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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1993年岁数43孩子3个,抓住青春的尾巴学习扮文青,我只身赴会,参加了第二届花踪文艺营。 自此花踪的种子植入心间,思思念念…… 在花踪的园圃中,我能力不足以栽花种树,只能走走停停,赏花树啜芬芳。 90年代是我们意气风发的时代,当年阅读了大量台湾女作家的散文作品,柔美刚强,字字珠玑,进而对她们产生了敬仰之心,而当时花踪盛会邀请过来的嘉宾,都是我心中的明星,赴花踪之约,追心中之星,近距离与心仪作家见面交流,这是花踪给与我们的一场又一场难得的机缘。 花踪晚会为我们准备了独特的文娱表演,穿插着各项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于欢快的氛围中化解参赛者忐忑的心情,这真的是设想周到啊! 盛会之后紧接而来的文艺营,那才是花踪精神的精髓所在。 满腔热血的文艺青年热情赴会,倾听资深作家的经验分享,提问解答,你来我往,脑力激荡,收获满满。 第17届花踪颁奖礼即将到来,这意味着花踪之路已经走了33年,回头想想不禁感慨万千。 这当中肩负的责任与担当,劳心与劳力,绞尽脑汁,全力以赴,把一场又一场的花踪办得尽善尽美,让我们给与他们掌声与赞美,关注点赞! 赴约花踪对我来说,除了对文学的偏好,对花踪的感念,也是一场难得的文友或是网友见面 会。 出席了多届的花踪盛会,2015年第13届余光中老师的那一场让我感念至今。余老师不在了,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今年这一场花踪盛会突破传统,移师南下,南方的文友有福了! 花踪前夕,一如往常,邀约的声音响起,让我们整装以待,一起赴约吧!   相关文章: 【花踪荟萃】开往南边的文学慢船/蔡兴隆(马华作家) 【花踪荟萃】花踪绽放至边城/许通元(南方大学学院 马华文学馆) 【花踪荟萃】花踪与我/李开璇(马华作家) 【花踪荟萃】这是我的花/郑羽伦(马华诗人)
2月前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三重 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 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 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 创作力旺盛 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 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 ,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 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   相关文章: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容我隐藏于诗——《隐于诗》本事/杨宗翰
2月前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三重 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 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 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 创作力旺盛 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 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 ,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 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 |作家简介|杨宗翰(台湾) 1976年生于台北,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有疑:对话当代文学心灵》、《破格:台湾现代诗评论集》、《逆音:现代诗人作品析论》、《异语:现代诗与文学史论》、《台湾新诗评论:历史与转型》、《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湾文学的当代视野》,主编《话说文学编辑》等八书,合编《台湾1970世代诗人诗选集》等八书,并曾策划“台湾七年级文学金典”等五种系列出版品。曾入选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诗卷、评论卷)及《评论30家》等多部选集。2022年出版与孟樊合著之《台湾新诗史》,2023年出版个人诗集《隐于诗》。
2月前
5月前
戴勒菲斯的悲剧:水 西西发斯的悲剧:石 普罗米修斯的悲剧:鹰 阿特拉斯的悲剧:地球 换肩之际,地球偶然脱离肩膀 它悬离在空中,并没有像玻璃器皿跌碎 这是方旗的〈阿特拉斯〉第一节。罗青在《从徐志摩到余光中》中析有此诗,读过以后忘记不了。诗先提4个希腊神话中被众神之王宙斯处罚的对象。阿特拉斯(Atlas)因为作战失利,宙斯命令他永世用双肩支撑地球,不能休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为人类盗取火种违规,宙斯命老鹰白天啄其肝脏,晚上肝脏复原,第二天再次被啄,没完没了。西西发斯(Sisyphus)为了让人类不死,大胆绑架死神。宙斯要他每天把巨石推到山顶,麻烦的是巨石立刻滚回山下,只得重复同样动作。 戴勒菲斯(Telephus)部分,初读时不解。方旗提他所受刑罚和水相关。罗青赏析〈阿特拉斯〉认真且透彻,美中不足对戴勒菲斯的解释含糊,以“为水所困”交待,看不出曲折。几年以后读其他书,发现坦塔罗斯(Tantalus)所受惩罚才和水有关。坦塔罗斯为宙斯之子,残暴凶恶,他将儿子烹杀,邀众神赴宴,以印证众神是否通晓一切。宙斯大怒,罚他立于池水中央。他口渴,弯腰那刻,水被抽干。他站立,水位回归。水似近却远,宙斯让他无水可喝。 宙斯惩罚方式花样百出,肉体伤害不说,最可怕的是精神折磨,残酷至极。4个故事中,其中3个点出惩罚特征,只有阿特拉斯的故事被方旗挖掘。长久扛地球,方旗眼中的阿特拉斯疲乏不堪,有一天将地球由左肩换至右肩,一个不留神,地球脱离其身,惊慌之余,发现地球原来可以自行漂浮宇宙,没有掉落破碎。 阿特拉斯的雕像欧美不少博物馆都可看到,擎天神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顶天立地男人。为了加深读者对这位悲剧英雄的同情,罗青译希腊诗人黑希阿德(Hesiod)句子:“他站在那里,托住长天/以永不疲惫的头和手/这就是智慧大神为他判定的命运。” 创作可以让生命升华 阿特拉斯所受惩罚似乎最为体面。地球存亡系其身上,意义重大。方旗发挥想像力:偶然出现一次错误,阿特拉斯发现牺牲多此一举。“一滴泪由虚无落向无穷远/倘若你不再被需要,你将如何?/倘若你的负荷纯属多此一举,你将如何?/倘若你毕生的事业只是个愚行,你将如何?”宙斯的惩罚方式利落:阿特拉斯的存在毫无价值。 “地球,像印刷机一样准确/把黑白相间的日子/一页一页地吐出来。”方旗最后将地球比作印刷机,世间大小事,都有人报导。印刷机让新闻见报,白天黑夜,喜忧涵盖其中。地球不会因为某人消失而静止不动,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 方旗出生于1937年,专业物理研究,却爱写诗,余光中1968年发表〈玻璃迷宫〉,肯定其才华,让他备受瞩目。〈阿特拉斯〉虽然以西方神话故事为蓝本,但是受儒家教育影响的读者,肯定理解故事延伸意图。儒家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有经纶济世之才,有定国安邦之道的读书人自古不缺,能够将使命和责任揽在身上的人世间不少,在书本上读过,在现实层面中遇过,有始有终的大我情怀让人感动。 人的性格千变万化,遇复杂社会,初衷面对挑战。半途转变思维者,为数更多。原本为理想义无反顾,面对生活压力和欲望横流处境后,格局转向小我,认知和价值观念都起了变化。只要不在人性的阴暗面无限发展,都能接受。若过程中有阿特拉斯般不能施展才华的煎熬,更值得谅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齐物论》中有这么一句话。芒即茫然,人这一生,本该就茫然无知吗?还是只有我一人如此,有不茫然无知的人吗?庄子问。我年少有一段时间沉湎于人生意义的探索,读方旗诗后心情受到影响,年长过后方知启蒙式的诗教,并非坏事。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如何看待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必须处理的事。 知道个人渺小是成长中过程,与其说方旗借阿特拉斯陈述无力感,不如说他为自己寻找定位,人生不会因为一首诗,一部文学作品或艺术结晶而止步,但是创作可以让生命升华。认清能力以后,摆正位子,重新出发。一个终点是另一个起点的开始。向过去告别,和当下做适度的磨合,庶几可以从容抵御无常风雨。不怕负荷,却也不须给自己无谓负荷。
1年前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还是水流?”念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句时,她眼睛睁得如蛋黄般大,奶声奶气地问道。韶光逝去无影踪,那稚嫩童音一去不复闻。 工艺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日,为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她毅然辞去报馆一职,远赴北京大学深造,选择的是与在国内大学主修的化学系差异颇大的中文系。 这一决定出乎意料,却也获得家人全面支持。2001年的那一天,送她到机场,看着她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拿回护照,然后回身望过来,潇洒地挥挥手。这一挥让我眼眶泛汨,无语凝咽,目送着瘦削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乡背井,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度,经历3年中文系硕士班的苦学,我无法体验却也能体会她所承受的甜酸苦辣。学成归来了,昔日的牵挂与担心终于画上了句号。 伴随着她归来的是一箱箱的书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则是:女儿购书,母亲获益。我说正在阅读《梵谷:磨难中的热情》,她给我带来余光中译的《梵谷传》;我读《史记》,她介绍我读《史记的读法》;我说常背诵李白的诗,她递给我哈金中文版的《通天之路:李白传》,近日,还递来蒋勲的《品味唐诗》。 坚持不懈地翻阅她所购买的书籍,渐渐的,我开始喜欢阅读沈从文、王安忆、张爱玲、西西等作者的著作。我俩彼此也开始有了文学方面的交流。我说,真不明白“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怎么会爱上使君有妇,又见一个爱一个、承诺与誓言都是空谈的胡兰成。“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我话音刚落,她竟一字不漏地念出张爱玲写在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的情话。 谁说最难报答父母恩 “好记性!你是否每次都能把书读到最后一字,并记得内容?” “哪有可能!不是每本书都容易读懂的。读不下去就换另一本,没必要记住每本书的内容 ,阅读当下开心就很不错了。” 受了她的熏陶,潜移默化,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偶从报章上得悉第6届深耕文学创作课招生,立即私讯她,希望能参加华文散文班,打好写作的基础。她当即回应为我询问详情,还安慰我放心,年龄不是问题。第二天,她告知已为我报名,还缴费了。我欣慰无比。谁说最难报答海样深的父母恩。
2年前
1917年1月蔡元培被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下,在上海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陈独秀受邀担任文科学长。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也名列在内。这些年轻教授有抱负,想施展却找不到方向。摸索之余,“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的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高中时读李敖〈播种者胡适〉,茅塞顿开。“东风来了”一句,让我心潮澎湃。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教书。“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李敖这么写。 东风即春风。陈之藩写胡适时用书名《在春风里》,形容后者风范。9篇纪念文章中,5篇以胡适给他的信作内容。1947年,陈之藩大学三年级,在广播里听到胡适演讲后,给胡适写信,表达其中不同意见。胡适很快回信,此后通信不断。陈之藩形容胡适“没有进亦忧,退亦忧,他是进亦乐,退亦乐。他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胡适写信都有年份,省得后人考证麻烦。陈之藩若疏忽年份,收到回信必是“不要忘了写年”。 让人如沐春风的智者世间不缺。遇上最好,遇不上则从书斋中填补遗憾,从他人文字感受人间美好一面。蔡元培和陈独秀长胡适不少,陈之藩比胡适年轻几十岁。思维开阔始终是前提,情谊不一定从同辈中取得,忘年之交所散发的人性光芒,一样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虎年一过,就是兔年。胡适属兔,所以想起他。胡适初到北大,不足27岁。个人学养与才华,是他名满天下的凭藉,但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对他的知遇,却为五四运动增添温情。陈独秀在蔡元培去世后有感而发:“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元培和陈独秀也属兔。胡适出生于辛卯1891年12月17日,被称小兔子。陈独秀出生于己卯1879年10月9日,为二号小兔子。蔡元培出生于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是老兔子。胡适随陈独秀的话戏称“北大是由于3只兔子而成名的”。 无意中背熟胡适的诗 胡适眼中的蔡元培德高望重,无权位欲,无名利心,雅量让人难忘。掌校北大后,采取新旧俱罗,兼容并蓄方针。当时新旧之争不断,非常热闹。胡适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其中不乏国学根底深厚者。只看胡适几篇文章就断定他为人中豪杰,蔡元培胸襟之大,至今熠熠。陈独秀推荐胡适,慧眼一样独特。1916年底,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到《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紧接下来一期,陈独秀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铿锵有力的话是这一段:“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胡适“暴得大名”,陈独秀是始作俑者。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3人都和政治牵扯不断。蔡元培表面文质彬彬,温和宽厚,但是革命情怀一贯始终,该离开书斋时就不躲于人后。陈独秀为人满腔热血,有不羁之才,从不缺席轰烈运动。胡适为人冷静,虽然强调容忍,却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座右铭。3人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有争议,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常归向不同阵营,彼此不会强求对方,不曾影响友谊。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李敖在〈播种者胡适〉篇首引胡适〈旧梦〉,这是胡适在另一个兔年,丁卯1927年7月所写。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思》中引此诗说胡适在诗史上重要性“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他认为台湾“几乎任何新诗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尝试集》”,又说“不该把他的新诗登了又登”。李敖不会同意余光中看法,他引过几次,应该是喜欢这首诗的。 确实不必一刀切。胡适有不少诗的意境让我读后难忘,也无意中背熟。春节到了,写字送给和我一样兔年出生的同学。兔年来了又走,走了再来。梦虽旧,有梦还是好的。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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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