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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仁杰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安觅传来噩耗,她的家翁余仁杰先生辞世了,日期是7月21日。安觅是余先生的媳妇,也是他的传话人。余先生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不会用手机,更遑论打字与电邮了。所以,我与余先生生前始终都靠书信往来。 我有机缘与余仁杰先生结交,是通过叶蕾女士的穿针引线。 那时叶蕾与政欣常到上海,与他们的公子聚首叙旧。她说余先生喜爱阅读异国情调的书籍,而我在这方面的乡土书写较多,就这样不顾浅薄我托她把几本拙书转交上去,当作是相互交流。 想不到这竟然成为我攀上中国文坛敲门砖,让我的文稿有缘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亮相,原来这两份日报都设有可供文艺发表的园地;《大公报》的“大公园”和《澳门日报》的“新园地”每天都有整版可容纳文学作品的园地,自然丰富了各地作家发表文稿的需求。 发表园地有了,但是对于海外作者的稿酬寄交问题仍待解决。这也是造成中国报章不选海外作品的主因。当时我从没想过有机会在中国报章发表作品,后来我接连收到由浙江慈溪市范市棉厂寄来的报纸副刊,凡寄来的副刊都有我的文章刊登。 原来是余仁杰先生代投的拙作报样。上述副刊也是余仁杰先生经常投稿的园地,他常写科学小品,每篇文长不过千五字,比我的两千余字的散文更容易被副刊接受。我的文章因为经过余先生梳理转投,所以从未遭遇拒绝辞退。 那时候的余先生正当壮年,每天骑脚踏车到慈溪市范市棉厂上班,他的邮寄地址被我误认为是他的住家。直到他退休后回返他的住家桥头路烟墩村的桥头镇,我才恍悟范市棉厂不过是他柴米油盐的寄属地。 与余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余仁杰先生可敬之处在于,他虽不会电脑打字,却热忱地用笔杆逐字逐字从书中抄录,把我的文章投寄到上述报刊园地发表;而且还将整张报纸寄来给我。我的稿费存款累积在他的户头,他还将稿费单据复印附在信里,以示真诚。 就这样,我出版的著作有幸被翻篇变为投稿文章,由余仁杰先生投去香港的《大公报》和《澳门日报》刊登,同样一篇文稿同时在两报的副刊园地亮相,甚至有时投到《人民日报》和《南京都市报》的国际海外版文艺园地。余先生熟悉中国各报所需稿件,所以应其所需提供,从未产生退稿事件。 我托叶蕾转交给余先生的《橡叶飘落的季节》和《掀开所罗门面纱》,几乎每篇都被翻录成章,重新投去上述诸报刊出,重启我的投稿机制。但是,那全是承蒙余先生代抄所致。可余先生没有领功,他依据报章支付转交还我。 余先生除了代抄文稿,代收稿费,同时还要从银行领出来,交给叶蕾带回大马转交给我。所以,我的稿费一次过经常接到好几千块人民币,增加了我的生活进账。如今突闻余先生辞世的不幸消息,深感悲怆,伤痛之余,唯有祝他一路走好! 珍惜友谊之余,我还幸运与余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19年我和诗人陈秋山出席了于浙江绍兴市举办的第十届东南亚诗人大会,乘此之便我们一同前往慈溪市的桥头镇烟墩村,拜访通讯已久却未曾面会的余仁杰先生。余先生的豪宅坐落于桥头路35弄巷,是一座双层的独立洋楼。 余先生见我行动不便,特别让出楼下的主人房给我和秋山度缩,足见他是一个细心体谅的人。作为经常互动的远方知已,顿失依附和仰懒,希望他一路走好,安享天堂!
9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