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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泰兴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物,虽可找到坟墓及神主牌,在其他历史文献中的记录却阙如,使得后人根本难以得知佘勉旺具体到底经历过什么,曾在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 新年后,承蒙宽柔中学古来分校历史科所托,引领教师同仁在新山进行户外考察培训。行至新山绵裕亭义山,参观佘勉旺大墓时,竟让我再次想起一桩看起来呼之欲出,但又高深莫测的新山历史谜案。 绵裕亭义山是新山地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坟场,已知最古老墓碑年份可上溯至1861年,是新山华人历史研究的宝库,不少学人都曾就此做过文章。在众多古墓之间,佘勉旺大墓是相当独特的存在,这点从外观上即可非常直观地看出来:它是绵裕亭义山上规模最大、占地最广的私人坟墓,且居高临下,地势讲究,不难让人联想此墓主人,必是当时新山非凡之人。虽称其为佘勉旺大墓,但它实际由一大一小两座坟构成。根据碑铭,大坟主人为佘勉旺及其三位夫人,小坟则属于佘勉旺及其排行第三的夫人叶慈淑所有。两座坟中,唯独大坟的墓碑刻有年份及祖籍地可考,即光绪戊寅年冬月(公元1878年11至12月间)、潮州澄邑鳄浦都月浦乡(即今天的中国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月浦街道一带)。大小二坟的墓碑都刻有佘勉旺的官位,即“清例授儒林郎”,乃从六品的文职散官衔,当属清末海外华人买官鬻爵的产物。此外,大坟的墓手处尚刻有对联,书曰“铜陵衍派家风、柔佛封川世泽”。铜陵乃佘姓郡望,不难理解;而“柔佛封川”这四个字,则让我联想起19世纪风行于柔佛境内的港主制度,或许暗示着墓主人曾得马来统治者授权,持有港契,成为港主开发港脚? [vip_content_start] 除了绵裕亭的大墓外,佘勉旺的名字也能在新加坡社公庙义兴公司70多座神主牌当中找到。在这批神主牌中,名为“佘勉旺”的禄位,祖籍为澄邑萼浦都月浦乡,与新山的佘勉旺相同;此外,神主牌也刻有“明勋义士”的称号,同样持有此称号的,还包括19世纪新加坡义兴公司总理蔡长茂(蔡茂春)。而我们已知道,柔佛义兴公司首领、首任华人甲必丹陈开顺,在新加坡义兴神主牌中也持有“侯明义士”的称号。因此,若上述两位佘勉旺为同一人,那么他在柔佛义兴公司内,辈分地位诚可想象。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物,虽可找到坟墓及神主牌,在其他历史文献中的记录却阙如,使得后人根本难以得知佘勉旺具体到底经历过什么,曾在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巧合的是,在同时代新山的另一位佘姓人士——佘泰兴的情况,却与佘勉旺正好相反。据史籍记载,佘泰兴为潮籍人士,1871年受柔佛政府委任为华人甲必丹,1873年,他取得新山士古来河港契,并与华侨侨长陈旭年同为柔佛政府议会里的华裔代表。1884年,佘泰兴逝世,从新山邮政局到中央医院前的公路曾以其名字命名为“Jalan Tai Heng”,而据已故新山文史研究者张礼铭先生的观点,新山市区内的一条巷子“Jalan Lee Thye Heng”,也似与佘泰兴有关。然而作为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却对佘泰兴的坟墓位置完全没有线索,究竟是早已湮灭在发展的巨兽脚下,抑或是不在新山入土为安?真相为何,仍无从得知。 行文至此,我倒忍不住要提出一个大胆假设:佘泰兴与佘勉旺,两者的记载如此互补,有没有可能其实就是同一人?首先两人有最基本的共同点,即同姓佘,同为潮州人,同处一个时代,且身份不简单;其二,陈开顺曾作为义兴领袖,在柔佛受委为甲必丹,那么佘勉旺的义兴首领身份,与佘泰兴的甲必丹头衔,两者或许互为表里;其三,佘勉旺墓手对联的“柔佛封川”,或可与佘泰兴“士古来港主”身份相呼应。其四,虽然佘勉旺墓碑所刻年份为1878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人亡于1878年,墓碑上也没有刻明此为其逝世年份,所以也有可能是他另外两位太太的逝世年份,又或者这座大坟最初本来就是“种生基”?因此,上述年份与佘泰兴1884年逝世的记录,两者并非绝然矛盾。 推理至此,彷佛一切都串得起来,但历史研究并非写推理小说,大胆假设固然有趣,小心论证也很重要。扯了那么多,也改变不了佘勉旺身份之谜目前仍是扑朔迷离的现实,唯有期待新史料的发现与解读,才有机会进一步推进揭开历史谜底。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