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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忠

2天前
“如山忧患一肩担,风骨由来胜铁男。毒蜮几番狂射影,鲲鹏九万快图南。炎凉旦暮君何苦,衣狗推移我久谙。独喜蕉红椰绿地,推窗日日对晴岚。”1964年12月31日,在南洋大学教书的苏雪林写〈狮城岁暮感怀〉四律,这是第二首。 她说身上背负着如山般的忧愁和苦难,但气节比铮铮男子坚定。多次被暗箭刺伤,仍如鲲鹏展翅,志冲九万里高空。世态炎凉,朝夕变幻,不必为此苦恼。白云苍狗,彻悟后心情坦然。有机会居住在红蕉绿椰的土地,倍感欣慰。每一天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让人喜悦的晴朗山岚。 此诗牵扯两文人,一是鲁迅,一是胡适。 反鲁迅“几乎成了我的半生事业”,这句话苏雪林说过不止一次。查看她生平事迹和著作,鲁迅在世时少见她恶言相向。1928年3月,她将连印四版的《绿天》送给鲁迅,扉页写“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 沈晖《苏雪林年谱长编》引鲁迅日记说1928年7月7日二人在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宴席中初次见面,此后虽无往来,却不涉负面看法。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高度评价《阿Q正传》及鲁迅其他小说。她说鲁迅小说用笔深刻冷隽,句法简洁峭拔,体裁新颖独创。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虽只出版《呐喊》和《彷徨》,却“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苏雪林第二天读报知晓。她在日记中写“彼与余素无关系,只以七八年前,曾替杨荫榆女士讲了一句公道话,匿名作文丑诋我,以后暗中伤害我亦有数次。固彼与余算立于敌对地位也。” 杨荫榆即杨绛姑母,当北京女师大校长时被鲁迅公开责骂。苏雪林日记没有公开,但是给蔡元培的信却被公开了。信中她大骂鲁迅。此信并抄录一份寄予胡适。1936年12月12日,胡适回信说他理解当中愤慨,但不同意攻击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说斯人已逝,应该撇开小节,只论其思想并注意当中几度变迁:“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苏雪林的喜欢与不喜欢 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可以有千百种理由,可以仅凭直觉,可以基于缘分。抽丝剥茧后还可以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爱好、职业,甚至对方朋友圈等因素中寻找依据。物以类聚,一般人会往倾向于自己性格的人倾斜。但是逆反心理也经常出现,有一些人喜爱和相反性格的人一起,越是不同,越可能产生吸引力。 胡适的圆融风度和苏雪林的处事态度相悖,但她对他人品的敬仰一生不变。她爱恨分明,对不喜之物不假辞色。这种性格本可以在鲁迅的待人接物中找到共鸣,但鲁迅的刻薄杂文与左倾立场,又使她无法认同。鲁迅对胡适的嘲讽也让她难以忍受。 1992年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到台湾,工作重点包括访问九五老人苏雪林,他想要“当面问问她对鲁迅和胡适为什么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她回答说鲁迅“人格分裂”。为何持续不断谩骂鲁迅,恐怕她自己也说不清。陈漱渝访问她后写〈她希望葬在母亲墓旁〉,题目感性,重心改变,访问到最后已在沧桑人生着笔。 扯远了,再回到〈狮城岁暮感怀〉四律第二首。1962年2月胡适去世,苏雪林写多篇怀念文章,引发反对胡适的文人抨击,笔战越演越烈,诗中的“毒蜮”指她心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文人。 《中国时报》主笔寒爵以〈《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证明苏雪林拥鲁,在反鲁的台湾戒严时期,此类告密可置人于死地。她如法炮制,投信治安机关,表明自己反鲁人尽皆知,反鲁即反共,引申说反对苏雪林者就是反对反鲁反共者。针锋相对,互扣帽子,彼此最后心力交瘁,没有人是赢家。 1961年,她因为不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迁怒胡适,在8月9日写信给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她是女人,“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林之受其沉重打击者凡二次矣”,又赌气说“若胡先生恶我无礼,从此断绝师生关系,则亦已矣。”她无所惧,“将远走南洋,老死海外,不向人乞此嗟来之食也。”但是一周后,她写信请胡适宽恕,说不逊之词,都因“恃宠而骄”。 引我注意是她早有到南洋念头。1964年9月,她来到短暂净土,在南洋大学工作一年半,依旧写文章,依旧做学术研究,依旧用功,期间没有听过笔墨官司。马新是福地,苏雪林安详地当一名学者。
7天前
《雨雪霏霏》在一月中旬整理完毕,嘉阳出版社社长许育华说3月初书可到手。他和我中学同班,喜欢文学,在马大我们不同系,都住鸿雁楼,在理想满胸的年代,一起奋斗过。他后来从事出版业,无意中将我出书或卖书的烦恼消除,风来雨去,我们不曾中断往来。奇妙的人生际遇,细水长流,会心处自知。 今年第二本书的内容早已累积足够。我将有关唐诗的阅读笔记汇集一起,主题一定,挑选文章即从容惬意。每一篇长短不变,没有增删,只改错别字。本预定下半年出版,突然觉得将日期挪前更添甜意。 春节前后无杂事,项目提早完成,习惯最后一分钟交稿的专栏文章也多写几篇储藏。整理完《雨雪霏霏》后余温不散,凉风吹来,气爽愉悦。琢磨后和许育华商量,印刷厂说可以配合,终于决定在3月中旬同时推出二书。我和潘碧华、伍燕翎、戴庆义、叶汉伦、方奕鸿等人策划的研讨会在彼时举行。我久不办活动,此次重做冯妇,邀国内外朋友参加,盛会人齐,推出二书,期待亮丽心情。 第二本比第一本多20页,共收《星洲日报·星云》专栏42篇,书名《隐山隐市》,取自一篇文章题目。唐诗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我进入其中,骤然动心,精简跳动的句子带莫名魅力。中年以后摩挲唐人结晶,不自觉将自己经历融入其中,偶尔回到伤春悲秋的少年时代,飘忽不定,又真实可感,遂为文学珍宝留下笔记,又遗下墨痕。 内容依旧天马行空。谷林在《书简三叠》中写给沈胜衣的第16封信说他爱读书,岳父查究治学路子,问他何所好。他说喜欢陶诗、《世说新语》、鲁迅和周作人、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岳父摇头叹气:“哪有这等治学的啊!”谷林承认自己“轻薄浮浪,嗜欲太多”,不过没有更改阅读习惯。“既已豁出去了,索性从吾所好吧,这样遂一败涂地,无可收拾。”他说。 杨朱歧路亡羊的典故为人所知,谷林在退休之龄说这些话,只让我们看到历尽沧桑者随心所欲的喜悦。在书斋自得其乐,要求不高,无需苛刻。名副其实的乐龄,离治学之路远矣又何妨? 读书让人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读书目的不外是求知和养性。求知二字意义正面,但和现实碰撞后,扯上功利性质。读书的动力和考试及求职一直以来都起因果关系,和古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大体无差。从本质上来说,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每个人有改变命运、力争上游的机会,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教育普及之外,也涵盖人才培养和知识实践。 还好读书和功利的纠缠并非社会全貌。很多人读书,不过是单纯追求知识,了解所处世界。小学、中学以至大学,课本提供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我们受用终身,但是所学单薄,知识含量无法满足求知旺盛者,喜爱文学的人更发现课本缺少心仪作品。中学时期体会格外明显,很多老师上课潇洒,放羊吃草是流行的教学方式,课余时间既多且长,我们各取所需,放松自我,在不同读物中让精神生活得到升华。 读书有养性作用早已知晓,此刻感受尤深。孩子长大,柴米油盐负担骤减,早岁务实的求知心态尚存,但是读书已没有谋取他物之想,从一本书跳到另一本书,穿梭古今,逍遥自在,只求心安踏实。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唐代卢照邻〈长安古意〉中句子的意境让人缅思。扬子即扬雄,年轻时因诗赋得名,中年以后,以辞赋为雕虫小技,停止创作,专注哲学。他历经成、哀、平三世,却原地踏步,不曾升官。卢照邻说扬雄放弃大志隐于市,全心读书著书,《太玄》、《法言》都是为人所知作品。 官场失意让扬雄心烦,如今职场的挑战一样让不少人精神压抑。官场尔虞我诈,职场勾心斗角,人性千古如一,阴暗处犹如夜间黑暗。除非人不思考,要不然世间不可能洁白无瑕。 幸福人生,不外是衣食无忧,心路平静,可惜顺遂者寥寥无几。扬雄用功又聪明,名气虽大,官场不顺,还“口吃不能剧谈”,一生被此疾折磨。造物者爱开玩笑,让人在完满和缺失中兜圈子。 扬雄的例子可以参考。《汉书》说他为人简朴,“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求名也不求利。有人境界超越,值得羡慕。历练后,他们仍然看得开,看得彻。“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扬雄以读书和著作积极面对人生,我努力消化前人智慧,二引诗句。卢照邻传达的不是寂寥,他说的是书斋温暖。
3星期前
我2018年6月在《星洲日报·星云》开始供稿,按照过去习惯,一年或两年,文章累积足够,就结集出版。考虑出书之际,竟遇疫情,计划不得不变。随后虽然笔耕不辍,竟无成书热情。 担心有误,我每一篇文章发表前,都请多年一起的叶汉伦、方奕鸿、马凌香先读一次。2024年底我们四人午餐,他们提起书事,一回神发现几年过去了。第二天翻旧稿,决定集中精神应付未了工作,并且当机立断,在最先发表的文章中挑选39篇,以《雨雪霏霏》为书名。 本是书中一篇文章题目,因为忆及三十多年前一本书《今我来思》,或可让过去时光和现在呼应。生命一环扣一环,汇成一链,每一脚步都有特定意义。 我第一本书是《斑苔谷灯影》,第二本才是《今我来思》,两本书都是报章专栏结集。第一本书还是依赖稿纸,到第二本时,已是电脑书写,朋友推荐五笔字型输入法,边学边用,敲键间知道科技妙处,自此告别稿纸生涯。产量不一定更多,速度未必更快,但在文字推敲过程中,却感受到改稿的从容和喜悦。 虽云专栏,《今我来思》各篇文章书写过程没有时间限制,《南洋商报·言论》允许自由发挥,想写即写,编辑有稿则登。每月稿费占我马大薪水约百分之十五,比例尚可,补贴买书之用足矣。 重点不在这里,在于写稿期间朋友之间相互激励之情,那些年华社身陷文化悲情中,我频频受邀参加讲座,朋友讲我也讲,朋友写我也写,那是愉快的专栏写作生涯。 重读旧书,没有激动,只有一丝韶华逝去的惘然。过去许多事情都有按部就班的规划痕迹,我庆幸自己喜爱阅读,书海中自存辽阔人生,我借阅读,随我喜欢人物游移,他们对生命探索是我成长中不可缺养料,通过书本向前贤学习,还有谁比他们更给人底气?我隐约把握方向,随后脚步越来越稳健,一路向前。我不排斥社会工作,动的时间占相当大比例,但我从不忘记静时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唯静可以让人思考,和阅读相始终,那是生命归宿。 读旧书比读新书多 命运常出现意料之外安排,还好顺心事多,不顺心事少。顺心事很快忘记,不顺心事相对刻骨铭心,但不至于慌乱无措。冷静下来,调整方向,继续向前,并且提醒不要让内心装载仇恨。不顺心事让人直视七情六欲,增多反省意识,不一定是坏事。 “一柱全应近,高唐莫再经。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这是杜甫五律〈泊松滋江亭〉最后四句。老人星即南极星,虽然传说中的天柱应该就在附近,但杜甫不想再次经过高唐仙境。他甘心飘游到南极之外,做一颗老人星。诗写于768年,两年后他告别人世。当时他漂泊在四川、湖北一带,疾病缠身。他盼望远离尘嚣,追求心灵自由,摆脱乱世。 日子不可能回头,但是能在每一个片段留下痕迹,却有不虚此生之感。什么样的年龄,就该过怎样的生活,杜甫选择有限,我们幸运,和安宁繁盛结缘。六十之人,该期待什么,不该期待什么,大部分的人心中其实都有答案,只不过一些人执着旧愿,纠缠不舍。 乙巳春节我周旋于朋友和亲戚间,庆幸所关心的人保有笑容,只有嘘寒问暖,没有感叹人生不值。健康问题或小病被提及,平常不过,那是我辈中人热衷讨论的课题,当作人生历练可也。 疫情期间我学会上网买书,那是意外之喜。如今书写多便利,网上资讯庞杂,实体书易订易得,电子书更是随买随获,买不到书之焦虑一扫而光,来得及面对今日际遇,幸甚。我依然没有舍弃阅读习惯,只是不再有必读书目,不追求阅读数量,读旧书比读新书多。从前工作和政策研究息息相关,但是读书人和社会的互动才是我兴趣课题。我重拾爱好,阅读书物大半围绕此范围,置身其中愉悦,书写内容也从书生情味开展。 出书有乐趣。版权页需附英文书名,我请教张景云,一为直译“Drifting between rain and snow”,一为许渊冲译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许渊冲译成“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 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许渊冲笔下的雨雪并非又雨又雪,而是如雨般的大雪,译文中“大雪压弯了树枝”得和上下文一起看方符合信达雅标准。 但是雨不见了,觉得可惜。雨雪为何不能指雨夹雪或半融化的雪?说坚持己见也可,景云和我享受同样情趣。二选一,他也认为直译更好。又建议将between改成in,我觉贴切。突然想起《南洋商报》办《今我来思》推介礼时,景云落力策划流程,当时他任主笔。
4星期前
1965年2月1日,第二天乙巳蛇年,苏雪林搬家,早上11时许,数名工人来,才知无车运输,工人说可代联系。霸王车不久来,共走3趟。碗橱、写字桌、凳子、书架5个,全数搬妥。张昌华选编《苏雪林日记选》提经过。苏雪林说:“旧历除夕,不免思家,但既来之则安之,但愿二年光阴早点过去。” 1965年1月1日元旦,她牵挂大姐苏孟淑,之前来信说患高血压,一度头晕身软,不能站立,“住台南时从不患病,何以一回左营便有血压高之现象?故余近来甚为担心,因之精神亦不能安静。”然后感叹自己状况一样不佳,目疾“近忽恶化,右眼久已坏,左目仅余三分之一,视力近忽模糊,看书阅报异常吃力,或是双盲之前奏?如此则生不如死。” 1949年2月苏雪林离开武汉大学往上海避难。大姐随行,二人婚姻都不如意,她长期资助外甥升学。3个月后她受聘真理学会往香港,大姐暂时投奔在台湾左营海军基地服役的次子。 为探讨屈赋与西方关系,1950年5月远赴法国。1952年,不放心患病大姐,决定定居台湾,任职师范大学。1957年离台北,转台南成功大学工作,学校配宽敞居所,她从左营接来大姐,继续姐妹家庭,大姐如常料理家里饮食起居。 1963年,南洋大学来台招聘,她在名单中。担心不能适应气候,推荐凌叔华。凌叔华和中文系主任刘太希不和,第二年聘约终止,南大回头找她。 1962年2月胡适去世,她写多篇怀念文章,反胡人士不满,她不胜其烦,此时在成大教满7年,可享1年假期。《苏雪林自传》说:“只想离开台湾,遁迹海外,所以南大聘书一来,我便接下了。”沈晖编著《苏雪林年谱长编》补充说和她针锋相对文人包括幼狮文艺主编刘心皇及《中国时报》主笔寒爵。 1964年12月31日,她写〈狮城岁暮感怀四律〉,其中第一首第三句“不任青蝇污白璧,肯搔华发走炎方”提此事。不想继续受到污蔑,宁愿白发年华,1964年9月远赴赤道。第四首最后一句说:“年来世虑都消尽,只愿余生事典坟”,典坟原指三坟和五典,泛称古代典籍。专注教书、写文章,投入学术研究,才是安宁归宿。 突起乡愁无所归属 日记提“不知余何以垂暮之年来到此异域”,不过是借事宣泄郁闷,她清楚前因后果。《年谱》1964年10月19日条说新加坡学校及公教机关每月发薪酬两次,半月薪俸三百七十余元,合台币五千余元,每月薪俸达台币万元,在成功大学每月仅领台币二千元,五倍之差,南大吸引力,可想而知。 且马新不是文化沙漠,常有意外之喜。1965年元旦读《南洋商报》,共16大张,李辰冬、巴壶天、王德昭、葛连祥、钱歌川及远在英伦的凌叔华都有文字。“看了一上午报纸,仍只看了一半。” 马新不完全陌生。定居怡保的朱昌云是旧识,二人有信往来,之前文章由他引介发表,得不少稿费。后认识《蕉风》主编黄崖。1964年12月19日和孟瑶北行,先到吉隆坡,她说不及新加坡整洁美观。黄崖当导游,参观清真寺,“瞧不出什么庄严华贵的气象。比之北京的故宫、天坛、地坛及各处的佛寺,和法国枫丹白露、梵尔塞离宫,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第三天到怡保,朱昌云招待,游三宝洞,与“三宝太监郑和实无关系,名同而已。”她说华人把此处附和郑和传说,“倒像真是郑和遗迹一般。” 然后北游太平,喜太平湖,湖水碧绿,莲蕖菱芡,颜色好几种,香气蓊勃。湖边垂柳婀娜,花卉千名百种,多唤不出名字。“杭州西湖、武昌东湖,不过面积辽阔,气象壮丽而已,若论其迷人魅人的力量,尚不如这小小面积太平湖”。 《年谱》说“怡保市很小巧,但却有一湖名太平闻名遐迩”。太平朋友看了肯定不舒服,终究是好书,小错略过就是。《自传》提好友谢冰莹在太平教书3年,日子幸福:“我立身湖上,忽发奇想。我的家乡名太平,这个小城也名太平,若能在这里买亩余土地,筑茅茨于此湖边,则终老此乡可也。” 最后到槟城,先演讲后观光。到极乐寺、蛇庙、升旗山。街市如画,晚间更美,住槟山酒店,居高临下,一片灯海,“灯光隔几条街便不同,五色斑斓,眩人心目”。突起乡愁,她说台湾非故乡,大陆回不去,乡愁从何而至?竟说不出,此身如一缕游丝,无所归属,只有凄恻感觉。看着夜景,“悲来填胸,有要哭的光景。”此次旅游半岛共9天。12月27日回到新加坡,继续教书。
1月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沈阳,不到两个月,东三省沦陷。九一八后有一二八淞沪战火,接下来满洲国成立。华北动荡,民众不安。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说当时心情:“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又引丁文江感触:“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 大纷乱中使不上力,牢骚声中,有人转换视角。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函四百余份征稿,提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两个问题,他说不论国家或个人,都沦陷在苦海之中,“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142人,244个梦想,北京中信出版社在2014年重新整理“新年的梦想”,以书名《1933,聆听民国》让史料再现,更多人有机会细察前人心情。 正文前有两幅丰子恺作品。第一幅他画一位小孩将地球仪置入装满水的水盆中不停洗刷。文字介绍说“漫画家丰子恺为这期特刊画的封面,他的梦是: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第二幅他画一位母亲嘴吹吸管,另一头衔接孩子肚脐,漫画配文“母亲的梦”,文字介绍说“做母亲的梦想着像吹面人似的,把小孩子一下子吹成大人好去挣钱”。 我这一辈人吃过苦,对丰子恺的勾勒感同身受。“污垢”是时代写照,“挣钱”重要是因为穷怕了。生活不安定,每个人梦想美好社会降临。 我挑熟悉作家逐一看。在上篇“梦想的中国”中,夏丏尊说他所做的中国梦“都是恶梦,惊醒时总要遍身出冷汗。”巴金说他“对这命运是不能够甘心的”。叶圣陶“希望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洪业加了“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施蛰存说他心存小百姓梦想,希望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百姓们都舒服。”当然也有人宏大叙事,以大同世界、天赋人权、社会服务、消灭不法势力、解放弱小民族等课题立意。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国难当前,想要在新年期间笑口迎人不易。下篇“梦想的个人生活”,编者所说“痴人说梦,心怀希冀”一语深得我心,苦中作乐重要,幽默、趣味和品味才是年味元素。 郁达夫说因为被压迫结果,他想成为“一个古代的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老舍说生命只求有趣,他希望“家中的小白女猫生两三个小小白猫”。洪业希望自己“少病,少生气,多工作,多玩”,茅盾希望“神经衰弱不再增剧”及“每天运动半小时”。叶圣陶“希望少得闲暇,随便到近处走走,就只三五天也好”。 胡适“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被关10或15年。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星期日例外。前提是有书可读,可以向各图书馆借书,可以把藏书搬进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一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这才是理想生活,“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鲁迅没有参与。他在大年初一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后,写了〈听说梦〉,发表在4月15日的《上海文学》。文章被此书当成后记用。“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他说他明白编者苦心,“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 梦是不可缺的。1923年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可惜的是可以做梦却不能轻易写梦,有权力的人“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有梦想的人被杀,例子比比皆是。 言犹在耳,讲大同梦想的杨杏佛在半年后被刺杀,即使鲁迅看得远,还是极度难过,“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为好朋友写悼亡诗。从前在马大,吴天才和林水檺两位老师不止一次背给我听。 甲辰年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结束前,重翻此书怕漏,发现周谷城写的是“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新年快乐。
2月前
“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20封信向各大学找事,15处回信没有事,只有5封信说信已转给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慨叹。”1950年5月22日胡适日记中写道。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认识朱经农。1916年朱经农赴美,经济拮据,老家有七旬老母,1919年3月11日致胡适信说“来此三年,官费仍无着落,半工半读,所得有限。”他几次向胡适致谢,1919年5月27日说“在纸币低落,发薪误期”时胡适雪中送炭,让他“铭感何极”。1920年初胡适希望他回国执教,他以所学不够不想走。1920年8月9日他谢胡适“借垫”,并提朱母要他珍惜情谊,因为胡适是他“第一个真朋友。”1921年在胡适穿针引线下,他担任北大教育学教授。 1948年12月,朱经农以中国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感受局势难控,决定居美。他曾担任中国公学、齐鲁大学校长,1930年及1944年分别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汤涛所编《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可见其投入和贡献。 中国学界地位在美国无法着力,教职难觅,空缺少之又少,晚景凄凉的学者比比皆是。虽有学校欲聘胡适,却不对口。1950年1月24日日记提St. John’s College新校长Richard D.Weigle盛意,说“每年给他一万二千美元。”可惜该大学只有两百多名学生,三十多位教员,学校虽有水准,待遇虽高,他认为无用武之地:“Weigle校长可能用不上中国哲学一类的学科吧?” 他后来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两年聘约,暂时安定。职位本是Hodder Fellowship,校长觉得待遇太低不妥,为他另设新职,享有正教授头衔。 专事笔记掌故撰述的徐一世在〈与胡适博士之一席谈〉中称赞他“天分之高,非常人所及”,他却“自谓非天分高,惟用功耳”。读书人最怕无书可读,心痛藏书留在北京,在美国却也有意外之喜。在〈我早期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关系〉英文稿中他说1942年9月卸任大使后,经常出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及葛思德图书馆。1944年发现葛思德图书馆藏有二十册赵一清《水经注释》手抄本,喜出望外。他判断这套书是世界上唯一直接从手稿本抄录下来。他接任馆长,薪金是原因,馆藏水经注资料也是原因。1950年5月23日致赵元任信说:“古董书库,于我应该有用”。 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 “万物各有时,蟋蟀以秋鸣。我老自少眠,那得憎此声”。这是陆游的〈杂兴〉,胡适抄来送给伯度先生。万物有特定活跃时节,蟋蟀习惯在秋天鸣叫。年纪渐长,睡眠自然比年轻时少,怎会因而厌恶此声?一切发展有其轨迹,不怨天,不尤人,遇不顺心事,难过一阵后重新起步,让人精神焕发的空间无处不在。旧纸堆是避风港,有谈不完课题,有他雀跃趣味。 1951年11月19日,他写信邀杨联陞和友人到普林斯顿:“看看我们的古董。其中佛藏有《碛砂藏》南宋刻本及元刻本,有明《南藏》配本,有明万历末期影抄《碛砂藏》本。另有明《北藏》二千几百本。另有明清刻经残本不少”。又得意说其馆有“八百年佛经雕刻史”资料。 几年后他替葛思德东方图书作宣传时,提起四百五十四卷,四万两千多首的乾隆诗全集。他说乾隆诗太差,识者不屑收藏,唯独葛思德图书馆不嫌累赘,前人此举为他审校《水经注》省去不少麻烦。 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说他得到温哥华侨领支持,筹了五千元,想购买胡适私藏伪满原本《清实录》。他知道胡适困境,打算以超过市价买进共一千二百二十卷大书,不料1952年6月5日见面,“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该舍则舍,但要选正确地方。同一个月两年聘约结束,被委荣誉馆长,善本室至今还挂他照片。只感恩,不为聘约没有延长不快,他了解学校财政困境。这是他在美唯一正式工作。 虽然邀约不断,演讲中所获酬劳,毕竟有限,得靠储蓄生存。离职后赵元任担心他处境,多次在信中讨论工作机会,1956年加州大学聘他讲学一学期,赵元任实为推手。 他对美国没有幻想,心中有选项,或去台湾,穷有穷的过法和尊严。1951年3月9日他接朱经农心脏不济死讯。日记中说“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哈特福德神学院最后给资助,以为可以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他感叹说“极惨极惨”。
2月前
1949年4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他一大早和王世杰及雷震早餐。三人常聚,有意在上海创办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胡适说他“上午九时离开上海银行,九点半到公和祥码头,十点上President Cleveland船,十一点开船。此是第六次出国。” 此次出国极有可能客死异乡。4月9日船停泊横滨,不想登陆,朋友吴半农坚邀,于是进城半天,见到吴文藻、冰心夫妇。4月21日抵达旧金山,得知国共和谈破裂,共军已经渡江。 胡适在旅途上写两篇文章:〈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第一篇7个月后发表于《自由中国》创刊号上,胡适挂名发行人,主编雷震视他为精神领袖。 《自由中国》高举反共旗帜。胡适说共产党所到之地,立刻罩上严密铁幕:报纸没有新闻,言论失去自由,人民基本诉求被拒。这是“最彻底的愚民政治”。为了遏止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蔓延全中国,《自由中国》杂志挺身而出,不让共产党“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并要“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二篇也是反共文章。他喜见陈独秀晚年思想进步,不再是“托派”,他“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他说陈独秀三个见解值得一书。一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二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三是民主政治包括无产阶级民主和有产阶级民主,“都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以26之龄一跃为学界领袖。本是年轻人楷模,言论最后变得无关痛痒,黯然离国。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解释原因。他说西方式自由和民主,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不同传统,移植过来,常遇窘境。胡适一度介绍“易卜生主义”,提倡个性和妇女解放,只在知识阶层中间发展,基础不牢固。 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为了民族的生存,个人自由微不足道。只有大我获得自由,才涉及个人,才看到小我。民主精神的追求挡不过民族危机,个人自由最后让路给民族自由。余英时说20世纪中国的变化,“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不自由,毋宁死 胡适是学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多以情入文,利用修辞,制造效果,距离煽风点火,玩弄情绪远矣。胡适回国推动新文化运动时,遇不少阻力,他在1917年12月11日写〈老鸦〉夫子自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政治角力无处不在,该说的话得说。龚育之在《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说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谈到共军成功后捉人问题。他说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们干什么?”但是后来语气稍有变化。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与钱穆,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一部分帮凶。 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说Patrick Henry有一句名言“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适说他在范仲淹的作品找到相同的话。 范仲淹生性耿廉,有话直说,参政期间,不畏权高位重者,连上四章批评宰相吕夷简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绘制《百官图》,要仁宗正视无能官员晋升乱象。吕夷简咬牙切齿,说服仁宗将他贬为饶州知州。 梅尧臣写〈灵乌赋〉劝范仲淹节制,不必像乌鸦专报凶讯,应该拴紧舌头,锁住嘴唇,免将路子越走越窄。 范仲淹以同题〈灵乌赋〉回应梅尧臣,即使自己只是飞禽,仍眷恋生养之地,叫声不好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范于未然。灾祸警示往往被忽视,忠诚与智慧常遭误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说。即使因此而死,也要奔走呼告。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无愧良心,尽责就是。大部分朋友没有听胡适的话,他不会因为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受折磨而幸灾乐祸。人间没有净土,他没有预料到《自由中国》后来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雷震成蒋介石眼中钉,被军事法庭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判了10年刑期。
2月前
“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1949年1月8日共进晚餐时蒋介石对胡适说。“出去看看”是不说破的沟通技巧,蒋介石后来还是忍不住在私函说:“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蒋介石希望他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局势难挽,留下无用,他答应了。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委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13日,他托傅斯年,将其父遗稿、自己日记,以及重要私藏信件寄至台湾。1月19日,傅斯年乘军机飞台北。两天以后,傅斯年妻子去台湾,他安排妻子江冬秀同行,寄住台大校长官邸。 2月20日他写家书。三分一写牙痛,三分一说从南京到上海,弄丢行李,12天后找到,又提他将在3月9日乘船赴美。3月4日又写家书,说不热心赴美,改在4月初动身。 始终放心不下,3月22日他去台湾,住7天。小儿子思杜对共产党信心满满,不愿离开北京。大儿子祖望即将去曼谷工作。4月6日他由上海启程到美国,在船上给妻子写信,说“从来不会积钱财。现在一家四口,分散四方,都是我的罪过。害你老年逃难,我心里真难受。”船到檀香山时他加一段文字,说过去18天,即使“吃安眠药也没睡好”。 4月27日抵达纽约住从前所租寓所。他拒绝官职,没有外交护照,美国领事馆原批签证12个月,在旧金山登陆时,被缩短成6个月。美国实行护照紧缩政策,妻子连续写三封信诉苦,她想和他一起,却办不成签证。他寻思妻子若来,英文不通,如何分身照顾?另外,花费也负荷不了。1949年5月22日给赵元任信说:“我如何能叫冬秀明白此点?心境之恶劣,此亦是一个原因。” 遇事就发愁发急 5月29日写家书,说不想到大学工作。“若在从前,国家还有点面子,我们学者在外国教书并不丢人。这一年以来,就不同了。”6月12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未征得同意下,委他为外交部长,他不接受。6月24日家书说他收到电报时,也收到另一朋友电报,劝他不要即日坚辞,以免新阁下不了台。当天心脏病发,看了医生,睡半天后没事。他说遇事就发愁发急,1947年12月19、20两日“连发老病两次,也是因为政府在12月16夜提议要我改行,要我再去做大使”。这封信再提不想久居美国:“有五六个大学请我教书,我都没有接受。我的护照是10月20的期限,我也没有去办展限事。” 祖望和女友曾淑昭10月在曼谷结婚,妻子决定投靠儿子,只住2个星期,婆媳不和。1950年2月11日,祖望发电报,说“妈妈事事干预,实难相处。很想送到你处,或送到香港,或送到台湾。急待回电。” 他又气又急。同日给妻子信说已告诉祖望:“从我的三千元支票里,拨乙千元给妈妈,使她可以离开你家,暂时分住,等我接她来。”妻子说每月开支要四五百美金,他劝妻子不要租太贵房子。他带来存款总数1万8千元,自己花费不计,“留给淑昭三千元,寄台湾给你两千元,还了祖望七百五十元。这就近六千元了。我在这九个月里,没有教书,没有外出讲演,只收了几百元的讲演费。所以我此时存钱不多,只能先寄五百元给你。” 1950年1月14日,美国宣布撤退中共区域内的一切领馆人员以后,他“才敢悬断,美国在最近一年或一年半以内,大概不会承认中共政权。”1950年4月3日写信给沈君怡,说之前排斥久留念想,是“虑美政府也许承认中共的政权,那时我如何能住下去?” 1950年4月20日给妻子写信,说她赴美签证问题解决。此时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当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两年聘约,1950年5月上任。一切安排妥当,妻子5月10日飞香港,5月30日飞旧金山,6月9日抵达纽约。 1950年10月2日,他致信赵元任说不必寄原版《四部丛刊》,寓所空间有限,也无整理人手。妻子对书架不感兴趣,不会帮忙。没有多余钱,家务事要亲力亲为。赵元任知他家庭状况,他倾诉苦楚:“小小apartment若要弄干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tray”。 “纫秋兰以为佩,仰浮云而永叹”。他集楚辞句遣怀。前一句来自〈离骚〉,后一句出自〈九辩〉。秋兰比喻美好品德,意思易解:不曾忘记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却只能仰望浮云在天长声叹气。1951年3月29日,他给杨步伟信说过去两年,“一切都如噩梦”。
3月前
“云霄回鹤梦,泉石伴人间。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诗是石涛配画之作。群鹤归巢,梦影回荡。泉水山石相伴,悠然度过尘世岁月。不曾觉察天地已然老去,只知天外青山苍翠如初。  满人在石涛两岁时入主中原,他是明室后代,崇祯自杀后,其父靖王在混乱时局中参与皇位争夺被杀,他被贴身太监相救,削发出家保命。身分让他命运多舛,皇族血统注定浮荡处境。他一生贫困,以字画为生,以字画找到精神寄托。  胡适在1949年3月7日日记说他为吕平得题《石涛画册》时突有感触。“石涛自题云:‘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可见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石涛此诗意境幽清高远,提“遗民”,胡适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垒块,想的是石涛其人而非其诗。  1947年11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访美时,不少人问胡适近况,他们不满“中国的政府竟令兄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之受冤类此者亦多矣。”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时,王世杰是法律系主任。二人同年,谈得来,蒋介石常借王世杰传话。国民党军队前线节节败退,民心转向共产党,美国政府信心渐失,蒋介石担心影响援助,希望胡适帮忙暂撑门面。他不只在国内学界地位崇高,在美国政界与舆论界也深受尊重。  蒋介石要他入阁的决心没变,1947年3月甚至要他参加总统竞选。1947年12月12日,他到南京,蒋介石透过王世杰,希望他出任大使。日记写当天谈话:“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10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  二战担任大使时满腹委屈的阴影犹在,他不愿重做冯妇。12月16日,蒋介石安排饭局,日记说:“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饭局结束,他找王世杰,重复旧说。怕不清楚,第二天再写信,提接任北大校长1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也对不起自己:“我今年57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夹在学生和政府中间苦不堪言  傅斯年支持不当官决定。1947年2月4日他致信说虽然和中共势不两立,但是在野才是良策。入政府就无法奋斗了。“国民政府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后来信件中他一再提醒胡适:“先生一走,北大即垮。”  1947年12月19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信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大使一事,意甚焦虑。数度失眠,“北大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之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他说胡适从南京回到北大,“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末出门。”王世杰没有强人所难,告知蒋介石结果。  局势变化过快。1948年11月24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币制改革失败辞职。蒋介石又想起他,派陶希圣当说客。他“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已失东北。他要陶希圣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国民党劣迹他何尝不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反复强调在共产党铁幕底下,没有民主,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二战以后,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他明星光环变小。邓广铭在〈我与胡适〉说20年代及之前日子,“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  学潮此起彼落,被捕学生与日俱增。学生无心上课,教授无心教书。国民政府对示威学生不手软,他一边营救被捕学生和政府周旋,一边力劝学生专心向学。夹在中间苦不堪言。1948年2月患病学生邓特被捕,他被批评“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约吃饭,希望他到美国以正朝野视听。他答应,却不接受总统府资政名义和俸禄。大势已去,无望做大事,但是在野独立,和国民党保持距离底线必须坚持。  1949年4月6日,他从上海登船到美国。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朋友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饱受折磨,他则带着中华民国身分遗憾步入飘零晚年。
3月前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这是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内容说在长江边种桑,指望三年后采叶。眼看枝条日渐茂密,滔滔江水忽来,江岸崩溃。树叶被摧折,根株漂浮大海。无叶可食,春蚕如何吐丝,无丝织布,寒衣何来?应将桑树种于高原,如今懊恼无用。 叶嘉莹赏析此诗提鬼谷子河边树典故。赶车的人经过河边路,信手折枝,随后狂风大浪把树根冲毁。“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非也,是“所居然也”。松树和柏树山上高长,扎根牢固,人不砍伐,非天地恩惠,一样是“所居然也”。陶渊明化用典故,他要维护晋室,可是没有力量。晋室无救,自作自受,后悔已晚。 胡适在1949年1月2日日记抄此诗,没置评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似是阳历前夕,先生和傅斯年在南京度岁。相对凄然。”二人喝酒,背诵此诗。“忽值山河改”是心情写照,“两人都掉泪了”。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北平四郊。12月13日蒋介石派陈雪屏催促胡适南下。他不同意:“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了?”他筹备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和《水经注》版本展览,又忙着撰写纪念文章。有人建议北大南迁,他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的校长,离开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校长?” 蒋介石14日两次打电报,说时间紧迫,胡适作了决定。他给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已装好的一百多箱书无法带走,他拿着小提包和妻子出门,包内有几册他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以及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教育部长朱家骅从南京来电,说陈寅恪全家同行,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家找到他。在〈我与胡适〉中,邓广铭说陈寅恪提到他11月接获通知,但他不坐国民党飞机,“现在跟着胡先生走,心安理得。” 邓广铭说胡适不是因为名列战犯名单上才离开。当时传言甚盛,说共产觉要他做北平图书馆长,不过胡适怀疑:“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比起共产党,他更信蒋介石。就如陈垣给他公开信所言,他认为“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 1948年12月15日晚6时半,专机降落南京,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国民党争取到25位学者,除了胡适和陈寅恪,还有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中研院,遥祝北大五十校庆。“胡适讲话时,泣不成声”,耿云志《胡适年谱》引第二天《大公报》新闻,胡适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 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胡颂平根据邵玉铭在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看到一段记载,说胡适在12月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老泪纵横”,后悔抗日胜利后,花太多时间在自己兴趣的学术活动,未在思想战场努力,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如果还有任何事他能做而能挽救中国,他一定去做。” 邵玉铭没有提供确切时日。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外交档案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格里德(JeromeB.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有详细叙述。司徒雷登说国民政府致命伤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收藏的是1989年江苏出版社鲁奇译本。对了原文,鲁奇将Tears came to his eyes译成“他的眼里噙着泪水”,邵玉铭用“老泪纵横”更有悲意,当天是胡适57岁生日。 胡适何尝不知民心大变。1948年10月28日日记他提见蒋介石。除了批评“经济财政改革草案,实有大错误”,还说“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1946年胡适任校长,本想凭个人威望将北大引领为国际一流大学。局势不稳,一切空谈。他不仅为北大,也为整个国家难过。在南京时,胡颂平前往探望,工人在壁炉上添煤,谈起房子和煤,他难掩自责心情:“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不知如何回应,安慰说“先生如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他感叹一句:“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气氛凝固,胡颂平一下子“喘不出气来。”
3月前
马华资深作家冰谷荣获第18届马华文学奖,奖金两万令吉。 两年一届的马华文学奖由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主办、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协办。这届也特别设有“作家追梦奖”,共有4位得奖者──谢诗坚、李宗舜、刘育龙和沈国明,奖金3000令吉。 马华文学奖颁奖礼于11月20日圆满举行,节目安排颇见巧思。主办方邀请得奖人冰谷的老友——苏清强校长、张锦忠教授和李有成教授,预先录制祝贺视频,并于现场首映,为冰谷带来惊喜,同时也是对冰谷为人为文的礼赞。 成绩揭晓时,银幕上先是显现一颗橡胶籽,而后哔噗爆开“冰谷”的名字──这象征着冰谷从橡胶林走到马华文学之巅。冰谷5岁即跟随母亲割树胶,8岁亲手割了人生的第一桶胶。他初中开始写作,可说半生农耕,笔耕逾一甲子。 何国忠:绽放凡人在逆境中的光芒 此届马华文学奖评审为何国忠、王润华、戴小华、陈政欣、林得楠、廖冰凌及伍燕翎。主评何国忠揭露,7位评审委员一致决定将奖项颁给冰谷──“我担任多届评审委员,这是第一次出现‘一致决定’的评审结果。” 何国忠在评审报告中指出,冰谷的文学修养不是来自学术殿堂,而是生活阅历。 “他朴实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读者,从西马到东马,贴切而深刻地描述了马来西亚乡村生活。他将自己在胶园、油棕园的丰富经历,化为艺术品,让读者理解生活中处处有值得珍惜的记忆。尽管他笔调平稳温和,但在描写个人家族的苦难、胶林的贫困生活、国家政策的不公以及新村生活的压迫时,仍然能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历史所带来的伤痛。” 何国忠赞赏冰谷人生观积极,即使描绘苦难,背后却隐含正能量:“他深层次地挖掘了人物内心的坚韧与力量,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生动的场景刻画,展现了普通人在逆境中绽放出的光芒。” 冰谷:奖项肯定了作家努力的成果 冰谷在发表得奖感言时,感谢主办单位和评审们辛苦筹办、审稿,让作家长期努力的心血成果被阅读和肯定。 他也特别感谢有人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多部作品,从修订、设计到出版,都历尽心思。有人出版社出版了冰谷的8本著作,包括《走进风下之乡》、《岁月如歌》、《橡叶飘落的季节》、《阳光是母亲温暖的手》、《掀开所罗门面纱》、《斑鸠斑鸠咕噜噜》、《胶林纪实:冰谷自传》。《荒野惊奇:冰谷自传II》更在颁奖前付梓,以热腾腾的新书恭贺冰谷得奖。 最后,冰谷特别感谢家人:“在我中风近20年来,对我不舍不弃,尤其是我的太太,照顾我的生活起居,让我安心地坐在电脑前敲敲击击,把我的所思、所见、所感,变为文字与大家分享。” 冰谷原名林成兴,1940年出生于霹雳州江沙,崇华中学毕业,历任橡胶、可可、油棕园经理。他出版新诗、散文近20部,作品收入国内外五十余种文选,多篇散文被选为中、小学以及独中课文。 相关文章: 【书市小耳朵】新加坡文学奖揭晓:海凡、谢裕民、陈志锐、王哲,获奖! 【书市小耳朵】中国直播买书创惊人销量 【书市小耳朵】25本地出版社“赴京”,推广大马文化与文学
4月前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到米粮库4号找文学院长胡适,发现心乱如麻的人不只他一位。校长蒋梦麟在南方,多位朋友想听胡适意见,胡适认为应是局部事件,不至于扩大。他原定当日下午6时赴南京开会,正等消息。不久收到旅行社来电,说津浦通车照常,他依预定时间离开北平。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8日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8月11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回忆慌乱处境。 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将8月11日错置为7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月28日他在南京“发一电回家,尚能通”,29日提“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8月12日他发电要妻子江冬秀“留津待电”,又说在苏州沪江中学的大儿子祖望已安全抵达南京。14日发电说她可尝试南行,他说朋友会提供资讯。8月26日胡适有完整家书,他要她安心暂住天津友人家,他会“设法随时寄钱”。 1937年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赴美,启程前两天写信给江冬秀说已经安排祖望到武汉大学读书,要她照顾好小儿子思杜。他寄600元,并说临走前会另寄一笔。他写道:“一切事,请你自己作主,我完全放心。我知道你是最能决断的。最要紧的是保重身体”。 胡适在1938年2月12日家书谈起归期:“我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我要多住几个月,也许要住一年。”1938年12月4日心脏病发,12月14日家书提入院事,只说操劳过度,医生要他休息。他说“再静养十几天,就可以全好了”。他住院77天,1939年3月14日信中才说详情。江冬秀着急,托张慰慈发电,要胡适辞职。4月11日胡适在信中说知道此病不可儿戏,他会当心:“我此时的情形,当然不能辞职”。5月8日再提此事:“我此时没有法子可以听你的话”,不过要她放心:“睡觉我现在改早多了。医生说我心脉很好”。 家书少提工作细节,但是经常报告身体状况,偶尔叙述熟悉朋友在美情形,财务困境也多次触及。1938年11月21日说他当大使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借钱应用。”他说不怕吃苦。1939年9月21日他提住院77天费用,虽有折扣,但是住院费和医疗费总共付四千多元。他每月只有540元美金,一场病去了8个月俸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3000美金辅助,国难时刻,他分文未取。陈光甫、李国钦两位朋友帮他最多:“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不建议妻子来美 1939年9月胡祖望到美国读书,经济压力更大。1940年3月21日家书中说他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在美国留学,同一天他写信给思杜,希望他明白父亲心情:“我此时不能叫你来美国,因为一来我没有钱,二来我要减轻身上的累赘,使我随时可以辞职。”不过1941年9月他还是硬着头皮将思杜接来美国读书。一家人只剩江冬秀在中国。 战时外交绝非寻常。1939年11月14日家书说,江冬秀不懂英语,华盛顿少中国人,无人聊天,她肯定不习惯。作为大使夫人,不能谢绝应酬,他在1941年4月10日家书再提不建议妻子来美原因。他说天天穿大礼服,吃规矩菜,说应酬话,非常难受:“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他希望她谅解:“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生活。” “明星惨澹月参差,万窍含风各自悲。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明亮星星黯淡无光,月亮若隐若现,万空中凄风来袭,诉说悲情。曲终人散,庙门深锁,灯火熄灭,留人孤独追寻破碎梦境,度过漫漫长夜。这是王安石的〈腊享〉。1943年1月3日日记中胡适抄下最后两句。他说过去20天,先是他生日,接着是圣诞节和新年,许多朋友拜访他,两个儿子也来了。然后大家离开。想起荆公诗,倍觉孤单。 江冬秀在1937年11月搬到上海,胡适按时寄钱,又嘱朋友照顾。1939年11月16日家书说知道她收两个干女儿,替她高兴。1946年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美国,7月5日上午9时抵达上海海关码头,9点半到百老汇大厦,受市政府招待。他在日记中写道:“11点,始见冬秀,9年不见她了。”
4月前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二战。张忠栋在《胡适五论》提查尔斯.A.比尔(Charles A. Beard)分析胡适角色。比尔长期反战,不满美国被卷入战争,认为中日交涉失败,实由于胡适影响。 二战爆发时,美国朝野都有共识,不涉入亚太局势。欠缺历史渊源,虽然同情中国,但是他们了解不深,关注点只限欧洲。胡适接任大使时,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战力让人怀疑,蒋介石希望美国慷慨借款,美国瞻前顾后,担心血本无归。中日实力悬殊,中国以牺牲局部土地为代价,拖延时日,消耗敌人,寄望胡适增强美国对中国的认同和信心。 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说胡适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他一心一意把美国带入太平洋大战,和中国同处一方。胡适在演讲中阐述日本经济虚弱本质,强调中国虽然遭遇困难,但是凭着誓死抗战的决心和士气,必然取得胜利。 胡适出任大使消息传出时,日本《东南报》发文,建议日本委派在美国文学界有影响力的鹤见祐辅、口才出众的松冈洋右和前外交大臣石井菊次郎三人使美,抗衡胡适的说服力和国际地位。日本不希望中美关系加强,他们高度关注胡适演讲内容,1940年10月《日本时报》发表社论,批评胡适污蔑日本皇军,鼓动美国人民仇恨日本,意图让两国打仗。 胡适鞠躬尽瘁,不放弃任何空间,包括通过他领取荣誉博士场合。他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三分之二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国民政府不少人批评胡适舍本逐末,只顾虚荣。张忠栋认为追求成效才是胡适意图:“他各处拿学位,面对各著名大学众多的毕业生发表演讲,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同台并坐,事后并且经常是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这中间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意义,显然是大家所忽略的。”信手一例,1939年6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胡适与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及捷克前副总统班尼士同获荣誉博士,与会者2万人。胡适演讲时谈国际理想主义,《纽约时报》大肆报导。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特稿,介绍胡适生活、思想以及他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世界看法,盛赞胡适是“为中国辩护的学者”。 不当大使 生活更多乐趣 胡适正式上任大使以前,收到蒋介石电报,指示4项任务:政局变动中,如何促美助中、中立法、财政援助及禁军用品售日。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除第一事有时间性外,其余三项胡适在履任后都曾做了长期的努力”。 虽然胡适尽力执行政府的外交指令,但是面对处境险恶的战场,国民政府没有耐心按部就班,他们对胡适过分苛求。胡适认为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形成有赖于时局的发展,急于求成于事无补,最终欲速不达。政治空间有限,他立足于做因势利导,促成渐变的工作。他希望蒋介石“苦撑待变”。 勤奋办事,朴实作风让蒋介石失去耐心,认为他在美国所争有限。宋子文被派到美国后,他处处受到牵制。1940年7月12日胡适记载宋子文对他说的话:“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此后一直有谣言胡适离职新闻。 什么是正事?胡适以热情和诚意冲破弱国无外交的枷锁。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提胡适对中美关系所作贡献,他认为胡适“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终究高于使节的官僚技能。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胡适的能力和谈吐,他毫无拘束直呼其名。和胡适一起合作募款的陈光甫在日记中说美国总统对胡适“确有好感”。 胡适本是自由人,常年当教授,待人处事不违性情。1941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起他本不拜客,不回拜客,也不请客。投入外交工作后,却得破例“受罪”。一边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一边应酬一板一眼的美国官员。 心力交瘁,却不得理解。他的上司宋子文对他的排挤,他看在心里,却始终忍辱负重,大使馆工作人员没看过他发脾气。胡适在1942年9月卸任大使,告别委屈时光。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这是宋代朱敦儒的〈好事近〉。“颇使我微笑”,1943年7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偶读此词心情。他抄下结句,意有所指,说“此句当写给我的Washington朋友们看看。”不当大使,他有更多乐趣。
4月前
1940年燕京大学买到一块与校园相连接土地,洪业提议用来盖10间平房,提升驻校外国学者住处。校务长司徒雷登同意,派他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向董事会申请经费。 哈佛燕京学社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28年共同设立,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遗产,洪业是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 洪业1940年9月抵达美国,1941年1月离开。他顺道到母校俄亥俄卫斯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又到华盛顿探访胡适。 未见胡适以前,洪业遇哈佛数学家贝尔克夫,聊天时扯上胡适。贝尔克夫说胡适当大使后学会假笑,他看过好几次,他提起胡适变化:“学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 洪业怀疑胡适举止是否大变。此次航程,船停夏威夷一天。他到夏威夷大学,在校友刊里看到校长与胡适握手照片:“他的面孔实在是在假殷勤地笑,俗气得厉害。” 见面以后发现胡适依然如旧,不见俗气,松一口气。“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洪业同情胡适。不适宜的氛围,处处客套话,只希望尽快散场。所谓假笑,不是虚伪,是不自在。 畅谈甚欢。胡适要洪业搬进大使馆,并说厨子可做他喜欢的菜。不过洪业选择下榻附近旅馆,有时间就往来大使馆吃饭。 《洪业传》作者为陈毓贤,大部分资料由洪业提供或口述。原著英文本198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1992年台北联经出版中译本,我手头上的《洪业传》是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审定再版本。洪业二战时到美国的叙述共4页,其中写胡适部分占一页。 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比邻,二人是旧识。洪业说胡适牺牲很大。有一次晚饭,胡适半途接电话,回来后蹙着眉头。“胡太太问是谁呀?”胡适说:“很讨厌,是宋子文。他要搬进来。” 江冬秀人在上海。我用笔在“胡太太”处旁打了问号。后来发现陈毓贤在〈《洪业传》出版以后〉中已纠正错误,“应是使馆别的女士接电话”,提醒她的人是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 洪业胡适都属绅士类型 洪业替胡适抱不平。“国民党政府有胡适这样的人做大使是很幸运的,但偏有小人不要胡适做大使。”洪业对陈毓贤说。又听说胡适离职后蒋介石过意不去,支付3万美金,胡适虽穷却谢绝。洪业说他“拐弯抹角问胡适这大使是怎么丢的。但他是顶聪明的人,几次都轻巧地避开话题。” 洪业英文洗练,口才很好。一次聚会中,辛克莱·路易斯的太太也在,被洪业言谈吸引,她是纽约报界红人,正筹划罗斯福总统演讲,想邀洪业同台。荣誉虽高,但是演讲骂日本人是免不了的,考虑自己快要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北平,洪业建议改请胡适。他帮胡适准备10分钟讲词,演讲前胡适在镜前练习一遍,洪业“建议他裁掉两分钟,以留足够的时间让听众鼓掌。”温馨有味的一幕,在苦闷的大使生涯中甚少出现过。 洪业1915年赴美留学,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1923年到燕京大学工作。担任文理科科长期间,他负责改造学校课程设置,取消预科,创办文理科研究院。他和司徒雷登配合无间,帮他将默默无闻的燕大提升至教会大学之首。 司徒雷登1954年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洪业名字只出现一次。胡适受邀写序,对洪业的付出做适当补充:“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是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老了健忘,平常来往的人,十之八九已记不得。这是杜甫句子。《杜甫传》是洪业力作。杜甫早年很多诗篇散佚,第一章写杜甫23岁前生活,洪业脱离上下文语境,以“记一不识十”为题,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缀拾零星片段和填补空白的过程。这样一点巧思,让老年和少年呼应,时光之旅多了趣味。 洪业爱读杜诗,陈毓贤说他情绪激动时,杜甫诗句往往脱口而出。他小胡适两岁,都爱在旧纸堆中找情趣。知胡适提他在燕大贡献时,立即写信说自己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瀛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容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洪业做事一丝不苟。功劳该给谁就给谁,不含糊。这一点和胡适很像。二人都属绅士类型,不邀功,懂分寸,处处替朋友着想。  
4月前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 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 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  象征多于实质意义 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 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 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