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
星洲网
星洲网 登入
Newsletter|星洲网 Newsletter 联络我们|星洲网 联络我们 登广告|星洲网 登广告 关于我们|星洲网 关于我们 活动|星洲网 活动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入世佛教

2022年1月22日,一行禅师在顺化市慈孝寺(Tu Hieu Pagoda)祖庭圆寂,享年95岁。 这位国际知名的越南佛教禅师,是越战时期反战领袖。1966年,40岁的一行禅师到美欧游说各地政府及民间组织停止越战。当时他既反对南越政权的压佛挺耶政策,又要求美国帝国主义者(这是他用过的词语)退出战场, 理所当然被南越政权视为共产党代理人。南越政权就趁他出国后不允许他回国。另一方面,北越政权也不欢迎宗教领袖。结果他有家归不得流落他乡,最终在法国梅村落脚。 2005年,流亡海外长达39年的一行禅师,终于一偿夙愿,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祖国越南。 这短暂回访祖国,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被越南政府查禁的统一越南佛教协会(Unified Buddhist Sangha of Vietnam)反对他的回归,因为这等于默许越南政府严控宗教的政策。 2007 年,一行禅师重返越南弘法。 2018年11月,一行禅师病重,选择回归越南,在顺化(Hue)祖庭顺化市慈孝寺安享晚年,直到圆寂。 今人一提到一行禅师,就会提到入世佛教。 先谈这字眼的由来。长久以来,越南佛教深受汉文化及汉传佛教影响。近代汉传佛教运动里最常派上用场的“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在越南佛教并不陌生。 于1960年,一行禅师已读过太虚大师及印顺法师的著作。当有人把印顺法师的光碟交给禅师时,他说:“这是我最尊敬的法师。”80年代,至少有两本印顺的著作被翻译为越南国语。 人间佛教基本理念是重视现世(This worldly)。一行禅师把越南国语人间佛教(Ngap gian phat giao)里边“重视现世”的概念翻译为法文 “Le bouddhisme engage” 。后来在他的著作:《越南:火海中的莲花》“Lotus in a Sea of Fire”,把它翻译为英文“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或简称“Engaged Buddhism”。从英文再翻译为中文就变成了“入世佛教”。 可见,人间佛教与入世佛教可说来自同一概念——重视现世的佛教。 然而学术界逐渐把两者区别开来。 人间佛教是重视社会服务,即在现有的体制内弥补体制的不足 。 入世佛教是重视社会改革,即介入公共议题、改革体制(反战、反核、反歧视、重平权、重包容等)。此字眼普遍上被用来形容1955年至1975年期间,南亚各地佛教介入政治的现象。 当然,作为非精确科学字眼,学者之间也有各种不同的诠释,也有把两者混为一谈的。 以禅修强化自己协助他人 入世佛教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并非由一行禅师首创。在二战后,佛教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国家建设的现象在南亚早已显现。一行禅师是为这现象提供了一个字眼,也应用这字眼来为他的入世情怀提供理论基础。 一行禅师认为佛教不能只顾自我禅修,必须入世,关怀世间事务。越战时期,越南僧人面对两难局面,即在寺内禅修自了或协助炮火战乱受害者 ?禅师选择两者并行,以禅修的力量强化自己协助他人。这就是后来他所称的入世佛教。 但一行禅师的入世佛教,不仅是要协助炮火战乱受害者,而是要釜底抽薪阻止战争。他远赴美国及欧洲诸国,游说有关政府及民间组织,要他们退出战场。一行禅师在西方广为人知,主要是他把和平运动带到西方。他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反战运动,尤其在西方展开正念与反战合二为一的运动,得到西方社会人士及学术界的共鸣,俨然成为入世佛教的代表性人物。 之所以能得到西方社会人士及学术界的共鸣,固然是因他懂得把佛法的正念应用在追求世间的和平。但无可否定,他通晓法文及英文的沟通能力,成了关键的助缘,赢得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好感,对他的弘法工作及和平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再者,他毕业于美国一流学府哥伦比亚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1970年代更在巴黎University of Sorbonne 当讲师及研究员。这种卓越的西方学术背景让西方人对他刮目相看。他所提倡的入世佛教,也因此在西方世界得到特别的重视。 越战结束后,大批越南难民逃离越南。当时一行禅师曾动用资源为难民提供援助。之后,就不见他有介入或关注任何社会议题,只专注在提倡禅修。 国际入世佛教联盟的创办人素叻(Sulak Sivaraksa)对此颇有微言,两人渐行渐远。素叻甚至当面质问他,禅修是否已成为高档价贵的修闲温泉spa,被资本主义侵蚀了。(详见刘宇光《左翼佛教和公民社会》,180-181 页) 刘宇光对此发表了中肯的看法。他说:“虽然一行禅师是入世佛教一词的原创者,但随着不同的实践者,在不同处境与脉络下所作的思想与行动,而持续展开其新视野与问题,当一行禅师离开越南,长年定居西方,所身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已深异于原东南亚的社会与政治生态,促使他的立场亦在外在环境变化下发生改变,转而重视发展其宗教组织等其他方面”。(详见刘宇光《左翼佛教和公民社会》,392-393 页)
3年前