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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得知书友离世,太突然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想了一下,由社交媒体找出昔日聊天室旧人,一一私讯贴文,幸而好友只有一百多一点,不算麻烦。又在相关社团贴文,这个社团多年无人发言,以致我一时没想到。与其说担心遗漏了(我不知的〉书友至交,不如说只是找点事给自己做,以免陷入悲伤。 网友是新时代的特殊人际关系。书友与我的情谊亦浅亦深,浅的是见面屈指可数,且皆是多位书友网聚,又私下几无联系。然而,书友与多位前辈于阅读的指引,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们相识于聊天室。那是21世纪初始,Google甫出现,网络世界野蛮生长。我喜欢阅读,可是身边没有可以聊书的同伴,缺乏师友切磋,所知的资讯狭隘局限,但亦不知如何突破。因缘际会进入聊天室,旁观多位书友谈论书籍种种,互动的神采非常迷人,让我目眩神驰,着迷不已。他们不是炫示,亦非标榜,只是单纯喜欢谈论书和与书相关的话题而已。原来喜欢阅读并非怪物异类,我终于遇见同类,比我厉害很多的同类。 闭上眼睛,仍清晰记得书友谈及喜欢或讨厌的书籍,那扬眉瞬目的神情相当帅气。他喜欢王小波《黄金时代》,与前辈动辄提及王二和陈清扬,引发我好奇,于是找书来读。《黄金时代》相当有意思,陈清扬真是一位有趣的女子。身处荒谬时代的荒谬环境,也许用荒谬回应,比抵抗、嘲讽更有力量。而王小波与夫人李银河的缘起简单动人,也让我人印象深刻。王小波拜访编辑李银河谈作品,这是他俩首次见面。正事谈完,王问李,你有朋友没有,李答没有,王接着说,你看我怎么样?两人相伴至王小波英年病逝。 以阅读怀念故人 书友多次谈及尤瑟娜,让我对尤瑟娜深感兴趣。翻过尤瑟娜的代表作《哈德良回忆录》,但我不熟悉罗马帝国历史,更没听过哈德良皇帝,缺乏基础知识,自认难以深刻体会,也就放弃没读完。后来才知哈德良为罗马帝国五贤王之一,五贤王年代,希腊诸神远离,基督神尚未降临,号称人的世纪,为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关心探讨的主题。罗马仍留存哈德良别墅,可是我不懂古迹,倒也无须千里迢迢前往朝圣。 尤瑟娜由于母亲早逝,由父亲抚养长大,父亲亦期许尤瑟娜在写作有所成就。即使是今日,女性被长辈鼓励获得事业上的成就,也不多见,尤瑟娜成功的背后,其父的教导功不可没。而身为早早公开的女同性恋,尤瑟娜与伴侣格雷丝长期相伴,恐怕免不了歧视诋毁的流言蜚语,这是外人看不到的麻烦。女性可以长成她自己想要的模样,可以成为《情人》的莒哈丝,或《哈德良回忆录》的尤瑟娜,只要是自己的选择,都好。 往后多年,除了同为聊天室旧人的家人,没听谁再谈起尤瑟娜。若无书友谈论,我可能至今不知尤瑟娜。尤瑟娜身为首位法兰西女性院士,尽管华人文化圈不大熟悉,然而她的确是法国重要作家、文化名流,作品值得一读。 雷蒙·钱德勒《漫长的告别》提及,法语有一句谚语,道别等于死去一点点。哀乐中年免不了面临亲友离世,有时自己亦连带失去了一部分,或者不妨以阅读怀念故人。书友钟爱史铁生,惟我不知为何至今未读,也许该找来看看。至于阿姨(刘仲敬〉就算了,绕来绕去啰嗦难读。书友的阅读品味,我可没照单全收。
7小时前
昨晚,以作协会员身分首次参加由隆雪中总主办的“第18届马华文学奖”颁奖典礼。本届得奖者为高龄84岁的北马作家冰谷,追梦奖则由谢诗坚、李宗舜、刘育龙、沈国明获得。 这5位得奖者,其中4位都算得上是我在文学上的知交,得奖实至名归,特别是冰谷,在文学路上从1960年代耕耘至今,笔耕不辍,让我辈敬佩不已。在台下为他鼓掌时,我希望我也能笔耕到老,追梦追到生命尽头。 话说,我是怎么认识冰谷的呢? 缘分要从我担任《中国报》副刊专栏编辑说起。 当时冰谷已著手写自传了,在《中国报》副刊上发表了长篇的“铁蒺藜岁月”系列。当时我们的版面不大,每次他的来稿都要被迫要将文章分为“Part 1、Part 2、Part 3……”刊出。 文章刊出后,有人为此喝彩,也有人为此喝倒彩。所幸,不论是我还是冰谷都获得馆方支持,坚持让冰谷的铁蒺藜岁月系列完成发表。虽然间中有些内容因不得已的因素和困境做了少许删节,但并不影响整体的精彩。 昨天走前去跟冰谷寒暄,文学果然让人年轻,让人精神焕发!但因为还有很多人要跟他合影,简单说了几句话,我就退到一旁和其他文学同道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观赏大荧幕上冰谷的文学生命历程短片时,看到温伯温祥英,看到菊凡、宋子衡等七君子,当然还有李有成老师对冰谷文学创作的点评,都深深让我感动。 说起马华文学的发展,我想起最近在读的,收在郑良树老师《马来西亚华社文史续论》中,写于2001年的〈华教·马华文学·中文系〉,郑老师对马华文学有这样的一段看法:“……大马华教自成系统,从幼稚园到大专院校中文系;这条既保存华族传统文化又吸收友族语言文化的教育输送带,就是大马华族整个文化系统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马华文学是文化系统之一,其存亡兴衰完全系命于华教。 文学有那么让人“色变”吗? 华教是华文文学的根基,二者也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华教发展了文学,文学倒过来也支援了华教。但它们是母鸡生蛋,不是蛋生母鸡,是华教这只母鸡生了华文文学这颗蛋。没有华教,肯定就没有华文文学;没有华教,肯定就‘作家比读者多’,甚至于‘只有作家没有读者’,或者‘没有作家没有读者’。” 华教与马华文学唇齿相依的关系,至今不变,他日也不会改变,除非华教消失。 比较遗憾的是,文化和教育界常有人“闻文学而色变”,对此我颇为好奇,文学有那么让人“色变”吗?难道马来西亚华人不觉得自己能培养出的优秀的马华作家,如黄锦树、黎紫书等人很值得给自己鼓励和掌声吗? 疫情之后,以及网络的崛起,确实对文学创作与出版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但也好在还有大力支持文化文学的个人与组织,在为力量单薄的马华文学加油打气,好比雪隆中总、留台联总、雪隆嘉应会馆、南大校友会、雪隆福建会馆、雪隆潮州会馆等,他们都以实际行动支持马华文学,让马华文学节持续举办。 坚持比放弃更难。不论是冰谷的创作,还是华人社团对文化、文学、艺术,有永续的支持,才得以让华文华教华文文学薪火相传。 昨日还得知,冰谷在《胶林纪实:冰谷自传》出版两年后,继续携手有人出版社,在2024年岁末带来了全新著作《荒野惊奇:冰谷自传II》。很幸运的是,我先接触到这本新书了!
1天前
4天前
“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就是来新山,我带了小野和欧阳林来,那时候非常受欢迎,读者也非常热情,大概都是中学生。我想当时的中学生,现在都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了。” 2024年第17届花踪文学奖颁奖礼隔天,陈雨航迫不及待补充致辞时来不及说的话。花踪第一次南下新山,令这位台湾出版人兼作家想起与新山的缘分。1998年城邦来马开设书店,他代表麦田出版前来,就是先到新加坡,接着越堤到新山,才北上吉隆坡……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林明辉 陈雨航对马来西亚不陌生,上回2013年来马也是为了花踪。得知曾合作的作家医生欧阳林回马就待在柔佛州,他搞得清地理位置,马上知道与新山同属一州。远的不说,3年前旅台马华作家邓观杰的《废墟的故事》,他有份推荐,还说近几年来的马华文学已经没有马共了。 马来西亚人对陈雨航不该陌生,他是麦田出版的共同创办人,麦田出版的书籍无疑是许多本地读者的中文读物来源。 陈雨航是出版人,此次来马担任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的决审评委。出版之前,他先是写作人,1970年代就写了短篇小说集《策马入林》(后被王童改编成同名电影)和《天下第一捕快》。 他还有一个身分——媒体人。其实,他的事业先从报刊起步,退伍后做过报章娱乐影剧版主编,也编过电影杂志。出版生涯1985年才开始,先在时报出版,后被詹宏志挖角到远流出版。 1992年,他和苏拾平共创麦田文化。“做了出版以后会觉得,出版的力量比较有累积。”他觉得,一来书本从制作开始就比较细致,生命较长;二来书本较报纸更能延续,做得比较完整。就像当年,他在麦田开设的历史、军事丛书。 不是军武迷却出版军事书籍 陈雨航初入职场做影剧版,是因为研究所念戏剧。他从小爱看电影,对电影中英译名如数家珍。开始编历史、军事史丛书,自然和大学念历史有关。他在麦田最先出版的军事书是《身先士卒——史瓦兹柯夫将军自传》(分上下两册)。 “我是文学读者,特别是小说的读者,但我也什么书都看,就读了军事书。”陈雨航直言不是军武迷,不熟悉什么枪砲战舰等武器,更不会收藏军事模型。但他爱看战争史和不同将领的人物传记。 台湾的军事书籍一向不是出版主流,但一代接一代还未断过。最早60、70年代由战略学者钮先锺首开先河;爱读军事史的陈雨航于1990年代开始接棒。麦田就出过一套6本,非常厚实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特别推荐考李留斯雷恩(Cornelius Ryan),他原来是一个战地记者,他写的《最长的一日》(The Longest Day)、《夺桥遗恨》(A Bridge Too Far)拍成电影,还有一部《最后一役》(The Last Battle)就没有拍成电影。”雷恩三部曲一开始没有版权,陈雨航当年识得译者黄文范,对方已经翻译好《夺桥遗恨》,于是积极取得版权,再请他翻译剩下两本。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版权到期易手,由读书共和国集团旗下的燎原出版再版。陈雨航又急着介绍,燎原出版的总编辑查理,本名区肇威,也是一位大马华人。 不为放弃写作不甘 退居幕后当编辑 前面说到,陈雨航先是写作人、媒体人才是出版人。等他再次执笔写书,已经是退休后的事。2012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小镇生活指南》,随即囊括《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问起编书与写书的时间比例,陈雨航斩钉截铁“没有比例啊,当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很快就放弃写作了。”嘴巴挂着“放弃”那么负面的词,但他并非不甘愿,不快乐。做报刊编稿,做出版编书,都是他喜欢的事,自然投入其中。更何况,出版自有成就感,编了一本成功的书,或发掘一个好作家,也都值得高兴。 “这就是一个编辑人。”陈雨航保持一贯的温和语调,丝毫不为停滞约30年的写作有过一丝不甘。他再以熟悉的剧场比喻,“我不是一个好的表演者,但我可以做后台,可以指挥。”他甘愿做场记,跟在导演身边,看的是舞台全景,对演员走位、道具摆设了若指掌。“场记对所有的演出最清楚……这有点像我后来做的编辑工作。” 常有人问他还写不写,“我刚开始还会说,还想再写,但后来就知道我做不到。”没想到眼前头发灰白的资深出版人,说出类似现代语境里“躺平”的话。“我想我有点纵容自己,觉得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那就不写了吧,也提不起劲来写。” 第二个原因呢?“好啦,我自己说一下好了,我对小说的sense还算好,我是一个读了那么多小说的人……”陈雨航虽然出生花莲乡下,但从小就把图书馆翻遍,一周读好几本小说。乡下孩子要早起帮忙家事,他起不来,是母亲眼中贪睡爱困的小孩。父母不知道的是,晚上9时关灯入睡,他还在开夜车看书。他在灯泡拉了一条线,如果外面有任何动静,一扯就关灯。 所以,作为文学编辑,小说又是他的守备区,“我都看那么棒的小说,写的时候要超越它,很困难 ……” 签了约就是“头洗下去” “我后来重新写作是因为我的事业结束了,那我能做什么呢?”或许是话题谈到这里才热了,前面露出“躺平”之姿的陈雨航,这回像是骑虎难下的屁孩。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简称国艺会)的补助,只要写5000字就能申请,没想到还真申请上了。“闽南话说‘头洗下去’,你签约拿了50万(新台币,约6万9000令吉),那你拿了钱,写不完退回去吗?” 前一天的颁奖礼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龚万辉也谢谢了国艺会的补助计划。要不是合约有注明期限,拖延症如他可能到现在还写不出得奖小说《人工少女》。陈雨航对此心有戚戚,“本来两年的,我后来申请延后,我写了3年终于也写完了,我也有那种心情。” 尔后2015、2016、2021年分别出版散文集《日子的风景》、《小村日和》和《时光电厂》。《时光电厂》获得第35届梁实秋文学大师奖优选奖。陈雨航谦虚说,因为出了小说,大家发现这个“老家伙”还能写,就找他写写专栏,积累后才出了这几本散文集。 “你得面对一个事实,坐在你面前的,离开这个行业有20年了。”谈出版,陈雨航自认退休了,虽然保持关注,但有些作家、书籍可能会漏掉。他把时间摊开来算,离开出版业那阵身子还没脸书,还是部落客时代。他是“一指神功”使用者,用电脑写作就靠这一招,只是比较快一点了。 拜脸书所赐,透过许多老朋友、同行、后辈脸友的发文,他还能跟进到出版趋势。还有,每年有机会做几档文学奖的评审,能看到年轻人的东西,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老先生。” “因为我有看新人的东西,我甚至可以用一些他们的语言。”陈雨航说,“因为有接触,所以不会lag(脱节)太多。” 更多【人物】: 设计师包益民 /做设计最怕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以细节调味 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 /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 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
5天前
1星期前
2星期前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刻画、故事情节、氛围渲染和丰富的想像力去搭建一个叙事空间。在小说里面,作者可以嵌入宏阔的社会主题,亦可描绘人性的深层情感。不过,学者型作家葛亮笔下的小说却是虚实交织,充满丰富褶皱,并隐藏了很多历史细节和行业知识。 以他的“家国三部曲”收官之作——《燕食记》为例,为了复刻粤港茶楼的饮食文化史,葛亮耗了约6年时间,走遍粤港等多个地区,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口述史采访、文献考究。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笔都细入毫芒,通过岭南文化美食见微知著,挖掘出隐藏在料理后面的历史与人情世故。 “(这样)你的读者才可以有情绪上的共鸣,因为它的细节很真实,特别是有关于日常的部分。”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部分照片:受访者提供 历史最为丰满的地方在于细节,而细节往往散落在旮旯之处,需要仰取俯拾,才能将各种脉络呈现得具体和细致。翻阅《燕食记》时,一股人间烟火气息便扑面而来,语句间有很多粤语词汇,读起来有一种旧时代的代入感。葛亮的笔触很细腻地刻画出岭南饮食文化,还添加了一些挺有趣的茶楼行规,像客人指着鼻子就是要“香片”,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 这部小说从香港最古早的茶楼“杏花楼”开始叙述,带领读者体验茶楼空间的流变与社会变迁,亦融入很多关于粤港美食的习俗文化。葛亮举例广州人喜欢在过年前后吃黄沙大蚬,因为“蚬”取“显”的读音,有显贵的寓意。对当地人来说,吃蚬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记忆回溯。 葛亮笑说自己并非老饕,不过对饮食情有独钟,并认为食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去叙述岭南文化和特质。同时,食物还能够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戏曲、空间、其他非遗的部分。“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面。吃是很永恒的东西,你的口味代表着你对于这种文化的一种极度认同感。” 不过,他为此作品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情感准备与沉淀。“(记者:担心写坏吗?)倒不是担心写坏,而是我觉得你要动笔的话,我希望笔下的一方水土,必须要有感情的。否则,你会觉得写它的意义是什么?写作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 筛选少量考据素材“调味” 下笔之前,葛亮会有一系列考据过程,运用很长时间搜集资料、田野考察和构思作品。在创作“家国三部曲”时,《朱雀》用了5年,《北鸢》则是7年。然而这种长周期的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沉淀,能够不断地反刍文字,用最精准的词汇去表达。 葛亮每一部长篇小说动辄要30至40万字,这样才能完整地表达内心的创作意图和面向,比方说构筑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忆城市、一个家族历史,“它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体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一定是很充实跟愉悦的。” 纵使有庞大的资料素材,他会悉数筛选,只动用少量素材为作品“调味”,让小说故事更为立体鲜活。不少人会以为在采集口述史时,受访者会不愿透露行业细节或流程。葛亮直言,许多老前辈比很多人想像的通达多了,观念也很新颖。 “他们没有说很多东西是密不外宣。在过程中,有些东西专业性太强,我一时可能catch不到,他们会说,‘葛老师,我来做给你看’。” 从未想过能当作家 葛亮有很显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外界将他比喻为“文坛贵二代”。面对这个标签,他却学会顺其自然,不给自己添加任何压力。 当然,他年少时期压根儿没想过当作家。在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时,班上倒是很多同学喜欢写作,系上还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做美编,负责画插图和封面。”他开心地笑道。 不过,能报读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国“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个时期,孩子的大学专业方向不属于个人选择,而是整个家庭的选择。为了争取更好的职涯机会和前途,许多父母会要求孩子攻读商科、法律或电脑相关的科系。 其实,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别是物理和工程数学。 惟,两老都没有改变葛亮的梦想,反而支持他读中文系。他坦言,选读中文系或多或少与父亲有关。从小,父亲给他阅读《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培养对文学的感知,学习文字的语言审美。随后,主修俄语外语的父亲又给葛亮接触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无形中,他又被苏俄小说所影响,打开了小说的格局感,学会宏大的叙事和开阔的结构。这些“训练”为小说写作带来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艺术见解肯定也对我是有影响,不光是艺术观、审美观,甚至也包括写作观。虽然他不写小说,毕竟是艺术史学者、一位画家,所以他的著述(《据几曾看》)也是围绕这个部分,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电影是写作养分之一 其实,电影也是葛亮写作的其中一个养分。早在1998年,还在读大三的他就常常流连于南京的西祠胡同BBS论坛,其中“后窗看电影”板块尤其吸引他。而这个论坛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论坛之一,为他带来了很丰富的电影资讯和启发。 “我现在香港浸会大学里面,除了教文学,我也在教文学向电影转化的课程。”不过,主轴始终围绕在文学,专注在剧本分析和文学语言,探讨原著小说如何通过电影改编,达到有效的转化,成为另一种艺术介质。 然而,电影与文学的叙事空间终究不同。文学通常更加开阔,其叙事方式和语言构成为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与想像空间;一旦转化为影视作品,许多原有的想像会随之变得具象而具体。 “这两种介质(文学与电影)中间转化的过程,对我而言蛮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记》也在筹备做改编,“我自己没有参与,但我会关注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怎样(处理)。” 第一篇小说在香港诞生 出身在书香门第,葛亮会不会很早就开始写作?其实不然,由于他对写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动笔。直至他在千禧年远赴香港大学攻读硕博时,才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无岸之作》。而这部小说成功刊登在文学刊物《收获》上面。正是因为这次投稿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亦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 5年后,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谜鸦》,拿下第19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他缓缓地说,这个奖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获奖,很大可能写作兴趣会中断。“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对年轻的写者的这种鼓励,然后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当时有出版人跟我讲,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个小说集,包括《谜鸦》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它会是一个很实在的动力,让你继续写下去。” 长居香港的葛亮认为,南京是创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所谓温床是潜移默化地,让他能积淀题材、文学审美的感受,也包括历史感。虽然在南京古都成长,但未必会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达。香港却带他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重新认识故乡南京 “南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一种审美体验,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会觉得,它和你的故土,作为一个城市而言,它的气韵的反差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躬身反照的心理——原来我的家乡还是很不同的。” “你会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当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你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 才发现家乡如此的不同。”有了这样的落差感,驱使他用文字去记录这些事迹。毕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欠了家乡和情感的债务。 “你太习惯了那个环境,没有发现到它(南京)的意义,或者没有发现它的美。” “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是来自于六朝(古都)的神兽,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访,便问了他,为什么“辟邪”会成为南京标志?辟邪是干嘛的?由于这个标志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烟品牌也有这个标志,反而不会特别留意或研究。 “他追问很多问题,我发现我无法解答他所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习惯和蒙昧。” AI会不会影响创作? 在人工智能(AI)时代,许多人都会好奇AI会不会影响创作?葛亮则很淡然地说暂时不会。 “为什么我说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有情感的,而情感会导致你不会在所有的节点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为人类会有缺憾,因为有遗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类在创作方面某些特质。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有缺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带来了难以预计的一些意外。” 他说,AI太完满了,在AI里面没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遗憾的部分,是人类最无可预计,最精妙的部分。” 简介: 1978年出生于南京,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品涵盖小说、文化随笔与文学评论,代表作有《飞发》《问米》《朱雀》《北鸢》《燕食记》《灵隐》等等。他曾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 更多【人物】: 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 /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 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 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 为人民看烂片 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3星期前
2月前
2月前
我在英国的时候,朋友用短信问我有去找某某作家吗? 先说几个作家的故事。 多年前某上海作家X来马当花踪评审,很多大马作家以能与X谈话、合照或获得签名而引以为荣。一位曾经与会的大马作家,不知从何处得到X的地址,在一次飞上海时,特地上门拜访,却见不到X。 另一位大作家Y在访马期间,获得某大马作家的接待。Y态度亲切和蔼,大马作家提起曾写过Y的评论文章,希望得到Y的指导,Y请马华作家将文章寄给他的秘书。事后马华作家照办,此后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一位知名作家Z,在谈到与编辑的关系时如此形容:是“鱼帮水,水帮鱼”。这原本是很密切而自然的事,但大马前首相纳吉有类似的话在先,就让人感觉有互相利用之嫌。纳吉在竞选期间拨款给华校,并暗示选民回报,红颜白齿的说:我帮你,你帮我。 下面是我的故事。 我原本在更早的时候就有去英国的打算,后来遇到新冠肺炎肆虐,多国沦陷,纷纷锁国封城,我即将计划挪后。 在此之前,我曾询问过一位居住在伦敦的前报人A有关住宿的问题。因为我会在伦敦待上数个月,不可能常住旅店,因此想找出租房子。A简单的交代说她不熟租房事宜,我谢过她之后没有再联络。 A在写作上曾咨询我一些技术问题,书写好之后,又问我出版事宜,我向她推荐了某出版社,后来她的书顺利在该出版社出版。她从英国回来,没有联络我。 新冠肺炎期间,她在某报以日记的方式写了在伦敦的相关报道,后来没有续文,我担心她的情况,脸书上看不到她的消息,也找不到我们之前在Messenger 的信息,便问同住伦敦的另一位也是作家的前报人B,对方回答说他与A不久前有聚会,她好着呢。此时我才知道我被A拉黑了。 在英国,我连认识的人都不敢找,深怕给人添麻烦。因此,你说我会去找那些作家吗?
3月前
新纪元大学学院日前举办了两个性质接近的文学创作活动:文学创作营与文学奖养成班。作为统筹的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郑诗傧副教授说明,随着社会全球化及中国崛起,语言发展和经济实力有对等关系,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系统化地学中文。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倡学生深化中文应用的能力,这其中包括欣赏与分析。 文化底蕴让我们走得更远,保持优势。我们貌似是大陆港台以外应用中文领域最如鱼得水的一群,然而现今学习趋势恰恰相反。部分家长认为中文能力只涉及听、说、读、写。随着全球对文案越来越重视,对语言要求便不只是停留在沟通。另加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唯有深化和强化中文,才能应付未来局面。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去赏析优美的文章,鼓励孩子更懂得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完整的想法。 郑诗傧提及,日常教书时发现学生很容易放弃表述。当他们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述,她都会鼓励孩子尽量提升这项能力。她本身很重视阅读与创作,主催这两个活动,并不是以功利角度看待这件事,而是想透过一些积极因素激发年轻人创作。“年轻人很需要被肯定、需要平台,得奖无疑是一个最快被关注的渠道。喜欢写作的人心里都有同一种声音,希望被看到,得到有代表性的作家、评审老师的肯定,告诉他‘你是可以的’。” 有些事情羞于出口,不表示它不存在。她鼓励青年作者勇于谈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方法才可以得到出书或得奖的荣耀?文学奖养成班是基于这点而设立的。至于青年创作营则是下放到更广的层面。新纪元大学学院适逢其时,除了驻校作家杨隶亚,还有伍燕翎、王修捷、黄子扬,校友邢诒旺、谢明成、梁馨元、丘凯文、李承澳等人。青年作家,可培养新一代的青年作家。 文学营导师蔡晓玲博士也分析了两个文学活动的分别:一个是面向明日之星,一个是面向中学生。当然,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她相信创作这件事无法通过传统教学那种老师教学生的输入方式,但可以通过创作经验或观念的分享,让另一个人有所获得。 文学奖犹如四年一度的奥运 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意与品牌部总监黄子扬也提及,10年前他还是个新秀,文学奖对他的意义是被文坛看见,证明自己,透过参与文学奖拿到进入文坛的入门票。10年后他还是会参加文学奖,看待文学奖却已有不同观感。“短短10年内,媒介变化很快。如今每个人都有发表作品和发声的机会。文学奖保留了一种专业性,经由更专业的眼光去评作品到了什么水准。让资深作者去评断年轻人,对年轻人是很重要的。” 文学奖是一个标杆,如奥运选手不断锻炼自己,四年一次互相竞技,看到自己水准写到哪里、自己作品是长什么样子。透过“新秀的标杆”,透过文学奖去证明自己达到哪个高度,这其中有一种专业性存在。换言之,文学奖在日益泛滥的发声渠道里,依然是新晋作家的定海神针。 杨隶亚认为,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无论几岁都能参加文学奖,文学始终向所有人敞开怀抱,没有年龄限制,以学生参赛来说,不只能在出社会之前取得一份专业认可,奖金还比在校园打工更多。“我常鼓励年轻作者多多参赛,因为新手特别有‘得奖运’,他们作品中的纯粹,常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敢,让我们看见年轻人是如何打破时代框架,这是最可贵之处。” 蔡晓玲则认为,首先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这应该是比考虑得奖与否、回响如何,摆在更前面的东西。如果是为了得奖而写、为了写而写,散文的话很容易变成为文造情,小说的话也恐怕会过度炫技。先通过散文与自己对话,回到那些深刻的场景中。不是日常琐碎的,而是深刻完整的片段。这些片段有可能是当下的处境,也可能是很久远以前的回忆。但即使是当下的事,它必然是被过去的某些经验所影响的。沿着时间的长河一直往回追溯。 “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你驾着车在一条路上,你看着旁边那条与你反方向的路有无数的车,堵着,而你这条道上并没有车。于是你不断地驶向过去,一边写,一边追问与思考。如果是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或关怀,即使幻化成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还是能触及幽微处,让读的人——不管是文学奖评审或一般读者,也有所共鸣。” 文学的社会价值 杨隶亚说道,如果文学是你的兴趣爱好,你或许喜欢读、喜欢写,其实不一定要参加文学奖,它可以是生活中陶冶性情的存在;倘若你心中向往成为一名“作家”,渴望“出书”,那么规划自己的“创作方向”就很重要了。 这次的文学写作课程最关键是“构思一本书”的诞生,不再只是把累积多年的作品整理集结,她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写“创作计划大纲”,让创作者尝试挖掘自己最关心、最擅长的主题,进而成书——往往这样的作品最能反映“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是我们为何会创作的初衷。 文学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郑诗傧特地提及一本书籍:林达夫妻所著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一群犹太儿童被拘禁于集中营时恰巧跟文学家、教育家一并羁押,他们貌似没有明天,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可以用文学和艺术去点燃最后的希望与艺术火苗。若儿童能幸存,心中还有一丝光,就可以对抗黑暗。 而文学,就是这种光。“侵略家占领一个地方首先一定是残害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他们害怕社会开眼,而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应该让青少年乃至社会开眼。” 相关报道: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活动】动手升级再造把垃圾变黄金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看清医美价值及概念误区 恢复原有自信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纸扎艺术需新血夕阳行业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方志聪教练:跆拳道展现人生态度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在数字时代阅报,鼓励中学生紧跟社会动态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为什么我会被抛弃?”弃婴展“提倡尊重生命
3月前
去台湾念书,是叛逆的选项。念美术系,也是。美术课上不太听话,叛逆。走进没人看好的婚姻,叛逆。30岁开启作家生涯,出发点也是为了反抗什么。 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书,10年来创作不断,她写诗,写散文,画绘本,得过一些文学奖。2024年,马尼尼为发表首部长篇作品《故乡无用》,转身凝望自己的家乡,写的尽是无用的人。 “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没想要迎合谁。”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受访者提供 在访谈起始,把“叛逆”两个字抛给她,她接住了,静默一阵,说很少有人看到她叛逆的问题。说着说着,叛逆几乎贯穿了她的人生走向。 小时候其实很乖的,是成绩很好的那种小孩。听话。不用师长操心。 青少年听中国摇滚,身体里隐隐鼓噪着一种年轻的愤怒,再用画笔抒发。“叛逆是在心理的,跟实际表现相反。一直到高中,我都是很乖的人。” 高中毕业,乖小孩变得乖张。“我要开始面对自己的叛逆。”叛逆是不听大人的话。叛逆也是,明明成绩很好,却背弃人人眼中“更好”的选项,报读台湾师大美术系。叛逆难容于世,往往不是因为坏或恶,而是过于天真。 “我是理科生,班上的人都想当医生、工程师,所以心里有种好像已经没法再跟其他同学聊天的感觉,因为只有我去了一条很不被看好的路。”原因很单纯,“就是喜欢画画。” 没想到大学4年,拥有相同喜好的台湾同学,却也没有要跟她说话。“他们看不起侨生。”没遇到好同学,也没遇到好老师。托着理想飞到远方,学不到半点东西。一个本该教人创作的科系,活生生吃掉一个人的创作欲望。一个毁灭梦想的地方。“毕业后我根本不想再画画。所以我其实很愤怒啊。什么都没学到。” 选择做自己,需要承受很多挫折,“美术系读出来,没有出路,没法赚钱,这些都是要去面对的。”马尼尼为曾在画廊和公共艺术公司上班,也有过到处打零工的日子,偶尔投投稿。“到后来其实也没人看好我的婚姻,我还是去结婚了,就是一种叛逆吧。” 她的婚姻生活,有先生,先生的妈妈,先生的弟弟,接着多了一个儿子。大家住在一起,台北房子小,摩擦多,磨出了她的写作欲望。 很多话想说。用他们不屑看见的方式说。 “我对我婆婆实在有太多的忍无可忍,觉得她跟原生妈妈差太多了,所以第一篇我想写的就是她。从那之后,我想写更多,写了我婆婆,写了我先生,再写我小叔,拿去投稿。” 幸运地,这些稿件被台湾独立出版社打捞,集结成她的第一本书《带着你的杂质发亮》(2013),书本原先有个更直接的名字,叫做《台湾没那么美好》。 在写作里得到解放 总是有很多愤怒。 她从不遮掩心里的恨与不满。是这些东西唤回她想创作的魂。 当了母亲,她写《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2015);恨透了先生,她在诗集《我们明天再说话》(2017;原名《你父亲已经死了》)里“杀夫”;杀一次不够,先生在隐晦家庭3部曲绘本(2019;《老人脸狗书店》《我的蜘蛛人爸爸》《猫面具》)死了一次又一次。 “人都会有不满。或者说,我觉得写作者是一定要有不满,如果我真的生活很幸福、很安逸,我应该不会写作。”平淡的东西,她也不想写。“我写的都是不讨喜的东西,我也没想要迎合谁,我觉得生命再也不会去在意谁的眼光了,已经肆无忌惮,全都不管了。” 她在写作里摆脱现实的禁锢,得到解放。 回到现实,写作始终是被亲人看不起的事。10年没有上班的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喂养家庭。“被看不起是一种感觉,人的头脑会忘记细节,所以我不会去记得谁看不起过我,但有种感觉一直是这样的。”生活最辛苦的时候,也是马尼尼为觉得写作最好的时候。收入不稳定,未来不稳定,因此更要抓紧时间去写,抓紧机会去写。 定居台北这些年,她数次获得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辅助,可以持续有作品面世,包括散文集《没有大路》(2018),里头写她的母亲,她的家乡。6年后,她入围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助计划,有机会出版《故乡无用》(2024),再次书写她的故乡,她的家族故事。 “其实放很久了。我想写我妈妈那一代的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妈妈、故乡都是写不完的。” 故乡是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马尼尼为的故乡有3个。 童年栽在拉美士,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小到整个城镇只有一间华小。全家住在父亲工作的橡胶厂宿舍,9年没接触过一本课外书。四年级,她转校到麻坡,住在阿公阿嬷家,读了很多很多书。14岁那年,妈妈在娘家附近买了一间房,她从爸爸的故乡搬到妈妈的故乡,在渔村溜达着长大。 3个故乡,揉成《故乡无用》里的场景,假假真真。“大部分是真的。”书里的亲戚故里,自杀的自杀,迷信的迷信,发疯的发疯,失败的失败。多是没有学历,没有发达,丑得活生生的,无用的人。 “这也是延续一种叛逆的心态吧。我从没想要自己的作品出现所谓成功的人。当然跟我的处境有关,因为经历过这种不成功的感觉,被看不起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自己能和他们感同身受,也才会去写这样的东西。” 19岁去的台湾,转眼二十多年。在异乡生活的日子,已经长过待在故乡的时光。每年她会回家至少一次,也从未真的想清楚,人究竟要回来,还是继续留在那里。是故乡的力量吧,她说,一个人终究无法在他方生出归属感。 “故乡是一块泥土,它会不停长出东西。是一块野地。野生的。每隔一阵子回去看,它会长出不同的东西。”对写作者而言,“故乡也是我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 作家之外的事 故乡是写不完的,人又怎会没有乡愁。 蜗居台北多年,双脚不着泥土的地方,马尼尼为也找到她在异乡的故乡。 “我的乡愁,可能就用我的猫来填补吧。”在马来西亚,猫是在外面跑的。在台北,她可以养猫,摸猫,吸猫,跟猫一起睡觉。她把猫称作妈妈,称作故乡。“因为它是那么自然。所以我很方便,去到哪里都有一个妈妈。它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乡愁。” 猫总是蹦蹦窜窜在她的作品里。她在诗集《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2019)写自己和猫的爱情。猫是她创作里,不满的反面,是爱。爱不会止于言辞而已。 “我一直拿台湾当局的辅助,有幸可以写作赚钱。我在想,作家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一个人能够每天坐在家里写作,完全不用对社会负责?我是不是要走出去,回馈社会?那我应该关心台湾的什么?” 她关心到了动物收容所。 2021年获得“台湾书写专案”辅助,马尼尼为走进收容所采访工作人员,写就《今生好好爱动物:宝岛收容所采访录》(2023)。期间,她看见很多洞孔,没有人填补。采访结束,她没有离开这个场所,留下当志工,找纸箱,铺纸皮,买饲料,带猫咪看医生,也发挥自身号召力,在脸书专页向大众募资、号召人们收留领养。 一边居家写作,一边闯收容所,心情落差很大。 “是完全的对比。好不容易写了一本书,你看不到任何成效。在收容所待一下午,我做志工能够影响的事,能够改变的事,我能带出一只猫,就改变一只猫的命运,是很实际很实际的。” 台湾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支撑她写作。写作给她面对生活的力量,只要还可以写,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她害怕。如今她也有能力走入台湾社会,用实际的付出带来改变,这会不会换来一丝在他乡的归属感? 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这么看的。 “我最大的惊喜是,文字能够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一个作家,出一本书十本书都可以说是走了很远,但是能够每年募到一笔钱,帮助一百只猫,其实这些都是文字的力量,是我没想到的文字可以带给我的力量。 “我觉得我真的已经去到一个很远很远我没法想像的地方了。” 更多【人物】: 台湾自然文学作家刘克襄/在菜市场里,找下一个写作题材 台湾作家马翊航/边学族语,边写族群文学 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
4月前
台湾作家马翊航是台东卑南族人,父亲来自Kasavakan建和部落。他在距离部落1小时的池上度过童年生活,成长后才有族名“Varasung”,学习族语也是几年前的事。 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更是他在不会写族语的情况下书写的。身为原住民作家但不会说族语,对原住民文学不理解的读者,乍听之下或许有些“不对劲”。但马翊航却认为,对一名创作者而言,这个身分带来的生命经验更为重要。 “原住民文学不见得‘只会’或‘不会’族语,而是关于原住民这个身分。”马翊航说。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黄冰冰 “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走在路上看见不同族群的脸孔、不同文化的街区,好像你可以用很短的距离,就能穿梭许多不同的文化空间。”伴随声音和味觉,各种强烈的城市色彩带来的刺激感,在游走吉隆坡3日后,马翊航笑言每日都处在“感官超载”的状态。 这是他第一次探访马来西亚,但行人在耳语间传来的语言却微妙地熟悉,“马来语跟建和卑南语属于南岛语系,所以有些字相像、有些一样,就像‘Ayam’在马来语里是鸡,我们是鸟。”虽然学习族语是成人以后的事,但对原住民身分的想像,在他的记忆中始于青少年时期。 不要忘记你的身分 首次离乡背井,是马翊航到花莲就读高中之时。这时的他开始接触文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学创作不在课堂作文考试的框架,更可以用来回应自己生命问题。”当时,他曾出席一场与乡土文学有关的文学营队,因指导老师、台湾诗人向阳的一席话有所启发。 “向阳老师对台下的我们说,‘如果在座有原住民学生,请不要忘记你身上有很重要的血液,你要用你的方法为你的族群书写。’我在当下没有举手说‘我是原住民’,但这一番话像种子种在我心里。” 然而,当他在思索与原住民的身分连接,却发现从出生地开始,就有了距离。童年住在距离建和部落1小时车程的池上,除了来自台东建和部落的父亲,母亲这头有初鹿部落的外婆、来自云南腾冲的外公,继母是闽南人。家族间多重族群的融合,让他对原住民身分感到困惑。 “我以前也不会说族语,可是当人家知道你是原住民时,自然会对你有些期待。”每当旁人提及此身分,接下来的提问:“卑南族有什么原住民文化?你有专属的传统服装吗?祭典时回部落吗?”这些问题在他身上,貌似得不到答案。 高中毕业后,马翊航到台北继续人生旅程的下个阶段。离开原生部落看似越来越远,但该如何回应原住民身分的相关提问,他不曾停止思考。 要从家庭开始认识自我身分 在16岁写了一篇身分相关的文字,即便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硕博士读的是台湾文学,但过了很长的时间,马翊航不曾处理原住民写作。“我电脑里都是写作的草稿,有一些题材放了七八年甚至更久,但很多都不曾发表。有一些是没信心,也有更多是关于同志的身分和家里的关系,或许也是还没找到适合的表达方式。” 2019年,他35岁,出版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书名语带谐音与双关。 “山地话”是马翊航面对关于原住民、农夫的小孩、同志等多元身分和语言的探问;“珊蒂化”则是他用载歌载舞的美丽妖娆身姿,书写家族与个人记忆中的原住民与性别经验。 “以前的担心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它有几道门慢慢被打开,所以在《山地话/珊蒂化》要加一个斜线,因为它不是用正面的方式直接去处理族群。”他认为,要认识自我身分得从家庭开始,“我一直在做的,就是将我生命里很多语言族群的接触点,一个一个描绘出来。所以我才在一开始说,到了吉隆坡有很多族群声音的接触点。” 即便出版了和原住民身分相关的散文集,但那时的他仍不懂族语。 发现不一样的世界观 成年后,马翊航才有了族名“Varasung”。而冠病疫情期间全球封锁,这才让他空出时间配合台湾师范大学的进修课程,开始学习建和卑南语。 5月初,他和台湾诗人、作家陈柏煜在诚品生活吉隆坡店举办题为“想像鱼刺刺了一下”座谈。之所以命题如此,源自建和卑南语使用喉塞音。他说:“老师要我们想像‘鱼刺刺了你一下’或‘拿手指压进喉咙’。这样做以后很自然地就发出(音)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想像。” 透过学习族语即多了一个管道,增加与部落或亲友的对话机会。惟他表示对话不单指用族语直接与族人沟通,而是让部落里的人知道在外族人的孩子,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关心部落文化。 而不透过翻译便能读懂族语,马翊航表示偶有惊喜。他从一样的词汇发现部落不一样的世界观,以野生植物血桐树为例,“这个植物被割开后留下的红色汁液像是流血,因而得名。在部落里血桐叫做auvuv,同时也有流血的意思。” Auvuv用在日常对话,更接近‘呵护受伤的人’。在建和部落里,若小朋友受伤时,族里的人就会说“auvuv auvuv”,马翊航进一步解释:“族语跟植物间仿佛有另一种互动的关系,因为血桐这个植物是‘受伤的植物’ ,所以要去抚慰它。” 目前生活在台东建和部落的卑南族人,少于1000人。而能够流利使用族语对话者,大多为50岁以上的族人。马翊航对比不谙族语前,如今更愿意回到部落参与祭典,从中了解当地的生活境况。 “对我来说,并不是因为被一些事情触发后,才转过身热切地拥抱我的身分。我反而想用比较自然、随缘方式……人生中出现了什么是你的境遇,而写作只是把这些境遇写下来。” 重要的在标签底下 人的一生必然伴随许多标签,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某一个群体。马翊航是一名作家,而“原住民作家”是他对外的其中一个标签。虽然他并不排斥被标签,但会警戒出现预先指定的情况。 “例如在我没有学族语前,每当以原住民作家出席文化活动,主办方会问是不是可以用族语朗诵文章,或者有人会说‘你应该要有一个族语名字,”在思考原住民文学时,他认为不见得“只是会”或者“不会”族语,更重要的是关于原住民的身分。 马翊航传递予大众,台湾原住民不只有一种原住民,有很多的部落以及不同的生存状况。有人生活在城市,有人生活在部落,有人不断来回在两者之间,甚至也有人在海外。这些生存状况,或许是受到社会影响,也有国家的介入,但社会时常以“一个人会不会说族语”“愿不愿意亲近自己的部落”视为个人的责任,他说:“很常听见的就是:你不爱你的部落,你不爱所以你不回去。” 他强调台湾原住民的生命历程都不一样,很可能经历了不同的缺损、不同的移动,“原住民的身分包含几个元素不断交织,像是血缘、生活空间、语言表达和生命记忆。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种生命状况当中,所以标签底下的东西才应该关注,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 身分随生命历程不断变动 对他而言,文学写作是一段不断与生命体验互动的过程,“在不会族语前,创作有它的互动方式;在接触族语之后,它又有它的互动方式。” 从青少年到现在,马翊航视文学为梳理身分的媒介,问及是否因此从写作中找到了自己?他表示不会那么快为此下定义,“‘找到了’好像目标已经在了。我觉得目标在了,人的行动就会停滞。火车到站,你下车后就不在这个车上了。” 而写作是一直不断进行的过程,这个“回答的方法”也会随着时间和生命历程不断变化,“身分也一样。我是原住民,我是男同志。对我来说,这个身分永远都在变动。”他认为看到这些变化,远比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更重要,“我不是不为我的群体发声,而是想让其他人看到原住民、同志也有这样的角色存在。 或者是说一个学习台湾文学的人,在里头也可以有这样的风景。” 【马翊航小档案】 台东卑南族人,1982年生。池上成长,父亲来自Kasavakan建和部落。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曾任《幼狮文艺》主编,著有个人诗集《细软》、散文集《山地话/珊蒂化》,合著有《终战那一天:台湾战争世代的故事》《百年降生:1900-2000台湾文学故事》。 更多【人物】: 演员万芳/演出不是最终答案,每天不同的感受会产生新诠释 军事电影务求逼真激烈 ,徐添发:As real as it gets 作家苏伟贞/被贴标签也无所谓 ,是好是坏皆个人想法
4月前
马华作家与张爱玲,两个关键词看似并无关联,在苏伟贞身上却像是一个连接点,究竟两者之间有何关系?身为学者、作家,同时也是老师的她,面对学生请教写作一事,她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报道:实习记者 陈德兆 摄影:本报 陈敬晖 吉隆坡第一国际机场入境口熙熙攘攘挤满了人,好像全世界的接机人都是这般迫不及待。只是接机意味着需要等待,在这等待的间隙总会让人无意识地晃神。可正是这晃神的片刻,苏伟贞便和她的学生林明发走到了入境口前,她步履轻盈,身穿黑色风衣,拉着布制行李箱就走了过来。 载送苏伟贞从机场前往酒店的路上大约一个小时。下机的旅客上了车,一般会趁机在这段时间里合眼养神,但她不是,反而一路都在低头对着手机看。我通过后视镜查看,她似乎在处理公事,一直到达旅店才真正地放下手机。 再一次来到马来西亚,是应依大文学季之邀,以《文学:这神秘的磁场,转换了时间》为题,为在地大学生分享历史如何塑造成文学经典。题目虽看似深涩,却意义深远。其中引用了各不同作家、学者的说法,以及文本来阐释,如童伟格、骆以军、陈思和、北返作家王啸平、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包括她自己的小说《陪他一段》等等。 比较特别的是,这是她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大学演讲。 到香港念研究所 结下马华缘分 从到达马来西亚后的第一个晚餐,苏伟贞便自称是“马华之友”,接下来在依大文学季以及和马大中文系合办的两场演讲上,皆能听到“马华之友”这个代号,甚至在演讲过程中不断提及马华作家及其作品,如潘雨桐的〈烟锁重楼〉、留台马华作家商晚筠的《七色花水》、李永平《吉陵春秋》、张贵兴《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黄锦树《梦与猪与黎明》等等。先不论她与黄锦树、张贵兴等人的交情,从最初要到香港念研究所这一件事情,便可窥看她最初的“马华缘分”。 1986年两岸文化交流开放之际,苏伟贞和她的先生张德模多次前往大陆探亲,过程中亦结交了许多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常常待在一起聊天。如此长期以往的聚会交流,苏伟贞说,“如果有了工作,或许在交流上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于是想鼓励张德模到校教书,但因年龄关系,最终换成自己去念书。 关于选择去香港念研究所这件事,苏伟贞说,“毕竟香港也不远,所以后来就去了港大,那也找到指导我的老师李家树。”与香港大学的机缘,也涉及一位新马学者林绿,苏伟贞更是强调需要记得这个名字。 林绿,原名丁善雄,大学时期就与张错、王润华等人创办《星座》诗刊,后来获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研究所。“他是到美国去学英美文学的,后来在师大教书,也会长期在港大的中文系客座。后来我知道他在那边,就跟他联络,那他就帮我牵线,所以其实是从林绿开始的。” 论文研究张爱玲 开拓“张派作家”概念 张爱玲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应运而生的则是一众私淑张腔的作家。王德威曾在《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一书中指出,张爱玲的文学技法与写作姿态几乎影响了大部分的作家,从而形成了“张派”作家群,这当中苏伟贞便是一例。 和张爱玲的缘分,实际也与写论文有关。苏伟贞说,在书写论文和研究主题上其实也遇到一个问题:基于本身也是写作者,让她一时之间要研究谁的作品成为一件为难的事情。 苏伟贞曾在《联合报》副刊工作,身为编辑,因缘际会与张爱玲通信。虽然张爱玲不怎么回信,但苏伟贞依然会照着自己职务的责任继续写信,这样的机遇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管道。苏伟贞说,“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常与张爱玲通信,也因而对张爱玲的作品较为熟悉,在这样的契机与熟知度下,研究谁、什么文本,貌似就这样一点就通了。” 念硕士期间,苏伟贞研究了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小说,包括《赤地之恋》《秧歌》等;博士论文则开拓“张派作家”的概念,将之导入台湾文坛,后著成《描红:台湾张派作家世代论》一书。然而,对于“张派作家”这一标签,苏伟贞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在乎标签的人,在进入学界之后,我很清楚必须要归纳才好研究,若没有做一个题目来归纳的话,基本上很难展开研究。” 身为学者,标签是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唯有标签,在研究上才能够更好地进一步探讨、分析。但“标签”有时候即意味着局限,“张派”一词仿佛又是两面体,是好是坏都是个人的想法。王安忆与黄碧云,前者不同意自己为“张派传人”,后者亦是反感这样的称号,作家或许都有自己的坚持与看法,包括林俊颕对初期将自己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会有窃喜之感,但后来也表示,若时间久了还是被这类“标签”束缚着,不就说明自己并没有什么进步吗?这仿佛是一种隐喻与暗示,是大部分作家都不愿面对的结局。 但进一步延伸,研究张爱玲或是“张派作家”有何意义?过去提及张爱玲,大部分人都将之抬上神台的位置。在不同的学术会议上,“张爱玲”、“张派”几乎成为了重要的关键词,苏伟贞说,“1995年张爱玲过世,新世纪还会有人谈张爱玲吗?还有人是张派作家吗?这个书写怎么持续下去?”接连几道问题换来的疑惑,也印证了研究主题的时效性。 研究学术就是一路披荆斩棘,不全然是通畅无阻。念博士班期间,丈夫张德模患癌,她一边照护一边念书,直至丈夫去世,原先念研究所的目的也随丈夫离去而渐渐消散。 天稍暗了下来,我若隐若现地看到她的发丝反射着微微的紫光,仿佛岁月的递增并没有消磨那份坚持。一切看似到头,但念书这件事却一直都在持续着。 时代更迭 标签亦会更换 同样被归类为张派作家的还有朱天文,和苏伟贞皆与张爱玲有过一段戏剧性的一幕。 1994年,台湾时报文学奖设立了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分别由朱天文和苏伟贞获得首奖及评审奖;同年亦将“特别成就奖”颁给张爱玲。苏伟贞说,“去领奖时看到我们3个人的照片摆在大礼堂那里,大大的,非常的戏剧性,那一刻简直是人生的巧合。” 从“祖师奶奶”到“张派传人”,3人齐聚在那样的文学盛典上,仿佛缘聚于此,是神秘的定局。 但现如今,传奇已逝,其成就是否还会成为其他作家追捧的榜样,在现在的时代看来似乎不得而知。但若是再将朱天文放置在“张派作家”的作家群里,恐怕早已不合时宜了。苏伟贞说,“在书写程度上,或许她已经超越了张爱玲,有了自己的成就,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她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一时的标签会被将来的标签撕下,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在意这件事的。” 时代更迭,标签亦如是更换着。 写作是教不来的 谈及张爱玲,不免提及关于写作这回事,当问到关于“如何成为作家”这件事时,苏伟贞回复“我的答案永远都是我没有办法教你。” 常有学生会拿着自己“非课堂作业”的作品给她看,但她都会拒绝学生的这一要求,看似无情,却是最真实的教导方式。作为老师,批改课堂作业是责任、本分,但要求看课堂之外的作品,然后告诉学生如何写作是自不量力的。 “写作是教不来的,我都会鼓励他们先去好好地看书,如果有写作的可能,你就会在书中找到一个你会要的东西。” 要写作,读书是本分。苏伟贞坦言,她所认识的作家个个都博览群书,若没有这样的历程,要写好小说是很难的。她也举例,像骆以军《匡超人》并非随意的借代经典,那是必须要看书看得够深刻,才能够借代《儒林外史》的“匡超人”概念及形象,而借代的同时要如何将之变成现代的书写,那就看个人的功力了。 作家苏伟贞简介 台湾台南人。政治作战学校影剧系毕业,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博士。曾任职于军队、《联合报》副刊副主任兼《读书人周报》主编,前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致理科技大学教授。曾获得联合报文学奖、文建会优良舞台剧本奖、国军文艺金像奖、银像奖、中华日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评审团推荐奖、新闻局出版报导主编金鼎奖、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说奖、府城文学奖等。著有《红颜已老》《陪他一段》《世间女子》《旧爱》《离家出走》《来不及长大》《离开同方》《热的绝灭》《沉默之岛》等。 更多【人物】文章: 蔡依霖推动社区营造 串起人、土地、社区的联结 广播人兼作家马世芳/流行歌曲生动捕捉时代氛围 咨商心理师周慕姿/原来我们都把别人想得太强大
5月前
脱离职场后,头脑风暴也好,脑力激荡也好,与我皆属天各一方,互不来往。偶尔会惦记集众思,广忠益也的日子,一群人或数人小组,在一个设定主题、有截止期限,把预定的建模完整呈递,成品毋庸完全交由某人或市场鉴定,只要在过程中探求到彼此间的进取,就是千金不换的劳绩。唯有全程参与,才能细微地体验到里头的各种况味,从合作伙伴变身战友,戳力奋勉而成,就算缪斯缺席,集合不同的脑汁在熔炉搅拌,蓄力接力发力,上桌之际,早已不是一道佳肴那么简单了。 小小星火燎原成大火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微之不慎,星火燎原,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头,我不停“撩”好友庄益安,“你的文字见报率这么高,堆积起来,已经是一道蜿蜒盘旋的罗马路了,还不结集成书待何时呢?”一次又一次诲人不倦游说他出书,最终大家在半推半就情况下拱上了“开工大吉”的牌匾。两人力道淡薄,拥有三四十年编丛书、编杂志经验资深美编陈鸿宝,同时他也是庄益安第一本著作《思念的猫头鹰》的负责人之一,把新书编版的重任交给他,一定是不二首选。 把自己赶上架子的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封尘的笔记型电脑找出来,不卜而知的事,就算让我翻箱倒柜找出来,电脑早已失灵,急急拨电给身在南部的妹妹商议,到底应该拿去修理还是买一架二手电脑呢?在MCO买了两架电脑给孩子上网课的她,主张帮我寻找二手电脑,一个星期之后,收到妹妹委托电脑公司寄来的大邮包,汇上700大元即刻开工。 一个在米都,一个在吉隆坡,最远的那个作者在英国,因为时差关系,不想一旦情急影响彼此生活作息,我和他们协议,不在电话中建立3人群组,大家采用一对一的对话方式,这样更能明确地传达所思所想,让整个进度更为流畅。在花了11个月把这本书编完之后,我代入了英国的时间,终于搞清楚“七上八下”的细微差别。英国与俄罗斯相差6小时,英国与德国、意大利和波兰欧洲区的时距,就像我们与泰国的一时之差。在刚刚过去的3月最后一个星期,英国凌晨拨了快钟,马来西亚和英国相差7小时。进入严冬是再拨慢一小时,变了8个小时的距离。虽是如此,很多时候还是会昼夜不分,有文字需要删改、补充,彼此都会在WhatsApp先以一句“亲”开头,对方一旦有回应,立即切入正题,倾泻急事,大家有如日夜守着电话,通常都不会超过30分钟,就会迎刃而解。 还有一件趣事,我习惯了用繁体,对于简体字的敏感度极低,有好多字体一旦转为简体,很多部首都简化到认不出来,人啊心啊鸟啊虫啊,不是不见了原型就是三变一,搞到我不停画饼、添足,最后交到美编陈鸿宝手上时,竟然变了一堆奇形怪状的乱码字体,大家急如热锅的蚂蚁,再三研究之下,原来除了简体与繁体之外,庄益安写的所有文章都是用手机手写体,所以在数款不同的输入法融合之下,出现异象是完全合情理的,最后靠着陈鸿宝智力,一切化繁为简。 至于为什么会选用《日光.7号书房》,庄益安一早心里有谱,他在英国住址7号,大大小小创作都在这里诞生,所以《7号书房》是一直坚持的原型概念。我犹嫌单调,再推敲点化的字眼,后来想了十多个,包括《7号书房昼与夜》、《酿字7号书房》、《眷守7号书房》,一度我极力推荐用《日安.7号书房》,因为这句可以用在早午晚安的问候语,有着极为瑰丽、华美的画面,但庄益安生性低调,心坎卡在“安”字,觉得有如在用自己名字打书,陷入犹豫之间。 日光日安皆是好 后来,我退一步想,一本书的最后主人是作家本身,若有一丝的抗拒,或多或少都会造成日后内心妨碍,所以割舍了《日安》,但对于“日”字,内心有着固执拘泥的喜好,我喜欢有光有希望的文字,看了之后有一种推动的余味,而不是戛然而止的断句式。一日,忽然之间,忽然想起三毛写词、李泰祥写曲,有河童有稻草床的〈一条日光大道〉,再想起许茹芸情思缠绵的〈日光机场〉,霎时,《日光.7号书房》完整浮现在我目下。 当一遍又一遍地推敲每一个字眼,在浩瀚字海中挑出错别字时,内心是悲喜交加,开心的是又少了一个可能性的错,沉重的是,有没有看漏眼,还有很多埋伏的地雷呢?我开玩笑地和庄益安说“校对那一栏,可以不要放我的名字吗?从来没有人会赞美这人太会校对了,但若有差错,校对者肯定要凌迟处死”,最后我决定自欺欺人地在那栏目上放了自己的英文名字,或许就无人知道是我了。 我试过很认真地对庄益安说,身为你的执行编辑,当你把所有文字写好之后,后续的工作就交由我吧,没有沙石就不够人性化,但我会尽力做好编辑的所有工作,等到付梓成书那一日,你只需在那接受赞美就好,所有好归你,若不幸有瑕疵之处,那些坏有编辑承担,不是我伟大,而是当一个作者,真的真的,不易,格外需要全心吝惜。  
5月前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