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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忠
星云
【如意 安详】景致/何国忠
我一度着迷中国现代小说。念本科时最喜欢的课是“小说赏析”。沈从文的小说读过一些。印象最深刻的是《边城》,这部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我看了不止一回,翠翠的纯爱故事,让人迂回再三。《亚洲周刊》在1999年推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出版于1934年的《边城》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1923年出版的《呐喊》。 沈从文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胡适对沈从文印象极佳。1929年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学校地点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沈从文当时也在上海,经常发表作品,不过收入不稳定,徐志摩将他推荐给胡适,恰好胡适正为中文系物色老师。胡适认为理想的中文系不只要熟读中国历史,也要有欣赏与批评的能力,此外创作也是重要一环。胡适看过沈从文文章,他相信好的作家,可以教好学生。 沈从文只读过小学,胡适却聘他为学校的中国文学讲师,理由是天才不可被埋没。 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这是破天荒创举:“这一举动对沈从文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把他提升到中产阶级”,沈从文先后在不同大学教书。 第一堂课还是闹笑话。他在学生面前呆站了10分钟,然后又用10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接着陷入沉默。最后,他在黑板上写:“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惹得台下学生大笑。这个故事几乎在每一本沈从文传记中都会读到。 确实没有口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中〉中说他“真不大会讲课”。汪曾祺以他和西南联大的两位老师闻一多和朱自清比较。闻一多“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朱自清“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从文讲课却毫无系统。他教“各体文创作”时,以学生文章为例子,随意而谈,声音不大,湘西口音不好懂,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思想流动跳跃,常常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经常离题万里。 但是汪曾祺敬佩沈从文。他说沈从文让学生受惠的,不是讲话,而是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评语。沈从文虽对学生的文章也会改动,却不多,但是评语却很长,有时比本文还长。评语就习作来谈,或由此说开去,谈到其他创作问题。“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汪曾祺说沈从文“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一个作品来写的”。 被批判企图轻生 可惜1949年以后他改行,让人在读完他四十多本小说和散文后不免感叹。1948年3月两位左翼作家对沈从文展开批判,第一篇文章称他为 “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及“奴才主义者”,第二篇来头更大,撰写者是郭沫若,痛斥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他预感未来不安的日子,但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不久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反对他的大字报,一些学生是他教过的。沈从文神经崩溃,试图自杀,喝下煤油,割腕割喉。被送进精神病院。1949年8月沈从文病情好转,不过北京大学取消他的工作,他被调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从此成了古文物工作者,他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研究,这份工作他驾轻就熟,不引人注目,有用又安全,沈从文的名字从此消失于文坛,乱世之时,这样的精神寄托是他想要的。 “风蒲猎猎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这是北宋僧人道潜的〈临平道中〉。描绘暮春江南风光。微风吹来,水边蒲叶轻盈摇曳,猎猎声响。自由自在的蜻蜓想在叶尖上停留,却无法立稳。五月间在临平山下路上,边走边看,水汀沙洲,藕花无数,景色宜人。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沈从文抄此诗送人,沈从文喜爱这首诗毋庸置疑,他欣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宁静意识。他自己也是写景高手。他在〈泊缆子湾〉说他“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他对形体、颜色、声音,乃至气味高度敏感,能把各种印象保存在记忆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提沈从文时,高度赞扬他可以“随意写出景物和事件”。夏志清形容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
2星期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正道/何国忠
9月1日早上10时艳阳高照,我和丹斯里古润金约好参加汝来孝恩园九一忠魂节。他从中山回来,行程单纯,第二天匆匆回去,生命有限,他做事有选择。 我们是常客。说“常”,比不上连续19年都出席的七八十岁耄耋前辈,来自半岛南北东西,凌晨出发,早把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想明白。陈凯希先生在世时不曾缺席,符昌和先生也是,拿汀朱林秀琴背后默默支持,如今接替父亲郭仁德先生遗愿的郭义民一样积极进取,爱国同盟俱乐部这几年活动由他幕后策划。 忠魂节纪念二次大战本地爱国志士,爱国同盟俱乐部发起人为郭仁德与陈凯希,郭仁德与陈凯希有不同政治理念,经常站在对立面,但是维护社会公义上却殊途同归。 1997年,郭仁德整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被日军于1942年9月1日围剿残杀的九一事件,他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秘书,听闻双溪多河附近石山脚处,立有18烈士碑。在同是抗日战士,并参与建碑的刘娇带领下,郭仁德在荒地树丛中找到石碑以及埋葬抗日者坟地。 郭仁德于2000年5月7日安排陈凯希及一群朋友到石碑处凭吊,由于该地被征用,郭仁德和陈凯希着手移坟迁碑。郭仁德随后出任爱国工委会主席,陈凯希担任执行顾问,一起推动并发掘马来西亚在二战期间,英勇抗日守护国土事迹。 郭仁德、陈凯希、符昌和出生于二战期间,他们听过或经历战争遗波、妻离子散及百业萧条的故事。“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如此感叹。没有人笑到最后,一念之差,虽然父亲与兄弟不被自己杀掉,但和自己手刃相差不远。 伍子胥的故事可以用来做注脚。伍家几代对楚国忠心耿耿。父亲和哥哥遭楚平王杀害,伍子胥流亡异地,最后借助吴国兵力大败楚国。为泄心头愤恨,他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他的好朋友申包胥批评他不顾天道,伍子胥的理由是“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他知道自己不对,但又骨鲠在喉。伍子胥流亡以前扬言“我必覆楚。”同样来自楚国的申包胥则说“我必存之”。短短对话,让我们看到命运把两人分放在不同世界里。申包胥对于 “父兄之仇”终究隔了一层,只能心领而不能意会。伍子胥攻楚时候,申包胥跑到秦国,立于庭堂大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一共七天七夜。秦哀公最后决定:虽然楚王不讲道德,但楚国有这等忠臣,他愿意破例发兵相助。 欲望过度膨胀会反噬 司马迁所记故事让我动容,我在文章引过。战争往往因为一人不义之举而波及他人。“历史不会重演,过程似曾相似。”这句话说的是人性,无论人类文明如何进步,发展得多么细致,佛家所说的贪嗔痴念头却从不改变。经济学家说欲望是人们进步的动力,但是不加以控制而任由膨胀,肯定引来嫉妒怨恨或一意孤行的行动,最终反噬原本活泼而美好的生命。 我们庆幸于不需成为乱世人物,但不表示世界不会爆发战乱。如今出现预警:东欧俄乌战争、中东以巴冲突、围绕东北亚的台海局势,皆让我们感受到战云逐渐在世界各地形成。 我在忠魂节听郭义民和符昌和演讲,想到忠魂节特色。《论语》记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是为仁完全由自己,哪能依靠外人?孔子说得真好。为仁由己强调的是人在践行道德中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意思是不受外物支配,也不是在外力的强制下执行。 认清要做的事情,并且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警惕战争的恶,宣扬共生的善。责任之所在,责任之完成,最终让人获得内在的平静和充实,每一个人只有活一次的机会,为人处事自己拿主意,如果能够用情和义串联此生,痕迹必更深刻。 爱国同盟俱乐部并非有钱组织,却捐200万给新纪元大学学院。“小商人和一般工人都是热心革命的分子……至于工人更来得热心,工人随随便便可以捐助二三十元,高兴的时候捐一个月、二个月的薪水也是很多。他不管自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来设法。”这是胡汉明回忆辛亥革命时对马新华人的描述,让人身怀敬意。我们何其幸运,看到大我精神传承,我几乎认定这是马来西亚华人特色。古润金最近捐款马币5千万给新纪元大学学院,何尝不是做同样示范。我坐在台下为好朋友鼓掌,脑海中跌入人生意义的思考。教育、爱国、锄强扶弱,不会错,往前走就是。
3星期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墨字烟波/何国忠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这是郑文宝的〈柳枝词〉。 画舸指装饰华丽的船,亭亭意思是高高耸立的样子。船系在春水边,行人与友人饮酒饯别,一杯一杯再一杯,直到半醉后离去。“系”暗含柳枝题意,依依不舍之情昭然若揭。前路如何?难说。什么时候再见?也难说。无论是烟波浩荡,或是雨打风吹,画船终是载着离恨远航,驶向江南而去。 我三十多年前所买《宋诗鉴赏辞典》只收郑文宝一首诗,负责赏析〈柳枝词〉的王英志说他在宋初颇负诗名,风格轻盈柔软,不脱晚唐、五代格调,可惜文集失传,只在宋人著作中保存若干篇诗文以及零星诗句。刻画离愁别恨的〈柳枝词〉意境深婉隽永。王英志特别欣赏最后一句:“采用化无形为有形的手法,使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载之物”。他说周邦彦〈尉迟杯〉中“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得离恨归去”和李清照〈武陵春〉中“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由此脱化而来。 因为读黄裳的〈宿诺〉,〈柳枝词〉再度进入眼帘。1947年黄裳起劲收集时贤书法时,托靳以寄笺纸到北平请沈从文写字,沈从文在笺纸上临写包世臣、梁同书和翁方纲三家书法。黄裳给沈从文印象不错,过后又收到他几幅字。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留下重要一章,他写了八十多部作品。上个世纪50年代被斥为 “反动作家”后,就停止文学创作,转行做文物研究。一手漂亮的小楷借自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做余兴发挥,为展品抄写标签之类。 沈从文经历各种打击磨难,最终还是活了下来。1975年无意中听到沈从文近况,黄裳和他又开始通信。黄裳后来收到沈从文墨宝,里头四首诗,其中一首就是〈柳枝词〉。黄裳说沈从文字写得非常好,二十多年不见,“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宛转的姿媚”。小跋说:“试用明拓帖扉页衬纸,七分钱新制学生笔,写四小诗。纸笔均佳妙,惟执笔之手不济事。书奉黄裳兄正谬。沈从文年七十进四”。 写字成无害的高级消遣 得到这样一幅字,黄裳非常高兴。他说那是一小撮人张牙舞爪,全国人民痛苦忧愤的日子。“不想听或听厌了样板戏的人真是走投无路了。整天赖在公园里打太极拳也不是事。弄盆景、养金鱼、种花、捉皮虫……都成了风。”写字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无害的高级消遣。他笔锋一转,说“写字也还是以抄录革命词句为好,像沈从文在这里写什么‘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也还是老大的不妥当,即使这诗是宋朝人作的也罢。” 我在网上看过沈从文一幅字,除了郑文宝的〈柳枝词〉,还有宋代道潜的〈临平道中〉以及自作诗两首。落款文字是“林轩小友博学有识,来函索书,试用新制小笔写数行小诗,纸笔佳妙,怪执笔之手不济。沈从文年七十进三于北京。”所写内容应该和黄裳所收一样。沈从文章草明显下过功夫并有造诣。其线条起落有致,气息生动。一横一撇,蕴藉风雅。他的学生汪曾祺说他“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又说“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那一辈文人大都不以书家闻名,却有一流水平的书学功底,而且背后往往出现一些让人难忘的故事。 黄裳的〈宿诺〉让人回味再三,是因为他用友情将所藏书法串联起来。读了〈宿诺〉,不只让我对沈从文书法增多一分喜爱,也让我读〈柳枝词〉时,感受到“人自别离,却怨画舸”的复杂心情。黄裳说1947年8月他收到沈从文寄来条幅,他和张充和及杨金甫在颐和园中合写。沈从文夫人是合肥张家三小姐张兆和,张家4个女儿皆才貌出众,各有专长,张充和是老四。黄裳一看张充和的字立刻着迷,要靳以帮他求字。 张充和嫁美籍汉学家傅汉思,1949年随夫婿赴美定居。1981年夏天黄裳接到卞之琳信,说他访美时,张充和嘱托他带信。张充和信中提“旧约”,终于在三十多年后实践,那是历尽沧桑的心情。张充和附上靳以1949年4月信影本,靳以认为她不应离开中国,前景一片大好,“这个大场面你不来看也是可惜的。”当黄裳看到靳以提醒张充和:“答应过给黄裳写的几个字也没有影子”时,心情激动,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朋友却郑重其事地记下。“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黄裳痴坐了许久。
4星期前
星云
星云
【如意安详】念想而已/何国忠
二战时清华与北大、南开合为西南联大,陈寅恪随校南迁,辗转数地后抵达昆明,不料大病一场,差点活不成。稍愈之后,披览报纸,看到卖书广告,驱车往观,可惜没有看头,都是劣陋之本,不值一买。 主人接待殷勤,他想还人情,于是问书本以外物品,主人踌躇良久,说旅居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旧园时,拾到红豆树结子一粒,藏在袋子,可以相送。陈寅恪大喜,付主人钱,表达心意。 故事来自《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力作,1953年起草,1963年竣稿,是他有生之年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著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出版,此书面世于1980年,他过世11年以后。柳如是为明末清初名妓,嫁给诗坛大家钱谦益。陈寅恪对柳如是评价极高,认为她是“民族独立之精神”代表。开始著书时陈寅恪双眼已盲,只能口述,由助手黄萱笔录。陈寅恪为王国维写挽文时,提文化托命概念,他自己也如王国维,为文化不断往下坡走而心生悲感。 陈寅恪在〈红豆诗〉中说“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柳如是一生行径让他内心起温暖,为之“感泣不能自已”,他说当年所购之红豆,一直收藏在书箧中,“迄今二十年。” 珍藏紅豆視如文物古董 1942年夏至1943年夏陈寅恪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宿舍在红豆树下,所结之实,比所藏略小。除了体积,似乎没有其他特征可让专家分辨彼此。但是陈寅恪却视多年珍藏如文物古董,形容它为“文学上之珍品也”。 雅致情趣,无非是对念想的执着。因红豆起遐思的不只陈寅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相思〉,在红豆诗中最为人知。执着心理是好是坏?难说。至少我们因为文人坚定的决心,而读到不少好作品。 2003年马大中文系出版成立40周年论文集,赖瑞和写〈王维的“相思”和唐代的南方〉。他觉得可以配合喜庆,“以之补白,或许会更有意思。”那时他赋闲在家,用的单位和职位我印象深刻:马来西亚新山市唐代文史研究中心主任及专任研究员。 赖瑞和有“流放身世”,这是麦留芳悼念他时用的形容词。麦留芳说赖瑞和“能够化险为夷,进而淡化凄凉”。2003年他50岁,新山、台大、普林斯顿大学、马大中文系,文学批评、唐史、散文创作、翻译,不同的空间和工作方向,所谓“补白”,不过借红豆和美学为漂泊人生寻找定位和趣味。 赖瑞和不认为王维〈相思〉是少作,用字浅白和艰涩不一定和年龄成正比。王维大约在47岁时到过岭南选拔官员,他应该是在桂州“第一次见到高大的相思树,亲睹‘此物最相思’的‘红豆’,而写下那首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相思〉。” 文章欣喜处在于深入简出解释相思树种类。第一类学名Adenanthera pavonina,叶子长椭圆形,广东、广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热带地区常见。荚果成熟后,变成红红豆子,随风飘落树下,任人捡拾。第二类属“蝶形花科”,学名Ormosia hosiei,陕西及甘肃都出现过,并非只生南国,此类植物濒临绝种。第三类则属爬藤类“相思子”,学名Abrus precatorius。所产红豆久会发黄褪色。 只有第一类红豆历久不变,“正符合王维整首诗给我们的印象”。赖瑞和在文中附了一张古典相思树照片,是家乡新山市苏丹皇家公园他经常流连地方。他说王维的〈相思〉有本土风味,他家门口就种了3棵。记忆和美学互结合,假设和考证结果相匹配,我突然想起在马大中文系图书室聊天时他偶然出现的得意笑容。 赖瑞和无暇兼顾陈寅恪,但是文章却提台中东海大学校园内遍植的相思树,虽然远近闻名,却不长红豆。这是常绿乔木,叶子呈镰刀形,学名Acacia confusa。他纠正年轻时我向往的图景。 “初夏的清晨,有一天我正赶一堂课,匆匆走过一棵初开花蕾的相思树,两个一年级的女生忽然惊呼起来,一起奔向那招摇的植物,争着攀折一串黄花,那黄花生得太高了,她们焦急地跳着,跃着,一种纯粹向美追求膜拜的真义与焉展开。”这是《叶珊散文集》中我熟悉的句子。赖瑞和说此树以相思树为名,“颇有破坏古典之嫌。” 对很多人来说,无红豆,也当它有红豆了。赖瑞和当然知道一切不过是念想,都年轻过,都有遐思。似乎觉得“破坏”一词重了一些,他笔锋一转,说为了避免混淆:“称之为 ‘台湾相思’,以示和 ‘古典相思 ’有别。”
1月前
星云
星云
【如意 安详】乐山乐水/何国忠
李埏在〈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说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念书时,钱穆住宜良,每星期四乘滇越火车到昆明,中午12时出发,5时半抵达,然后乘人力车直奔课室讲授中国通史。星期五和星期六继续上课,都是7时到9时。听课者众,椅子坐满,席地而坐不少,也有坐在窗台上的。课排晚间,只为迁就大众。西南联大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而且尽可能兼顾其便。 星期四最匆忙,从昆明车站坐人力车到课堂需一小时,晚餐顾不上,只能途中买蛋糕充饥。学生不解为何不早一天抵达。钱穆说他忙着将完整讲义写成,资料在宜良,早一天便停写一天。完整讲义就是《国史大纲》,1938年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集中于此。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别墅,原因是此楼静僻,游人不到,“正好一心写吾书。”他早餐后出寺,到山嘴处远望南山诸峰,云气转淡后离去。晚餐后,又到山下散步。“由山之东侧转进一路,两旁高山丛树,夹道直前,浓荫密布,绝不见行人。余深爱之。”秋冬日短,则晚饭前去。白天心无旁骛,专注写《国史大纲》,入夜读一阵《清史稿》后才入睡。 “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战乱中和家人分居两地,偶涌伤感,但是心情很快收复。他不忘初衷,从没想过要和社会绝缘,他应昆明各报馆约,每星期四上午撰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吃完午餐,匆匆赶到8华里之火车站,星期日一早又从昆明回宜良。 在山水间散步,感受水的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他说。情趣发自内心,大自然提供不可计数的启示和慰藉。离他住处向东8华里有温泉,通常在星期一上午,他携《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到那里沐浴。有商人在温泉大池旁建屋,隔为数室,浴者互不相睹。浴后坐石级上,“浓茶一壶,陶诗一册,反复朗诵,尽兴始去”。午饭后,他到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馆藏有二十五史。校园中多盆景,“有百年以上之栽品,亦如在苏州所见。” 课余时间游乐山水间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这是王安石名句,钱穆引过无数次。强调做人基本准则,只做合乎道义的事,不用担心名誉损失。他在西南联大不参与行政工作,不发表政见,默默耕耘,游山玩水不过是生活调剂,让他走得更远更踏实。他一生执教不同大学,学生对他的评语是:尽责、有教无类、贯彻言教身教精神。 不管何地教书,都找到徜徉山水间乐趣。即使在北京,钱穆一样可以品味大自然之美。李埏说1936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钱穆来校兼课,有一天李埏求教,二人徒步沿林萌道边谈边走,到了西单,钱穆踌躇ー下,邀他到中山公园小坐,享受闹市山林之趣。“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钱穆说。李埏在中山公园频频点头。五十多年过后,让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话,还在耳际。 1992年出版的《钱穆纪念文集》除了收录李埏的文章,郦家驹、洪廷彦、方诗铭、诵甘、吴沛澜、洪德辉等都有文章纪念老师,几乎都提钱穆养生之法。钱穆父亲钱承沛41岁过世,长兄钱挚40岁过世,他对延年益寿之道极为敏感。诵甘提醒钱穆叮嘱学生照顾健康,并说清朝大儒钱大昕四十多岁时,小便失禁,后来身体转好,活到七十多岁。钱穆说学问要进入高深之境,没有锻炼身体是不行的。 1947年秋至1948底郦家驹在无锡江南大学随钱穆读书。每逢假日,一起外出同游。钱穆反复强调读书时心在书上,观赏风景时,心在山水间,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乐趣。读书如登山,拾级而上,登临山峰,俯视山下,必有不同,一到顶峰,方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全新境界。钱穆说读书不可自喜于一隅之得,游山不能死守于一个狭窄天地里。 “马来亚高山清凉,必有宾馆,为前英国殖民政府官员休假避暑处。余夫妇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则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爱槟榔屿,住其山上旬日。”1967年7月钱穆来马大中文系执教,学生陈启云刚从哈佛回来,也在马大中文系,一有假期,就带他旅游。钱穆不能适应湿气,胃病让他烦不胜烦,游山玩水雅兴也被破坏。本来计划留10个月,最后提前两个月回返香港,要不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会出现更多本地山水风景。
2月前
星云
星云
【如意 安详】谁比他们更好/何国忠
“将来规复还校的时候,恐怕我们在满目苍凉的校园前,都要觉得不但人物已非,而且城郭也并不依旧了。在现在这个时候,一切和北大有关系的或接触过而念念不忘它的长处的人,心里面总要有一番‘拨尽炉灰成起废’,‘历劫犹堪独往来’的期望或感触罢。” 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柳存仁在《宇宙风乙刊》发表《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章。1935年他入北大国文系,两年后抗战爆发,转到上海光华大学借读,1939年取得北大文凭。《北大和北大人》发表时,北大与清华、南开大学合并,在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未来如何?无法预测。想起母校,心情复杂。“从前释迦牟尼在证道的时候不忍在一株菩提树下坐过3次,是怕情念难舍,不能割离。人生如作茧,但也情不自已,将来北京大学复兴工作,将成为一种承前启后的新兴的局面,当然不只是少数的人所朝夕企求或妄冀的也。” 过去时光温馨场面居多。进大学好处是著名学者,之前只读文章,终能一见。他说他的老师可以用动态和静态区分。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钱穆为代表。 胡适在美国念书时,已为掀动文学革命作准备,其后在北大扮演开风气角色。与他有关的倡议包括整理国故、好人政府、人权治国。他为科学和民主的推广撰写文章,《新青年》、《新月杂志》、《独立评论》都留下影响力。柳存仁说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黄侃、林琴南、辜鸿铭、梁漱溟、林损、林语堂、梁实秋、顾颉刚、陶希圣,都不能够越出动态范畴。 动态老师会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办记者会,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老师至多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村一带搜罗旧书。动态老师喜欢坐私人汽车,虽是二路货,车式不美观,但是在北平图书馆附近穿行,塔影岚光,汽笛鸣鸣,让原本就优美的景色增添风采。静态老师生活简朴,延续旧时代学者的作息方式,出门只乘人力车或步行。 风格不同一目了然。以钱穆而言,他宁可在校内编著中国通史讲义,也不出席教育部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专注撰写西周地理考,也不愿领导或抨击新的学术运动。 柳存仁爱听钱穆讲课。浓浓无锡口音,开始难懂,慢慢也就习惯。钱穆头发左右分梳,教书时手拿笔记,却从不看。柳存仁对钱穆的著作称赞不已,形容他是悲天悯人的学者哲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卢沟桥事变前夕,“述往瞩今,条细缕明,畅论汉宋学术,是近三百年学问的渊薮”。而跋涉于湘滇旅途中所写的《国史大纲》,“在战乱播迁的动荡的时代里,苦口婆心的给予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指示、勇气和光明。” 动静风格皆是个人选择 柳存仁尊敬钱穆也尊敬胡适。他说胡适风度翩翩,口才好,能容人。北大老师常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反驳、以至于论战攻击。他们把自己学说和学生详细讨论,有时也攻击不同老师议论。胡适在课堂里批评过钱穆关于老子和《老子》书时代的观点,但是对事不对人。对于钱穆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刘向歆父子年谱》,他十分佩服,公开在学生面前宣传。柳存仁说胡适对有才华的学生从不吝推崇,被点名的学生包括以〈《诗》卷耳芣苢采采说〉而成名的丁声树。柳存仁印象深刻:“在胡适之先生的嘴里,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动态或静态是个人选择,也不一定得将每一位老师归类。例如钱玄同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他名闻遐迩,文字声韵的探讨,国语运动的提倡,都有贡献。“他独自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春明馆喝茶的时候,是照例谁都不理会的。”他喜欢在古木阴森的树荫底下冥心默想,有谁想到这位智者晚年因为痛心国事,愤忧郁懑,最终病殁。柳存仁说他看到北大老师“身体力行的深刻教训的宝贵。”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有理想的君子,不会为衣食住行奔波,他们在艰苦的日子里依然快乐。柳存仁引了《论语·述而》句子。他说北大老师的生活,不庄严不枯燥,是合理的修养和不断增加学问的总成绩。北大“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国的最高的权威,那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谁是比他们更好的。”这种为母校发声的话我爱听,在战争时更可联想其中悲痛。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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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何国忠/松柏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因战争内迁,组建联合大学。联大文学院临时设在南岳。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本一人独居一室,后来被安排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同住。室中一长桌,入夜,闻一多燃灯置其座位前,勤读《诗经》《楚辞》,有新见解,立刻默坐撰写。吴宓为备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吴宓在清华教书逾十年,流寓中上课,认真如昔。只有沈有鼎觉得无聊,天天想找人聊天,吴宓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严谨不苟者包括钱穆,他一样书不离手,不喜言谈无味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每星期六早,他下山到南岳市图书馆借书。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攻宋明各家集,都是以前未见者,借归阅读,勤作笔记。其中王安石新政诸条,后来出现在《国史大纲》里。又借王龙溪和罗念庵二人集子,读后“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最后写成〈王龙溪略历及语要〉及〈罗念庵年谱〉,并且为他“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读过多次,7月初飞香港,手提行李箱装的是这本耐读的书。钱穆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他为人刚正,不喜阿谀奉承言论。书中记他在南岳时,有二学生赴延安,众人集会欢送,冯友兰和钱穆受邀演讲。冯友兰发言时对两位学生倍加奖许,钱穆致辞时却大泼冷水。他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他说青年之为国家栋梁,和将来有关,非指当前。学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以后就是国家栋梁。“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在逃亡中做学问,并非冷对世界,恰恰因为离乱人生,不可着急。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说钱穆16岁萌发爱国思想文化意识后,一直给亡国问题困扰。在新亚书院时,他多次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心灵上激起巨大震动。他没有走政治救国的路,而走进历史研究,他想寻找中国不会亡的证据。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他都承担“中国通史”的教学,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现。何兆武听过他的课。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说“《国史大纲》就是他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昂,听者为之动容。”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陈梦家劝钱穆为平日课堂所讲“中国通史”整理成教科书,这是“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也是“为时代急迫需要计”,钱穆听进去了。动笔不久,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说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遂决定留在距昆明不远的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半星期闭门撰述。如此一年时间,写完《国史大纲》。寒假时汤用彤和陈寅恪过来探望,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孙国栋在〈师门杂忆〉中回忆钱穆,说他进入研究所第一天,钱穆要他列出所读过学术书籍。看后钱穆要他先读《国史大纲》。第三天上第二课,钱穆问进度,孙回答读了一百多页,又问心得,孙随口提几点意见。钱穆面色一变:“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辩以忙为理由,钱穆更生气了。他提朱熹名言,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孙国栋听后汗流浃背。 孙国栋不避当年尴尬事,他说钱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从钱穆身上学到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有一次在火车途中,钱穆谈及南岳他所喜一寺,该寺庄严开阔,使人起安详宁谧、和平清静之感。抗战时,寺庙被毁。战后钱穆重游。方丈已换,遍种夹竹桃。花开季节,极为美丽,吸引许多游人。钱穆却愀然不乐,夹竹桃高不过三丈,寿不过30年,此寺必将一无所有,若改种松柏,高可千尺,寿可千年。方丈只知短暂繁华,胸襟狭窄,毫无眼界。李白诗有“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句子,夹竹桃和松柏之间选择,让孙国栋一生警惕。他说钱穆轻轻一语,听者终生受用。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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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平凡的路/何国忠
1936年夏,蒋复璁致信冯至,说上海同济大学愿意聘他为教授,冯至回复同意,7月下旬一人到上海。其妻姚可崑,同一夏天受聘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职,听取冯至父亲劝告,她婉拒邀请。家公认为天津局势不稳,非久留之地,她最后带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到上海和丈夫相聚。 他们在吴淞镇租一座小楼房,住所离同济大学附中不远。姚可崑被安排在同济附设高级职业学校教德语,校址在江湾,乘小火车往来。 不久二战爆发,同济大学迁至浙江金华。不过两个月,金华也成战区,同济大学转到江西赣州。一年不到,轮到赣州不安全。本预定迁往广西八步,还未上课,日军来袭,于是改为迁校昆明。 1938年秋,姚可崑染阿米巴痢疾,十天十夜,不省人事。冯至坐在床边,拉着她冰凉的手,日夜守护。她康复不久,冯至父亲去世,局势动乱无法奔丧,冯至读着家书泣不成声。不如意事接二连三,加上同济大学日子不好过,冯至心情坏透。他兼任附中主任,面对校内左翼和右翼斗争,伤脑筋事层出不穷。他认为领导无能且狡诈,欺善怕恶,一度辞职抗议,被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挽留。 1938年12月冯至一家抵达昆明。一住就是7年。日子一样贫苦,并且几次感染疾病,但是后来转到西南联大执教的冯至心情大好。那里文人荟萃,继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风,思想自由,各不相扰,只要把书教好,谁也管不了谁。“冯至回国已经4年,可以说是首次找到适合于他成长的土壤。”姚可崑说。 漂泊人生,淡笔浓情,姚可崑的《我与冯至》,确实好读。虽然历尽沧桑,笔下却没有悲戚控诉。出现人物,大部分是冯至益友。偶然涉及负面人事,都是蜻蜓点水。小场景处处流露温情,提供另一种维度的人生意义。 冯至才华横溢。璧华的《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是我中学时期一翻再翻的现代诗赏析集。冯至有4首诗入选,和徐志摩并列。被选中3首诗的诗人有闻一多、卞之琳、艾青和蔡其矫,大部分诗人只有1首或2首入璧华法眼,冯至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冯至是德国文学权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用柳鸣九在〈回忆与思考朱光潜〉中的话,冯至和朱光潜齐名,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对众所周知的文坛和学术地位,姚可崑只是轻描淡写,多年来相亲相爱、互助互谅、休戚与共的经历才是书写回忆录动力。“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岁月里,我们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一样,都不免要经历某些必然的苦难和欢乐。但总的看来,我们一生的旅途上并不曾受到过什么带有致命性的打击。换句活说,生活很平凡。平凡的人走着平凡的路。” 说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不过是看透生命本质。回忆录只写到1965年。若把文化大革命中离奇古怪的事迹写入书中,她说可以凑成一章,但是“她不想写”。她在结束语说冯至在十年浩劫中是双料黑货:“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反复受到批判。罪状不胜枚举,夫妇二人从容面对时局。“更寻高处倚危栏,闲看垂杨风里老。”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慌乱岁月,她说他经常吟诵老师沈尹默诗句自解。 姚可崑大冯至一年,二人相恋始于1929年。1930年冯至领取官费到德国留学,姚可崑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后,留在女附中教书。省吃俭用,每月工资大部分储蓄起来,备出国之用。1932年9月,她到德国:“我们不在一起时就是各人搞个人的学习,在一起时,最有意义的事是共同散步。” 姚可崑说冯至性格温和,脾气好,是好丈夫。在赣州时,冯至有要事到武汉。赣州、武汉常有敌机轰炸。因为要理家,她强装平静,事实是夜不安眠,食不甘味。身处孤城,举目无援:“我整天悬心吊胆,怕他出事。” 姚可崑自己也是杏坛备受尊敬的人物。她本是中文老师,后来专注德文教学。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创办元老,也是该系知名教授。姚可崑2003年过世。《我与冯至》完成于1989年,但是迟至1994年冯至离世一年后才出版。 “一个85岁的女人,能有机会谈一谈跟她的伴侣共同度过的几十年的生活,自己感到是一种荣幸。”姚可崑说。“荣幸”二字,是相濡以沫,是夫妻之间相知相处的绝佳境界。丈夫点滴,她如数家珍,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细水长流,晚年说出,力道更强也更有味道。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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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视频 | 黄金炳何国忠双笔合璧 华研无价墨宝赠古润金
为感谢完美集团董事长丹斯里古润金热心于华教与华社事务,华社研究中心把一幅收藏了近两年,由我国书法家黄金炳与高教部前副部长拿督斯里何国忠“双笔合璧”的对联书法,赠送予古润金。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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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何国忠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诗句引自冯至1991年3月25日所写〈自传〉。冯至在1979年另有文章也以〈自传〉为名,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一诗一文,见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 1993年3月2日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念老朋友。“逝去了这位老友,多次我忍住了恸哭,只默默在深静的心思中,祝他永久安息!安息!安息!”徐梵澄说。《徐梵澄传》作者孙波说当徐接到冯至女儿冯姚平电话,被告知冯病危时,他就愣住了,随后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赶到医院,“看到在弥留之际昏昏睡去的冯至,坐下来,双手握住他这兄长的左手,头抵在床边,像孩子一样啜泣不停。” 朋友去世,掉泪正常。但是徐梵澄当时已经84岁,且有世外高人之誉,我读这段文字,不免思考何以重视冯至至此。徐梵澄说冯至当入儒家者流,其言行无佛教、道教、耶教、或道学家的点染。他毕生悔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一贯是传统儒家精神,自知或不自知其品德已甚崇高,人望亦复增上。”又说他学养深纯,为人温和、诚笃。这些风度在其他学者或也见到,但冯至不单是学者亦是诗人。“其新诗创作,中间灵气回旋,甚为时人所爱读。其诗好,由于性情真。诗人是性情中人,其于朋友,也是以真性情相见。从来没有机械之事。” 冯至出生于1905年,1922年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担任中学老师。1930年以官费留学生名义赴德留学,1935年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二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工作,大战结束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 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 我在中学时候读过冯至的〈蛇〉,收录在璧华《中国现代抒情诗100首》里,这首情诗以“蛇”为意象,抒发一位男生对一位女生的单恋感情。在诗中“蛇”和“爱”为同义词,“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悚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冯至写这首诗时21岁,那是敢于将澎湃心绪付诸笔下的年龄。 然后读《杜甫传》。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杜甫传》前折页中说这是“一部融自己的人生经验、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于一炉的著作。”1937年,冯至颠沛流离辗转多地,途中读《杜工部选集》,切身体会杜甫漂泊心情。“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他决定为杜甫撰写传记。二战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安心动笔。利用多年收集资料,“只希望这幅画像使人一望便知是唐代的杜甫,可是被一个现代人用虔诚的心、虔诚的手给描画出来的。”他说。 学术研究讲求客观和理性精神,但是有“虔诚的心、虔诚的手”,著作才有生命力,才会耐读。冯至著书译书,重视心灵感悟。他是歌德专家。研究歌德时,冷静文笔中流淌情感。他将歌德和杜甫并列,说在二战期间,他感觉更能接近他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这是冯至〈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人的一生要领受可预测及不可预测之事物。不只酸甜苦辣,也要领受奇迹。人要不断努力提高境界,作好心理准备,奇迹到来的瞬间将会耀眼夺目。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从不沾沾自喜,他对周良沛说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他“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冯至对待朋友完全没有私心,徐梵澄高度赞扬他,此为原因之一。冯至遗嘱简单:“希望与我有关系的后代,老实作人,认真工作,不欺世盗名,不伤天害理,努力作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3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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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突然就下雨了/何国忠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江南,黄莺歌唱,绿树红花,相映配搭。傍水村庄,依山城郭,酒旗迎风摇曳。杜牧爱酒,出现酒旗正常,“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他官场不顺,经常无所事事,空闲时间都在醉梦里度过,自问愁有多少。 这一回出现“酒”字,只是信手拈来衬托春景,喝不喝不是重点,诗兴才是关键。水山同现,动静对比,声色交融。杜牧捕捉的是一瞬间体悟,画面是辽阔江南,没有特定地点。 本是晴空万里,突然就下雨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让人凄迷的是这两句,既深邃又有韵味。寺庙交错,在迷蒙烟雨之中,走近江南,一边想起当下,一边怀古,既是渺小人间,又是浩然人间。 南北朝佛教兴盛,渗透政治、经济、社会、民俗。梁武帝执政期间,大肆修建佛寺,门阀士族纷纷仿效,寺院数量大增,全国当时共有寺庙2800余座。他4次穿起法衣,入庙修行,最长一次为37天。 杜牧自小接受儒家熏陶,认为“知经义儒术”,才有益社稷。他感叹精通儒学,雄才大略者,不得重用,批评执政者“不知儒术,不识大体”。杜牧对佛教意见很多。他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他认为君王若溺于佛教,终成歪风,百姓蒙蔽,危害经济,国家灭亡。 “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这是杜牧〈池州废林泉寺〉句子,和尚突被勒令还俗,生活艰难。他虽起同情心,却认为应该从大局看社会变迁,他质疑很多人信佛不过是私心作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不惜财力佞佛者,多是德行有亏之辈。百姓受“买福卖罪”思维愚弄,收入有限,却给和尚供奉。杜牧支持唐武宗毁佛政策:经济和民力是国家繁荣基础,人民吃饱比什么都重要。 不过“四百八十寺”出现诗中,与其说非议佛教,不如说他将当下注入历史洪流,天地之间运转循环、日月交替是永远不会变的。杜牧有强烈历史感,叶嘉莹在《说中晚唐诗》讨论杜牧诗〈赤壁〉、〈泊秦淮〉及〈将赴吴兴登乐游园一绝〉都有同一特色:流露对盛衰的感叹。 身在混乱时期志难舒展 杜牧祖父杜佑曾任宰相,杜家地位显赫。杜佑去世后,各家分开。杜牧父亲杜从郁不善理财,名下三十多间房子在他死后全归债主。杜牧当时最多不过15岁,奴婢四散,只有一位老仆人不舍,留下照顾他与小他4岁的弟弟杜顗,天天吃野菜度日,但是从不荒废学业。杜顗自小患有眼疾,当了几年小官后,因为眼睛失明辞官,杜牧带着他到处求医,因为告假超过百日,弃官数次,兄弟情在杜顗45岁时过世告终。杜牧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本性潇洒,又重情意,为人有谋略,也懂兵法,但在牛李党争混乱时期,夹于其中,志难舒展。但他毕竟是通达之人,了解盛衰之道,对不如意事不斤斤计较。 当然还有不少笔记可做。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说杜牧写诗爱用“数目垛积”,如“汉宫一百四十五”、“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都是,当然可为〈江南春绝句〉加另一注释。《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四百八十寺”应是“五百余所”演化而成。 杨慎另一番话也可一引:“十里莺啼绿映红,后人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有不同看法:“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他说“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看前人评诗,确能提高鉴赏能力,有趣味处比比皆是。 杜牧诗作创作年代不详者不少,〈江南春绝句〉是其一,我好奇该如何置入杜牧传记中。张锐强的《诗剑风流:杜牧传》将此诗引在846年杜牧转任睦州刺史,途经杭州时。他说“这首描写春景并感慨佛寺林立的诗作,自然不可能写于这次赴任途中,必定写于唐武宗毁佛之前”,含糊说法,不引更好。猜想作者喜欢这首诗,不舍在力作中丢弃。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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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厚谊/何国忠
1979年3月16日,徐梵澄到北京。冯至临时有事,由女儿冯姚平迎接老友,贺麟由学生薛华陪同,同在车站的还有徐梵澄侄儿徐崇善以及外甥女姜丽蓉。徐70岁,冯74岁,贺77岁。这一幕,冯姚平和徐崇善分别写进〈怀念徐梵澄先生〉和〈怀念吾叔徐梵澄〉里。 徐梵澄晚年能够安定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著书立说,冯至和贺麟功不可没。他们尊重学问,不亏待老友,确保徐薪金高于他们。我最近看书常不经意流连学者和同辈人在晚年互动过程。照顾朋友是美德,欣赏朋友才华是智慧。他们本非浅薄之人,早就超越施恩图报的年龄段。 三人都是德国留学生,初识于德国西南部小城海德贝格,贺麟著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书,是新儒家思潮中重要学者。冯至是翻译家,是歌德研究专家,也是著名诗人,他引人注目的著作还包括《杜甫传》,毛泽东读后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1985年我在吉隆坡上海书店购得此书,只卖马币5角。 冯至和贺麟同月同日生,每年二人寿诞日,三人都会小聚,颇似叶圣陶晚年心境。海棠盛开时候,叶圣陶都请少年好友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赏花。酒饭之间,忆旧而已,设宴不过借口,在白发萧疏,历尽沧桑时仍能相聚才是重点。 贺麟1982年加入共产党,徐梵澄写信祝贺。扬之水问为何不同行,“贺不甘寂寞,而我,甘于寂寞。”徐梵澄说。不甘寂寞不含贬意,徐说贺有风云之气,他自己没有,又说鲁迅有“大大的风云之气”,于是乎我们理解风云之气指涉入世哲学,有为思想。徐说他是世界的旁观者,不积极参与社会进展,他只有“浩然之气”。 1992年,贺麟去世,徐梵澄参加告别会。他也83岁了,一路由哲学所老师蒙登进护送,回程时他一路落泪。扬之水去看他,请他写纪念文章。他沉吟半晌,摇头拒绝,说对不起贺。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徐梵澄说贺麟与蒋介石结缘,他是推手之一。蒋复璁引荐徐梵澄给陈布雷,徐拒绝,推荐贺麟。贺被蒋介石接见,拿到经费,成立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蒋介石又请贺讲课,一来一往,“成为贺麟以后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 心胸宽阔的老学者 徐梵澄和贺麟交往几十年,彼此尊重对方,见面都提前写信通知,不逾规矩。徐需要帮忙,贺施予援手,徐初回国,需要用书,贺将所藏,包括绝版书无私借出,又把一台德文打字机借予使用。 徐梵澄和冯至互动则更加从容不迫,随时敲门,想去就去。二战期间,徐经常在昆明冯家借宿,一度当冯姚平书法老师。冯姚平常到徐房里,看他刻字画画,她写他用冯至小花瓶当烛台点蜡烛,以致把花瓶烧坏。花瓶为德国好友鲍尔所送,冯至爱不释手,他骂徐胡闹,荒唐,但是徐只是顽皮地对他笑,“父亲拿他这位老朋也没办法”。 冯至去世,徐梵澄写〈秋风怀故人:悼冯至〉,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回。徐梵澄说留学德国的人数不多,没有成派,但立身处世之节度,待人接物之作风,有形或无形,能保持中国传统美德,又能抱取德国文教之蓄华。徐梵澄说其风格“是崇朴实,不尚华靡。行直道,不尚乖巧。守忠诚,没有变诈。通物理,亦近人情。”考其缘由,类如古之儒家,近于“逸民”,又说这些人“终其身为学者,亦非全然默默无闻,似乎皆能守其专长,深造自得,亦复乐天知命。”宗白华、陈寅恪、冯文潜、张贵永、赵伯昂皆在此列。冯至也“算得一个”。 贺麟和冯至文革时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批斗。徐梵澄告诉陆灏他问起“文革”遭遇,二人不说。后来从董鼎山处借巫宁坤英文回忆录《—滴泪》,徐梵澄才知大概。冯至并不在意谁伤害过他,他更在意他伤害过谁。憾事包括在“反右”中批评艾青。风平浪静以后,觉得言论过激,艾青受委屈了。此后他好几次在公众场合为艾青平反,纠正自己错误,高度评价艾青作品。艾青谅解不理性言论产生的文化氛围,冯至生前最后一次住院,艾青也在相同医院留医,冯至重病中去看艾青,两位老人高竖拇指,互赞共勉,留下照片。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诗句来自冯至〈给孩子的诗〉,读徐梵澄和贺麟及冯至关系,看到心胸宽阔的老学者,所谓学养,所谓人品,所谓善念,所谓厚谊,大概如此。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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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也是自由了/何国忠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 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 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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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落手江山/何国忠
1987年11月7日,《读书》编辑扬之水为《异学杂著》出版事到徐梵澄家,徐梵澄收到誊录好的《天竺字原》序文,重新审定目录,嫌书单薄,将《行云使者》拿出来,嘱扬之水帮忙誊录其序及跋。谈完工作二人闲聊,徐梵澄说散原诗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觉“落手江山”老套,半年以后,忽然惊悟,原来是击水时见江山倒影,不禁一笑,“细玩其意,得无妙哉”。扬之水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记有此事。 静则生明,读诗如此,读哲人经典也如此。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后,就恍然明白。扬之水看不懂《五十奥义书》,他说不急,总会明白的。他强调介绍学术,不须张扬。智慧的吸取和人的经历息息相关,自求自证,在学习过程中好处更多。又说不管什么宝典,书始终是书,是外物。到真正没有疑难之后,可将之舍弃。处在高境往下看道理,提起或放下,皆无不可。 他有过目不忘本事,1938年在湖南艺专教书,后来成为名画家的丁天缺是他学生。学期末考题为“略论魏晋思想” ,三天交卷。丁天缺连夜挑灯,完成22页论文,交卷第二天,两人偶遇,他称赞丁读书不少,可惜方法有误。他背一段丁的试卷,从头到底,一字不差,然后点评。丁吃惊。虽说是自己所写,百分之百和原文一样,重新默写,丁说他绝对没有能力。丁是中国第一位介绍毕加索的艺术家,丁在《顾镜遗梦》中说徐师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被形容为得道高人,徐梵澄有接地气的凡人色彩。“学习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学习”,德国老师的话,他拿来劝人,邻居詹志芳却认为他实践的是后半段。他和不少老派学者一样,不工作凸显不出自身意义。80岁时决定封笔,半个月不到又动笔。写不完的学术题目,清一事算一事,尽心尽力。他对侄儿徐崇善说,要“为国家学术稍撑持局面”,因为“后起多秀,然深造尚遥,俟其大成而已”。 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 陆灏听施蛰存说过:“钱锺书,我不说他聪明,我说他用功。”徐梵澄适合类似形容,单靠聪明,上限不高,用功才是实力凭借。人至晚年,他一样不轻易浪费时间。他视为亲人的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生活有规律。身体好时,天不亮就起床,喝咖啡,背梵文。天亮,做健身运动,抽一斗烟,吃早饭,然后写书或翻译,12点休息。看报纸,吃中饭,小睡一小时,起来抽一斗烟,又工作。晚上休息,除非赶稿。 学者生涯枯燥,徐梵澄的经历却有奇特处,留下的隽语和故事,读后难忘。1985年,社科院宗教所代表团到曼谷出席佛学会议,他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访的代表团撑起场面。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渊博知识是强项,英语、德语及梵语的造诣更让与会者称奇。宗教所长任继愈说他“挥麈纵谈,不亢不卑,处置得宜”,孙波的《徐梵澄传》记了当时经过。 徐梵澄1984年1月出版《五十奥义书》,同年5月出版《神圣人生论》,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拍板说:“赔钱也要出”。以为曲高和寡,不料二书销路不错,都再版。因为对中国、德国、印度的古典语言和哲学切实钻研体会,金克木说徐梵澄将《奥义书》译成。他和徐梵澄是同行,但是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中译《奥义书》:“我对于梵澄同志的功力和毅力只有佩服。” 虽然谢绝访客,有机会和他接触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例如扬之水、陆灏、孙波、詹志芳、他的侄辈们以及鲁迅博物馆多位研究员。《读书》及《鲁迅研究月刊》和他关系密切,他不只供稿,也经常被咨询,在编者看来,贡献不小者获杂志赠阅理所应当。但是他坚持订阅:“我最反对中国这种乱送刊物的做法,我一定要付钱。” “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侄儿徐崇善遇不如意事,徐梵澄引《易经》句要他释怀。侄儿爱和小叔谈诗论艺,本在北京工作,后来被调到江苏泰州,他提醒侄儿命运有基本规律,不需忧愁。安于自己所处,讲究仁义,就能带着宽厚的爱心积极面对世间万物。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扬之水问他。他说可做之事很多。手绘丹青,操刀刻石,这是业余爱好,还有一堆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又要看书读报,白天够忙。晚上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通之,批之, 都是乐事。他说:“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5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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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阅世/何国忠
1990年5月,徐梵澄写信给侄儿徐崇善,说岁月悠忽,已至老年,正读《百源学案》,有感一事。邵雍病重时,程颐去看望他,问永别以前,有何劝告。邵雍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乎?” 邵雍自号安乐先生,喜爱《易经》。他眼中的程颐为人严厉,一板一眼。他认为处事圆融,一切留余地,才是待人之道。徐梵澄赞誉:“此乃阅世极深后,为后人作一极佳之箴言”,并提起“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的人性弱点,要侄儿警惕。 经历越多,越能消化前人智慧。引古人箴言,不过是提自己服膺的修行之道。徐梵澄处事恬淡,对物质不讲究,也不慕名利。和他来往密切的邻居詹志芳在〈琐忆徐梵澄先生〉说他晚年写作不要稿费。又说有一次她策划给癌症病人开办音乐会筹款,徐梵澄不留名,捐出1000元,为捐献者中最高者。他去世后,詹志芳在遗物中发现另外多种捐款收据。 徐梵澄在印度33年中,其中28年是在阿罗须多创办的修道院中,阿罗须多有圣哲雅号,和圣雄甘地及圣诗泰戈尔同列印度“三圣”。阿罗须多于1950年去世,晚年只专注著述,掌舵的是一位名叫密那的法国女人,里头的人称她为“母亲”,贵族出身,能力极强,从经费到实际管理,她一手操办。 徐梵澄敬佩“母亲”,有3次他起回国念头,都被“母亲”以中国局势不稳定阻止,其中一次大发脾气,说他躲不过反右和文革。修道院有具规模的手工造纸厂、印刷厂和发行网,“母亲”给徐梵澄经费,让他在香港购买华文铅字,印刷他认为有用的作品。徐梵澄不领薪水,生活起居由“母亲”照顾。他利用修道院收藏,完成多本著述。 扬之水不认同“母亲”作法,孙波的《徐梵澄传》依传主,沿用“母亲”,扬之水在她和陆灏合著的《梵澄先生》,则以“法国女人”称呼她。她认为她虽然重视徐梵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她去世后,学院衰败,“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 连宾馆钱也付不起 扬之水愤愤不平有其依据。1978年,徐梵澄回到中国,临走前身无分文,只有一张机票。他到大使馆,听说他是鲁迅和毛泽东的学生,又写得一手文情并茂书信,虽无国籍,工作人员对他客气,护照办成。抵达香港,却因为1949年以后不曾入住中国,需要签证,回家日期又被蹉跎,还好香港朋友邵嘉猷资助,处理大小事,最后徐梵澄安然无恙抵达长沙三哥家。 家人不知怎么处理这位一贫如洗的归国学人,徐梵澄连宾馆钱也付不起。最后长沙市外办出面解决,将这位老侨胞安顿在市委招待所。孙波的《徐梵澄传》叙述这一段尴尬行程。 最后联络上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好朋友冯至和贺麟,徐梵澄的学术地位被抬高至大师等级。他被安排到任继愈领导下社科院宗教所,院里无权任命一级研究员,他被定为一级半研究员。虽低冯至和贺麟半级,但是两位老友对他关怀备至,以他华侨身分,将月工资定为500元人民币,成为当时社科院中薪水最高研究员。社科院也答应徐梵澄要求: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带研究生,不接受任何采访。 淡泊惯了。“先生居室的简单。大概是我所有认识的人中之最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朝南的书房内,一张书桌,两个小书架,两个沙发,还有两个上了锁的立橱,仅此而已,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朝北的一间,也是书房,桌上笔墨纸砚,旁边还有一盘未下完的围棋。”这是陆灏对他居所的描述。 加一则有关马新小事。1973年,“母亲”病逝,修道院停止出版工作,他的生活大不如前,闲时重温古典,以优美笔调,叙述苍凉而感伤的故事,发表在马新华文报纸上。之前编辑频频来信索稿,说写什么登什么,并且稿酬优厚。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 他告诉扬之水,他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都是当时书写。有一次友人将新加坡《星洲日报》剪报寄给他,发现编辑把“梵”写为“焚”,一字弄错,意思大变,真是由“静”趋“动”,由“生”至“死”了。初觉滑稽,忽而又觉此中有歪打正着理趣。他说:“善哉,此等文字,焚之可也。”
5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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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红叶如花/何国忠
1921年泰戈尔用所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创办泰戈尔国际大学。1937年,谭云山受他所托,设立中国学院,蔡元培和戴季陶领导的中印学会协助募捐,所需基金最终到位。1945年12月,徐梵澄乘军用飞机到中国学院任教,同行者包括常任侠。郭沫若和郑振铎送行,机舱门临关合时,郭沫若喊“要取真经回来。” 此去33年,不受内战以及各种各样运动波及,何尝不是幸事。院长谭云山经历丰富,其中1924年至1928年间在马新活跃。马仑《马华文艺脉搏》有章节论其文学活动,指谭云山诗集《海畔》是新马华文坛第二部新诗集,意义特殊。不过谭云山重心始终在教育与研究,他先在新加坡工商学校、麻坡中华学校教书,又在瓜拉丁加奴中华维新小学担任校长,最终一站为峇株巴辖,帮忙创办爱群女学,后来成为其夫人的陈乃蔚为第一任校长。谭云山在印度活跃超过30年,和徐梵澄都有现代玄奘称号,但是方向有异,谭云山为募款经常中印来回,徐梵澄只专心教学和著述。 我读谷林〈醰醰多古情〉而知徐梵澄,后来又读扬之水和陆灏合著《梵澄先生》描绘他晚年生活,印象慢慢累积。孙波2009年出版,2019年再版,字数38万的《徐梵澄传》,更是一部让我有机会走近这位纯粹学者心灵的力作。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这是萧军诗句,徐梵澄在〈蓬屋说诗〉中说“苍生霖雨,气魄浩大,而谦谦君子,自谓身轻”,此两句让他“触目惊心”。云彩下完雨后消逝无踪,这是自然规律,人该还原做天下雨,轻盈洒脱。孙波说他写《徐梵澄传》,目的是体会“超越与会通的学术意义和人生境界”。 徐梵澄是多语学者,精通英、德、法、梵、拉丁、希腊、印度等多种语文。他的侄儿徐崇善在〈怀念吾叔徐梵澄〉说二战时在乡下,徐梵澄天天读书,晚辈不得打扰,有一段时间自修法文,“抱着一部法文字典,逐句逐字地死记硬背。”1949年底,徐梵澄转到梵文教研中心贝纳尼斯,他在海德堡大学念书时已习梵文,觉得方法不对,于是重新开始,跟小时候读经书一样,靠熟读、背诵,然后再理解。“学得苦呀”,他说。但是值得。在学问路上,不走捷径,印度古代经典50种《奥义书》,他有效地由梵文译成中文,靠的是基本功。徐梵澄另一让人珍惜的成果是翻译室利·阿罗频多所有哲学、瑜伽和社会学著作。 柏拉图式恋爱 孙波花大篇幅叙述他和游云山感情。游云山小徐梵澄3岁,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丽精美术学院,后投入岭南画祖高剑父门下,二战时,避居桂林,有一次往长沙写生,将战迹画作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其中在桂林湘雅医学院速写的两幅被日军炸得稀烂的校园,感动不少人,后来她受邀在重庆举行画展,画坛地位由此奠定。 游云山于1948年到中国学院执教,她和徐梵澄一见如故。从相识到相知,话题不断,感情行云流水似增长,孙波以游云山的散文与徐梵澄的诗作,印证二人经常寄意,相伴相行。1949年国民党兵败,泰戈尔大学中国学者资助经费中断,有回大陆者,有往台湾者,有往海外者,她选择和徐梵澄同进退,二人据说曾经在加尔各答华文报登载结婚启事,但是他们在文字的互动只提及“同心侣”,未提过婚姻。孙波所叙述二人关系,更像柏拉图式恋爱。二人后来同到阿罗频多学院工作,8个月后,游云山回香港,启程那天是1951年10月4日,阴云天气。 终究有缘无分。孙波举分手原因,虽都精通佛学,但徐重视学理,游在意佛法实践。游的老师高剑父有浓厚国民党背景,游受影响,也是三民主义信徒。徐性格内向,一直是非党非帮非派非伙之人。后来游以母亲病重,需回去照顾,将这段感情画下休止符。 1948年游云山曾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过画展,我之所以跳不开二人恋情一段,因为游云山即是马来西亚不少人熟悉的晓云法师,弟子众多。她于1958年出家,1990年于台湾创办华梵工学院,后改名华梵大学。2018年12月,在她圆寂14年后,她的弟子将她38幅禅画,在麻坡展出一星期,《中国报》报导时说她“遗风长驻”。 晓云法师2000年在台湾71画龄回顾展中,展出旧作,其中有徐梵澄题诗。2007年,孙波到台湾游学,看到其80岁时所作《秋林图》中,抄徐梵澄诗句:“深林宴坐妨人觉,红叶如花乱扑衣。”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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