵长情绪。〈借火〉写的是作者在交友软体寻找爱与陪伴的经历。迷离、幽暗、孤绝、迷蒙，仿若一出王家卫的电影，纤细刻画当代人情感的易碎和空虚。其他写恋人的篇章比如〈两河〉、〈之间〉借偌大城市的背景，衬托人的孤独渺小：“作为重点交通枢纽，听闻地下街有二十几个出口之多，一如单字的Y可以孵化出许多关键词，Young、游人、愉快、永远、欲望、Yesterday，还有很多很多。” ◢偏不主义辛波斯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谈胡玖洲，我想先从“写诗的荒谬”说起。辛波斯卡的〈种种可能〉重复以“偏爱”昭告自己的价值观，而胡玖洲则在〈偏不主义〉一诗中表现他的执拗。如果时下的文青生活已经变成一种表演，那他的立场绝对是反文青，反美学的。《我们在房里看A片》辑四〈文青生活手记〉讽刺伪文青的浅薄、附庸风雅是对文艺的亵渎，比如随便将句子分段即当成诗；故作含蓄换假文青头像；使用高深莫测的语词故弄玄虚…… 在影像时代写诗，搞文艺，注定是不入流的活动。于是才有了玖洲的〈我们在房里看A片〉，宁可“天未亮，我将诗集藏匿在A片的空匣子／以兽性包装诗性，融入日复一日的人群”。面对文艺的堕落，至终成为美丽空壳，诗人无疑是失望的，然而这已经不是煽情的抒情年代，所以我们读到诗人的语言一贯戏谑，借以挑战体制和俗众。愤怒出诗人，玖洲的新书同时收录很多政治诗。然而，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文学人的呼声微乎其微，政府甚至懒于审查我们写的东西。被问及书写政治仍是否有意义时，玖洲这样回答道：“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他忆起中学时故意投敏感的政治诗给中学文学奖的叛逆经验，却感叹如今“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 馨元也写出不少具有人文关怀的新诗，比如关心远方事件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但是她坦言写政治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是为了跳脱自我，寻找诗艺上更多的可能性。掀开历史的伤痕，她的文字轻柔：“月光缓缓降落在左手上／他终于看懂屋子、人和家国都向左边靠拢／的理由。而只有麦子，依然安详地／保持一株麦子应有的姿势／在田里睡觉”。花踪得奖作〈无用之石〉对照诗与强权、死亡、战争的关系。既哀伤无力，却又凸显诗意精神作为金刚石般的永续存在：而他终究被掏空。他们割开诗人的身体取出珍稀脏腑与无用的结石那闪亮之矿，说着诗的遗言—— “他们朝头部射击，却不知革命其实在心中” ◢流动，变幻中的蓝色时期 90后写作群中，最年轻的馨元也已经24岁，时近而立之年，书写主题自然难以和成长的失落感脱钩。凯宇行至人生路口，回望故乡，感叹道：“一个地方走向正确，往往不会有太多恋旧的负累、集体的抗议。好像本应是这个样子。”现代人因为交通便利总是处于流动状态，彼此交换着故乡，正如凯宇在〈填海〉所写：“当外坡人甘于远离海岸而纷纷涌入吉隆坡，我却自觉是一颗鼻牛，干燥且灰，因缺乏弹性而迫切往外钻；钻入半岛以北的槟岛和以南的新加坡，钻入冬天的港岛——那些被海环抱的城市。” 凯宇说：“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远走他乡，才能更全面地观照故乡。玖洲留学台湾的经验，让他对国家、种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初阶语文助教心得报告书〉中，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一起学习中文，最后挑起诗人内心的疑惑：“——是侨生吗？是侨生吗？仿佛沉默地／时间再次退缩回喑哑，连结与我共同的记忆”。罗伯特·哈斯：“因为初尝大人的悲伤让我们感觉长大。”我们的青春变化，或许是社会化的进程。沿途我们抛弃什么，收获什么？二十几岁，以凯宇的话来说便是我们“重新感受并且覆盖幼年第一次失衡、跌倒流血、撞破头割损手、第一天上幼稚园、第一次跟家人在超级市场走失等等生命经验。” 书写，会不会是无法割弃，保护自我的抵抗运动？询及现实生活和书写之间的关系，玖洲说：“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凯宇直言：“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而馨元倾向清楚分开现实的自己和写诗的自己，让她们彼此忍让，彼此共存：“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 “少年精力无穷，最具象的无疑是书写之欲。不怕书写的徒然，便是对于消逝和缺憾的补偿。”凯宇在后记的这句话很适合引为结尾。原本也想问大家有关未来五年还会不会写作的问题，却也知道人生之轨本来就无法预测。未来5年，我们没能预见自己身处何处，是否还有经济和时间的余裕去写作，至少这一刻，大家仍旧信仰着文学。纵观3本新书的内容和标题，一般人可能轻易以“私欲”、“身体”标签90后作家。但是分类帽总会失准。这里，想要以原是军事术语，后来被商人用来描述21世纪的概念V.U.C.A.定位我们的新时代书写。 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20世纪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推动了现代主义。到了21世纪，世界遭逢巨变，所以文学作品自是更难以读懂，方能应付时代之需。凯宇、馨元和玖洲的新书尝试捕捉的正是那些多变、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议题。他们正是新时代之声。相关文章：【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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